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数学老师（7）

弗里曼轻轻把门关上，然后，坐在我的办公桌前。

他很认真地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通过了数学考试再走？”

我问他：“为什么？你不是一点都不在乎我这堂课的吗？你每堂课都在画花草树木，什么时候想起要把数学课当回事？”

他解释：“不是的，我只是安不下心来。这里的学业对我太重要了，我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是吗，你真的想好好学习？”

“我真的想学好的，但是你走了以后，下任老师不会有你这样耐心的。”

“我相信下任老师会比我教得更好的。”

“老师，你当然会这样说的，但是，你听我说说为什么，好吗？”

“你说吧。”

“我想跟你说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上学。”

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原来，他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母爱，只知道那个上了毒瘾并且失去了理智的女人就是他的母亲。为了这个女人，他父亲倾尽了家里的所有金钱，后来连房子都卖了。在他十六岁那年，他在上高中，他父亲和他母亲离了婚，他就跟着父亲生活。不久，他母亲因为贩毒进了监牢，他父亲也得了大病，做不了工作。他就经常偷偷去卖血帮补生活。他父亲觉得很愧疚于他，在他满十八岁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他并不知道他父亲去了哪里。于是，他再也没有去上学，也交不起房租，就在大街上游荡。从此，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美国的儿童保护法只对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法律效力，而对于十八岁或以上的成年人，就不在这法律管辖之内了。因而，他弃学是完全合法的，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他无家可归，父母也没有责任，也没有人会责罚他的父母。在饿的时候，他就到教堂里吃饭。在美国，很多教堂都是慈善机构，那些流浪汉都是靠这些教堂养的，所以，在美国是不会饿死人的。睏的时候，他就睡在街上。晚上他就找个商店的门口或者公共汽车站栖身，白天起来又去流浪。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后来被社工发现，他就被送到这所学校来了。

他说：“老师，不是我不想学，是我流浪的时间太长了，很难在短时间内安下心来。”

我说：“你应该学会控制自己，刚才你不是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吗?”

他说：“从今以后我会努力的，只希望老师你能留下来，你是我遇到过的所有老师中最有耐心的。”

我承认，我确实很有耐心，而且还不厌其烦。

他这句话最使我感动，他说：“我必须在这里完成学业，因为我在这里感到很幸福，饿的时候有吃的，晚上有一张床睡觉，白天有老师教我。”

听到这里，我眼泪差点流出来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天真烂漫却又吊儿郎当的懒孩子，背后有一个催人泪下的辛酸故事。一顿简单的饭，一张简陋的床，一个普通的老师，都可以使他充满幸福感和感激之情。我还一直以为他是个现在中国正流行着的名词中的富二代或富N代呢。

他真诚地请求我：“你能不能就帮我两个月再走，我决不让你失望。”

他确实使我很感动，他使我感受到我在他心中的位置。

但感动不是做出决定的依据，我安慰他说：“我会考虑的。”

他觉得我并不肯定地答应他，他重复了一遍：“就两个月，我保证，我不再上课睡觉，不再在作业纸上画花草树木，好吗？”

他见我没有作出反应，他停了一下，说：“我想尽快在这里毕业，然后找份工作，等安定下来，就去读大学，学习法律，我想将来当个法官或者当个作家。”

这天晚上，我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天塌下来都可以呼呼大睡的我，也有了失眠的一夜。

我以为我的人生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野，到工厂；从中国，到美国；从少年，到白头；悲也好，欢也好，都经历过了，什么都早已淡漠，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动我的了。其实，原来我的激情，我的感情，我的同情，我的深情，只是埋藏在我心灵的深处，突然某种的刺激，就会一下蹦出我心灵的深处。我想到，像弗里曼这样的孩子，在我们这所学校，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逃学威龙有逃学的各种原因，他们并非都是天生就是无心向学的坏孩子。我觉得我要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做些我能做到的事。

我仿佛我现在就站在人生的立体米字路口，四面八方是继续通往精彩人生的道路，并没有哪一个方向是对的，哪一方向是错的。任何一条道路，都有平坦，也有坎坷，既有艰辛，也有幸福。来美国这么些年，我已渐渐改变了以前在中国时的观念，那就是人生道路的方向，不仅限于正确与错误之分，就像一条一维的数轴，只有正负和零，只能往前或者往回走，别无选择。我现在的人生观，已经是三维的立体，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世界，不再看黑白的故事片，人们不再在单一的数轴上行走。

我不想再考虑那么多，哪一工作更好，哪一工作更稳定，就留下来当老师，真心地帮帮这些孩子吧。

于是在星期一，我告诉西雅图，我决定留下来。我相信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觉得我就要这样做。

西雅图听了很高兴，说：“我马上给人事部写申请，让你转为正式老师。你放心，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批下来的。”

果然，两个星期后，九月二十三日，人事部通知我去签署文件，我从代课老师转为正式老师。当然，这只是个名称而已，工资以及各种待遇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知道，这对于我目前的就业，我作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无论如何都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为了这些孩子，我选择站在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悬崖的可能。

弗里曼真的遵守了他的诺言，上课很专心，做作业也很认真，只是偶然打一下瞌睡，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画花草树木，真有点不习惯呢。

还有几天他就要考试了。他对我说：“十月二十三日是我的生日，我就要二十一岁了。我可以合法喝酒了。”

州的法律规定，二十一岁以下的人士禁止喝酒。

他问我：“你能不能送我一个生日蛋糕？”

听他这么一问，我觉得这是我鼓励他继续努力的好时机，我说：“只要你考试及格，我一定送你一个生日蛋糕。”

他高兴极了，简直就像个几岁的小孩，手舞足蹈起来，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生日蛋糕，老师，你是第一个。”

他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副天真的样子说：“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听到他说从来没有人给他买过生日蛋糕，我心一酸，我决定，即使他考试不及格，我也一定给他买一个蛋糕。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考试的这一天来到了。我送他进考场，我叮嘱他：“好好考，我的蛋糕等着你。”

他笑了笑，露出可爱的小酒窝，天真烂漫而很有信心地说：“我一定考得很好。”

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回到了课室向我报喜：“我及格了！”

他把我紧紧拥抱：“真的很感谢你，我的好老师。”

我高兴的程度不亚于一个父亲当他的孩子考上了理想大学时的心情。虽然，对于很多很多的人来说，这种考试微小得不堪一说，但是，对于一个流浪了两年的孩子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他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也就是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我也和他一样，遵守自己的诺言。我一早起来，跑到唐人街，给他买了一个蛋糕。

他告诉我，他会和他的女朋友好好庆祝一番，享受他这一生中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我还是忘不了啰嗦几句，再三叮嘱他：“千万别喝酒，尽管你已经二十一岁了，这是学校的规定，没有人可以违反。”

说完，我心里在笑我自己，我真的老了，这么啰嗦，他已经不是小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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