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作为李云龙的原型，我的父亲王近山的情感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
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缘于父亲的一次受伤。那是父亲在神头岭战斗中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碰巧是母亲负责护理。父亲一眼就看中了漂亮的母亲，母亲对父亲也是一见钟情。一同住院的陈锡联将军，一看两人郎才女貌，便暗中牵线搭桥。
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那天，父亲骑着大红马来到医院，把母亲拉上马就接走了。当时，年轻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母亲是去结婚的。父亲毫不掩饰对母亲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母亲所打。
一次，父亲率部赶去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母亲所在的医院。这还得了！父亲立刻率部返回解救，正巧遇上日本鬼子的"战地观摩团"。当时通讯设备落后，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眼见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父亲果断部署了战斗，就像神兵天降打得小鬼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战，不但重创了小鬼子观摩团，也解救了被围的后勤部队和母亲。
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父亲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母亲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母亲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
有一次，怀孕的母亲随部队转移爬山，一不留神从山上滚下来，母亲受伤，孩子也不幸流产。为此，父亲心痛极了，发誓再也不让母亲受到伤害。父亲想了个绝妙的方法，为母亲设计了“豪华”的交通工具——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为了遮风避雨，他又在板车四周搭起了棉布帘子，乍一看，就像农村娶亲用的大花轿呢！
那段时间，母亲就坐着这辆“山寨”版的大花轿，很是“招摇”地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路上碰到了，正要为这如此打眼的“大花轿”发脾气，可一听说里面坐的是“王疯子”的媳妇，说了声“哦，原来是王夫人”，就笑着打马走了。
母亲对父亲，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其实母亲原名叫韩秀兰，就因为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山”字，她便冥思苦想把名字改成了韩岫岩。也真为难她，居然一下改出了两个“山”。可不曾想多年后，母亲竟成为压在父亲头上的“大山”！
1953年初冬，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父亲给我取名王援援。虽然我已是母亲所生的第六个孩子，但母亲却仍像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样兴奋，因为我长得特别像大姐苏红。苏红是父母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却不幸于5岁时生病夭折，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痛。
一开始，父亲开心地打量可爱的我，却很快变得心事重重，沉吟良久才尴尬地说：“这个孩子，我已答应送给老朱了！”
原来，在朝鲜战场，父亲的司机朱铁民多次冒死保护父亲，父亲十分感动，便对因妻子患肾病没有生育的司机许诺：回国后再生的第一个孩子就送给他。母亲一听惊呆了，满脸喜悦之情顿时消失，继而大发雷霆，坚决不允：“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孩子送人啦？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提起此事。
大家都以为父亲忘记了此事，其实一诺千金的父亲却又怎会忘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在我两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将我交给了司机朱铁民：“孩子给你了，可以让她跟你姓朱，我每月给你40元钱做她的生活费。”
从此，我多了一个爸爸，并改名叫“朱元”。为了区分两个爸爸，我把他们分别叫做司机爸爸、司令爸爸。后来我的司机爸爸说，当时父亲催他抱我走时，他都有点不敢相信，回首时，看见一向坚毅的父亲眼里竟含着泪水。现在想来，父亲当时一定也经过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后和母亲也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说我被送给司机爸爸做女儿，但其实我和父母并没有分开，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司机爸爸住前院，父母住后院。对于父亲将我送人，我也没有一点儿恨。因为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对我宠爱备至，总是给我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可以说，我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们没有的另一种宠爱。
但是，在母亲的心里却埋下了对父亲不可原谅的恨，从此两人之间摩擦不断。据兄弟姐妹们说，为了表示对父亲将我送人的怨恨，母亲和父亲开始不停地争吵、赌气，母亲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又是吃麝香又是用麝香，因为她听说麝香可以避孕。
父亲和母亲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争吵起来总是互不相让，越吵越厉害，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气得在家里“噼里啪啦”地摔东西……夫妻感情发生裂痕时，总是很难心平气和地交流，怀疑与猜忌也会像毒蛇一样缠上身来。
父亲喜欢跳交谊舞，母亲也曾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母亲就不再陪他去跳舞了。母亲不跟父亲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父亲跳舞。
小姨韩秀荣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对年轻的将军父亲十分崇拜。父亲因为与母亲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小姨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父亲带来了光明和快乐。可母亲看到父亲和小姨一到周末就出双入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父亲与小姨好上了，越来越厌恶父亲跳舞。她说：“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
父亲负过七次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5厘米，这样才能正常走路。母亲竟拿此来讽刺父亲：“别看他腿瘸，一跳舞就不瘸了。”母亲误解了父亲和小姨，她更伤心，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父亲，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父亲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也没有解恨的快感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可是母亲不顾及父亲的感受，她固执而暴躁的做法使事态进一步升级。
母亲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姥姥、姥爷一直特别疼爱母亲，对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于是全家人对父亲和小姨群起而攻之。没过多久，在母亲的投诉下，小姨也被妇联的同志带走，被发落到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医院工作。而且“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父亲太近），越远越好！
对于自己的遭遇，小姨也曾经疑惑过，还给父亲写过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带着一叠沉重的 “生活作风问题”档案，去了偏远的边疆，并在那里扎根成家。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磨难！
从此，年轻漂亮的小姨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甚至都不知道小姨是否还在人世。直到2007年母亲去世，她再次回到北京，和大舅一起向母亲遗体告别，我们才再次见到她，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这一别，竟是整整50年！
而事实上，小姨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父母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父亲见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气愤地提出离婚。母亲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中央领导的重视，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征服父亲、解决问题。母亲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父亲回心转意，屈服于她。
于是，母亲一级级上访，一级级投诉，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应该说，如果父亲当时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
然而，母亲的极端做法，却将父亲伤得体无完肤。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他怎么可能容忍如此伤他的自尊心？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送上了中央！
父亲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党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被母亲一闹，父亲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案”典型。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但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就这样，母亲“挽回”父亲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1964年初，父亲和母亲离婚了。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中央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最终搞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还闹到了毛主席那里。可怜的父亲，没有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坏名声！
很快，父亲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父亲没有申辩、抗争，义无反顾地接受组织安排，到河南农场当他的副场长去了。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么散了。
父亲离开北京之前，孩子们都还在上学。父亲坚持说：“河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你们不要跟着我去了。”于是，母亲带着除我之外的7个子女，搬到了王府井一个叫帅府园的一栋高干住宅楼里。7个孩子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是40元，由父亲供给，母亲掌管。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婚，让母亲恨到了骨子里。可父亲遭到组织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 “解恨”的快感也没有。看着父亲寂寥地离去，母亲的眼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苍凉和失落。我们兄弟姐妹们甚至觉得，母亲嘴上虽然没说，但她心里肯定还在希望着有一天与父亲重归于好……
就在父亲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曾当过父亲勤务员的黄慎荣阿姨来看他。看到父亲的窘境，温文善良的小黄阿姨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父亲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多亏有小黄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曾经身体多处负重伤的父亲才能艰难地度过在黄泛区的漫长岁月。患难中，父亲和小黄阿姨产生了感情，这年10月初，父亲和小黄阿姨结了婚，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下两个孩子。
听到父亲与小黄阿姨结婚的消息，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子白了，喃喃地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母亲当时才40岁出头，完全可以再找合适的对象，但她却始终放不下对父亲的爱与恨，一辈子没有再婚。
虽然身在农场，但父亲魂牵梦萦的还是他深爱的部队。在父亲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的建议下，1968年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坦承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第二年春，“九大”在京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父亲的信面呈给毛主席。不久，中央军委批示，恢复父亲6级（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父亲重新“出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那天，我正准备到学校参加动员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学习班。突然，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过来了。母亲的眼神异常明亮，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小元儿，你爸爸‘解放’了，在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他让你们都去南京当兵哪！”
很快，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来到父亲身边，我到了父亲管辖下的合肥某师医院当女兵。当兵调档案时，母亲出面将我的名字从“朱元”改了回来。对我改名，司机爸爸十分宽容，表示理解。可母亲非但如此，还将“援援”改成了“瑗瑗”，以示我永远是王家的孩子。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母亲对父亲将我送人心中有着多深的怨恨啊！虽然母亲和父亲曾相互深深伤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爱永远是那么刻骨铭心
父亲回到南京军区后不久，不幸渐感身体不适。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经常一大早赶到家里，趁他还在被窝里的时候为他打针，并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但是，一到钟点儿，不管完了没有，也不管你如何劝说，父亲都会立刻上车去军区上班。
父亲生病的消息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母亲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父亲。父亲的秘书接到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来！首长说了，他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母亲很伤心，却又费尽心思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因为这样她就离父亲能近一点。母亲张罗着为父亲寻医问药，却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母亲始终不甘心，硬是来到了南京，和肖永银叔叔联系要求见父亲。母亲的执著感动了肖叔叔，肖叔叔也希望他们能摒弃前嫌，于是，好心安排了一次让父亲和母亲见面的机会。
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父亲带着小黄阿姨正准备入座，一位“了解内幕”的叔叔过来悄悄地告诉父亲：“韩岫岩也来了！”父亲先是感到震惊，随后掉头而去。父亲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妹妹就在他的身边，父亲说他的心脏病犯了，妹妹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了一些，才听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痛苦万分地说：“幸亏我今天没见着，否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当时就会昏过去了！”其实，在父亲的内心深处，虽然母亲深深地伤害过他，但父亲对母亲那刻骨铭心的爱却一直不曾淡去。父亲单独跟我们聊天时，经常把母亲挂嘴边，他总是说，你们的母亲如何的好，并告诫我们：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能选择的，也是永远不能背叛的，那就是你们的祖国和母亲！有一天，父亲在卧室里跟我们一起聊家常，氛围舒适且温馨。忽然，不记得父亲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就冲着在阳台上休息的小黄阿姨大叫一声：“韩岫岩……”这一声忘情的呼喊，把我们都惊呆了！当时只觉得空气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不知所措。
父亲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名字，就像犯错的小孩子一样，红着脸、低下了头。我从来没见过他眼神那么呆滞，静静地停在那里，半天不再吭声。是啊，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名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又一直封存和深深地埋藏在父亲的心底。猛然听到父亲呼喊它，怎能不令人震惊啊！
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磨砺，父亲的性情也似乎变好了很多，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他和小黄阿姨发生争吵。唯一的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小黄阿姨惹恼了父亲，他们在楼上激烈地争吵起来。父亲的暴脾气上来了，我们听到摔东西的声音。我赶紧冲了上去，只见他脱下一只鞋子冲着小黄阿姨扔了过去，小黄阿姨委屈地抽泣着。我赶紧拦住了父亲，真诚地跟父亲说：“爸爸，别生气了！小黄阿姨也挺不容易的，你就多念她的好吧！”父亲居然一下子温和了许多，马上停止发火。这一幕令我动容。父亲已吸取了与母亲婚姻悲剧的教训，学会了宽容和隐忍。
就在我们跟着父亲生活得和和美美之际，父亲的病情却开始变得严重。南京军区总医院决定对父亲实行手术检查，腹腔一打开，发现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他的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1978年5月10日，一代将星陨落，年仅63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等送来了花圈，邓小平亲自审定悼词，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父亲担任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父亲病故后，母亲悲痛欲绝，她非常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却被告知遵照父亲的遗愿不许她参加，母亲因此一度精神恍惚，整日以泪洗面。后来，父亲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了能经常去陪父亲“说话”，母亲又从上海调回北京海军总医院。我也复员回到北京，在商务部上班，又与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住到了一起。
母亲见我年纪老大不小了，却还没有结婚，便四处张罗给我物色对象。在母亲亲自把关下，我与北京某机关的一位干部相恋并迎来了幸福的婚姻。此时的母亲，性情比当年变化了很多，好强的她，开始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每次我和丈夫闹点小别扭，母亲虽然很疼爱我却从不袒护我，总是劝我想开一点，宽容一点。我丈夫总是说，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慈母，当年竟会和父亲闹得那样惨烈。我想，这大概是几十年来母亲对自己婚姻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的结果吧。
1980年，我怀孕了。当时是高龄产妇，又高度妊娠中毒，整个过程十分痛苦，不堪回首。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流产先兆，当时在海军总院当副院长的母亲把我接过去休养、调理，天天带着我看医生，陪着我打针、吃药、保胎。产后第三天，护士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了一眼孩子，整个心就全被她占满了。有了做妈妈的感受，我真正体会到母亲反对父亲将我送人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连带着筋、穿透神经的骨肉之痛啊！当年，母亲为了争夺我，一度对我的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十分怨恨，更是极少与他们来往。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母亲也大彻大悟了，不再怨恨他们，还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一起照顾我，帮我带孩子。母亲还说她的房子大，让我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都过去住。于是，我们全都住到母亲家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在大家的呵护下，我的女儿渐渐长大，顺利升入大学，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模特。
母亲一天天地老去，1986年，母亲从海军总医院离休。母亲的时间宽裕多了，就经常将我们兄弟姐妹叫到身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讲过去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母亲常常流露出懊恼，后悔当时的固执和冲动，她始终不承认她跟父亲离了婚，还说她从来就没见过他们的离婚证书。母亲的家里，一直都挂着父亲的那张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的彩色大照片。母亲还将自己一张彩照放大到和父亲照片一样大，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每逢过年的晚上，母亲都要做上一大堆好吃的饭菜，摆在父亲大照片下面的桌子上，点上一炉香，再摆上一副给父亲专用的碗筷和酒杯，絮絮叨叨地跟父亲说上一阵儿悄悄话，才开始吃年夜饭，年年如此！
有一次，母亲和我们正在山南海北地聊着天，忽然就犯煳涂了，说道：“不跟你们说了，我该给你爸爸做饭去了。”还有一次，母亲听说王家列了祖宗牌位，她便说她是父亲明媒正娶的老婆，要大哥去把她排在王家的牌位里。大哥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只好敷衍说已经给她排了位，她这才安静下来。
2007年6月，母亲的病情恶化。临终前一周，母亲挣扎着要到父亲墓前去祭拜。我们兄弟姐妹怎么劝阻都拦不住，最后只得开车将母亲送到了八宝山。下了车，母亲的情绪特别好，竟不让我们搀扶，自己走到父亲墓前。母亲给父亲献上鲜花，一手轻轻地摩挲着父亲的墓碑，深情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近山，近山，我最亲密的朋友，我马上来陪你了。”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二哥陪着她有说有笑，还趁她老人家高兴拍了几张照片。母亲忽然铿锵有力地说：“王近山是我的好朋友、好战友，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王近山去了！”这是母亲所说的最后的话，作为子女，母亲的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感慨和震撼啊！
6月的一个凌晨，母亲静静地走了，终年86岁。听闻噩耗，我和二哥冲进病房，抱头痛哭……母亲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父亲的墓紧紧相邻。每年的清明和父母祭日，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拜祭。母亲去世两周年的祭日，我们兄弟姐妹又来到父母的陵墓前悼念父母。看着母亲和父亲紧挨着的墓碑，我顿觉百感交集：母亲和父亲前半生爱得轰轰烈烈，后半生却因爱生罅隙以至反目。如果当初多一些宽容，也许他们就不会分离！现在，他们终于在天国团聚，历经了人生风雨，他们一定更加珍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