几位网友的关于牛奶的博文, 勾起一些回忆, 嘛是几曾回首? 这就是, 回想一些以前的事, 由于当时所处环境的不同, 同样的事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回忆, 小孩子往往是只记得”吃”而记不得”打”, 林妹妹记的是无穷无尽的补药和心口痛而焦大记得清楚的一是当年为救主人而喝尿, 第二个被用人灌一嘴马粪可能记不得了因为喝醉了.
对上海而言, 康平路那些八九级干部的孩子, 咋会知道日晖六村辅助工家小赤佬的日子是如何过的, 当然, 高安路那些每月领取几千定息资本家的女儿, 也不可能了解平阴桥拉马桶车家小姑娘每天还得拆纱手套赚个两角三角—勿是伊自家个零用钿, 为的是屋里个开销!
正如网友所言, 沿用的是英制, 所以度量的标准是”磅”, 一瓶办磅, 好像是一角六分(? 记不准, 请指正), 别以为”哇塞, 才一毛六分呀, 这么便宜”, 定一个月要四块八呢, 不是人人吃得起的.
那么, 究竟是哪些人喝得起牛奶呢? 简单地说, 有钱人和病人, 当然这儿的有钱人不是说那些大富大贵人家, 小富小康者, 还是用人均收入来说事.
我的记忆中, 人月均高者当然是全家每个人应该都喝得起, 中等水平 恐怕只有部分成员比如当家挣钱和小孩老人等重点保护对象了, 低收入家庭 只得生病初生婴儿无母奶等等方有可能, 吃救济人家就是很难很难了, 这些都是随口一说, 没有什么统计意义的, 只是说迭个毛估估五块洋钿一个号头对绝大部分人家来讲, 勿是小铜钿. 因为牛奶棚(顺便说一句, 那时大多数人是称之为”牛奶棚”而不是”乳品公司”)的牛奶不是免费供应的, 侬勿给钞票, 管侬几代红五类, 伊拉是一滴牛奶还勿会给侬的.
把话转回我家居住的江南新村, 因为七八级工人的工资在上海, 甚至比一般职员及中学教师还高, 所以人均收入总的来说是不算低的, 所以我们江南新村的牛奶定户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但是在一百多个门洞(号)里, 几乎每个号头都有人家定牛奶, 但是整个江南一村和二村, 只有一位送牛奶阿姨.
说到这位可敬的阿姨, 她的丈夫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人, 好像不是什么技术工种或者级别不高, 总之经济条件不怎么好, 至少是五个孩子, 老大小学和我同过班, 不过很快就留过两级, 迭只小赤佬小辰光留过小辫子直到上小学二年级, 好像才剪掉的, 所以送牛奶阿姨在整个江南新村, 所有人都叫她”小辫子辣姆妈”, 背后全是说”小辫子辣娘”, 老到七八十阿爷阿娘, 小至刚刚学说会说话的黄口小儿, 一模一样的喊着”小辫子辣姆妈”.
”小辫子辣娘”,从我们家搬去江南新村的1957年, 就已经在那儿送牛奶了, 那时似乎不到三十, 每天贼老大清早, 跑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推来一车牛奶, 然后一村二村, 从一号到四十几号, 总共近百个门洞, 一家一家门口放下所定牛奶, 一年到头,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大雪酷暑, 从未间断, 订户们很自然地, 早上起来, 到门口取回自己牛奶, 好像没错过.
”小辫子辣娘”, 文革中命很不好, 不是她家成份或政治问题, 儿女有些不争气, 小流氓小拉三占五分之三, 今儿这个进庙里明儿那个被老派”掐”进去, 到头来老大老二均赶上一遍红,上山下乡去了, 直到老三, 才有了个在上海工厂上班的小孩, 见人就诉苦”阿拉屋里迭两个小赤佬, 真作孽啊, 啥辰光可以出道噢, 哎”. 但, 她的工作, 仍然是兢兢业业, 每天大清早, 一家一家门口地送牛奶., 咋不记得需要另外收费呢? 可能牛奶棚会付她钱的吧.
说到定牛奶的限制, 清清楚楚记得文革前是随便定随便取消, 文革中也许是由于”形势太好”, 不知从哪年开始的限量了, 初生婴儿母亲无奶好像要什么单位证明, 病人得由医生出据证明, 方可定上半磅一天的牛奶, 或者有人放弃他或她所定的那一份转让给你, 所以那时原已定有牛奶的人家, 一般不轻易放弃.
到底她送了多少年, 我不知道, 80年代后期, 出国前, 回到江南新村, 见到了她, 满头的白发, 好像还是管着这个事, 不过已经不是一家一家送了, 因为此时的老百姓, 思想觉悟越来越”高”, 您要是把牛奶就那么往谁家门口一放, 保不齐一会儿就被哪个小浮尸给偷喝了, 所以改为凭牛奶卡到固定地点自己去取.
待九十年代, 听人说, 小辫子回城后没正式工作, 开始摆的小摊做小生意, 那时随便卖个水果百货啥的, 都可以发个当时的小财, 后来就未必了, 小辫子大概此时悔悟了当年的不争气给老娘带来多少烦恼, 据说让他母亲--”小辫子辣娘”过得不错.
”小辫子辣娘”, 现在阿拉自家还老了,此地阿有其他从江南新村来个朋友伐, 衲有印象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