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与党 2
朱雨心
所谓“教”，就是一套审美观、或一套价值观、或一套行为准则、或一套世界观、或一套伦理道德，等等。最普通的表述，应该是：审美观。“教”，可以有鬼神，但是，不是非要有鬼神。例如，有人称：儒教。儒的审美体系是没有鬼神的。有鬼神的“教”，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建立令人信服的公理体系，从而不得不借助鬼神。“教”与“学”的区别在于：“教”，是不可以有异议的，只能崇拜。任何对“教”的异议，必然导致“教”的分裂。“学”，是可以有异议的。对“学”的异议，通常导致“学”的发展。人无法质疑鬼神，所以，凡有鬼神的审美体系，都是“教”。同样一套审美观，可以是“教”，也可以是“学”。例如，可以是“儒教”，那就只有崇拜，没有质疑。也可以是“儒学”，那就既有认同，也可以有异议。所以，可以有“共产教”，也可以有“共产学”。（我还是很照顾人，给出路的吧？）。“教”与“学”，各有各的用处。套用孔子的用语,大致上应该是：中人以上从学，中人以下从教。
政教合一,有狭义的政教合一,与广义的政教合一。狭义的政教合一，主要指政府强制推行“标准的意识形态”。广义的政教合一，主要指政府强制推行“标准的生活方式”。美国不是狭义的政教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世俗政府。但是，美国存在广泛的广义的政教合一，这是民主制度造成的（这个问题我早在《一代人的追求》中已经论述了，这里就不重复了）。今天的中国是狭义的政教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世俗政府。但是，中国的广义的政教合一不如美国更广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国在摆脱狭义的政教合一，以及建立法制与法治的过程中，应该恢复自己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不要盲目效仿美国、进而走向广义的政教合一。
一夫一妻制,在中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但是，在美国却不是。一夫一妻制，本是基督教的传统。早期的美国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异议。是先有传统习惯在前，次有政府确认在后，又无异议，没有任何“强制”，所以，就当时的美国而言，一夫一妻制不是政教合一。那么，时至今日，美国的组成已经很多元化了，应该放弃一夫一妻制，实行自由婚姻。如果坚持一夫一妻制，那就成了政教合一。
共产教的思想意识，毛主席早就总结的很好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共”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共”必然认同“造反有理”，而认同了“造反有理”也就自然成了一个“共”。尴尬的是：今上是“党”。造反，只能是反党。这个尴尬正是共产教国家的一个最根本性的矛盾。共产教国家许多内在的矛盾与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都是由这一个最根本性的矛盾主导或衍生的。
所以，在中国，反党是自然的，因为从小学、中学、大学，教的就是“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实际上，教的就是反党。所以，在中国，人人都反党，越是好学生、越是受教育程度高，越是追求进步，也就越反党。这是共产教国家最基本的一个特殊的国情。
网上流传莫言2009年9月在德国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最后说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本文注：就是藐视国王）也许并不困难，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这最后一段附在本文后，供参阅）。
莫言语焉不详。是说歌德那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呢？还是说我们像歌德那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呢？歌德对国王行礼，是出于歌德内心的愿望。歌德就认为应该对国王行礼。歌德那样做，根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哪里需要什么“巨大的勇气”？中国人的传统是君君、臣臣，对国王行礼，那也是理所当然，与歌德一样，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巨大的勇气”。
然而，莫言想说的，其实很清楚，无非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要对今上“党”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莫言想说的，没错。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学校里教的共产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反党，是理所当然，没有心理压力；向“党”行礼，却是与理不合，“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莫言的话，反映的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特殊的国情”。
莫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其实是表面现象。准确的，应该是：“随着离开学校的时间的增长”。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对事物才可能开始有正确的认识。人们或许不禁要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就把人教好了呢？这也是共产教国家“特殊的国情”。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对国王行礼，都是自然的，从小就知道，几乎是一种本能，根本不需要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有共产教国家才会有这种困扰，而这种困扰完全来自于共产教国家的特殊的教育。它的特殊在于：反自然规律，反人类文明，无法与现实世界吻合。越是好学生，越是自认为追求进步的识字份子，就越难摆脱学校教的谬误。莫言如果还是现在这个年龄，但是，刚刚中学毕业，他一定还是会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
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苏联一夜之间就“变天”了，说什么：更无一人是男儿。这只是情绪的宣泄，并没有说明任何道理，无助于人们认识其中的原委。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变天”呢？事物的发生有偶然的因素与必然的因素。从偶然的因素上讲，人的主观愿望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那么，若有什么“男儿”或许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必然的因素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不是主观上做“男儿”就能改变的。所以，要想不“变天”，就要认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仅仅凭借个人的主观愿望。
从偶然的因素讲，碰巧，戈尔巴乔夫，是个书生，是个理想主义者，骨子里头认同“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本来就是戈尔巴乔夫下意识中的预期。而碰巧，邓小平，不是个书生，从来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骨子里头就不认同“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尽管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最多只认同特定的“造反有理”，例如，造国民党的反。毛主席其实比邓小平更书生气、也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所以，毛主席更认同一般的“造反有理”，就是造一切统治者的反，包括共产党自己。因此，毛主席才会提出什么“继续革命的理论”，主张每七、八年搞一次文革。在思想意识上，毛主席更象戈尔巴乔夫。如果，六四时，不是邓小平当政，而是毛主席那样的人当政，中国很有可能会“变天”。当然，现实中的毛主席，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尽管毛主席在思想意识上非常的理想主义，但是，在政治上，毛主席却是个实用主义者。
从必然的规律上讲，苏联之所以“变天”，而中国之所没有“变天”，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苏联的教育远远比中国更发达、更普及。所以，在苏联，反党的人的比例远远比中国的高，反党的人的积极性，也远远比中国反党的人的积极性高，这就是因为：受教育越多越反党呀。所以，我们可以推论：随着中国的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中国反而会越来越不稳定，中国“变天”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这不是因为识字份子“追求进步”，或是容易受什么“西方精神污染”的影响造成的，而是因为识字份子所受的“造反有理”的教育。设想，如果学校里教的是三纲五常，那就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西方精神污染”也罢，“外部敌对势力”也罢，都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使“西方精神污染”或“外部敌对势力”起作用的，却是共产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因为，这种“造反有理”的 “革命道理”必然否定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就是所谓“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必然导出“破四旧” （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逻辑。一旦认同了这个“破四旧”的逻辑，那么，这里的“四旧”，可以是两千年旧，也可以是二十年旧，也可以就是昨天的。具体地这些“四旧”是什么，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造反有理” 的“革命道理”， 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鄙视、否定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昨天以前的历史与传统，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样的国家、民族，没有自豪感、没有凝聚力，在文化上成了一个侏儒，从而失去了与其它文化自主交流的能力。而所谓的“代表先进文化”，只不过是“破四旧”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所以，共产教“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所导致的“自我鄙视”、 “自我否定”，必然使国家民族解除精神武装。结果是：除非自我封闭，不与外界交流，否则，必然在文化上处于劣势。这个文化上的劣势，不是因为传统文化是否有劣势，而是共产教“自我否定”造成的。所以，共产教国家，在文化上必然被外界所征服， 从而必然导致思想意识上容易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操纵，精神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控制。被解除了精神武装的国家、民族，有再先进的飞机、大炮，再多的核导弹，都没有用。共产教国家，受教育越多，越是被解除精神武装。苏联的教育远远比中国更发达、更普及，所以，精神武装就被解除的越多。这就是苏联之所以“变天”的另一个原因。
毛泽东时代一些红色文化的自我膨胀的假像，固然填补了部分文化与精神空虚，一时成为精神武装的源泉。 然而，其一，中国文化与精神的空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红色文化造成的。其二，红色文化是反动的（反自然规律与反人类文明），弊远大于利，即使有一时之效，也无法持久。其三，这种红色文化的自我膨胀的假像，完全是靠内部没有言论自由，外部没有文化交流来维持的，没有真正的生命力。
共产党要防止苏联那样的“变天”，不是靠某些人的主观愿望，而是要认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共产教“造反有理” 的“革命道理”，才是苏联 “变天”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强化共产教的意识形态，是饮鸩止渴。只有反共，才能救党。。（未完待续）
朱雨心， 2015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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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莫言2009年9月在德国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的演讲的最后一段（网上下载，未经考证）：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