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与党
朱雨心
反共难，难于上青天。现实中绝大多数自认为反共的人，实际上却恰恰是共产教的原教旨主义份子,就如我在《一代人的追求》中的《坏了歌》描写的那样：
世人都说文革坏，惟有破除四旧忘不了。
世人都说文革坏，惟有造反有理忘不了。
世人都说文革坏，惟有政教合一忘不了。
这个现象是由共产党的特点所造成的。共产党是由“共”与 “党”两部分组成的。 “共”是意识形态。“党”是政治组织。在中国传统里，“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古人主张：君子不党。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现代西洋人的“党”，英语称：party。这个叫法类似汉语的“会”的意思。中国人的习惯，以前也都是称“会”，例如：天地会，同盟会。现在的“党”的用法，是从日本引进的“日货”。
现代西洋人的“党”，只为竞选。各个党的主张大同小异，既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组织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但是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这一点类似传统的帮会。但是传统的帮会，大都出于社会下层生存竞争的需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求诉。而共产党却是由强烈的意识形态求诉主导的。在“共”与“党”这两部分中，“共”是主导的一方。如果做个形象的比方，“共”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党”是这个人的肉体。
陈伯达当年排定“四个伟大”的次序，认为:“伟大的导师”当列首位，依次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分别是：教、政、军、党。陈伯达把“教”排首，这非常典型地表达了共产党的特点，以及共产教国家的特点。在共产教国家，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据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说：自己本是师范出身，自认可做“导师”。然而，陈伯达与毛主席都错了。毛主席既然成为共产党朝开国之君，“四个伟大”中，其余三个伟大多少还说的过去，唯独“伟大的导师”却是名不副实。（关于这一点，日后有空将在《四个伟大三缺一》中另议）
今天自认为追求进步的识字份子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例如：专制、独裁、不民主等等，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也是不民主，那么与共产党比有什么不同呢？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只是政府首长与军队首长，不是精神领袖，也不是帮派头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其它国家的统治者，也有不民主的，也都是政府首长与军队首长，不是精神领袖，最多有一些兼任“党”的头领。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以及今天其它国家的统治者比，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共产党有“教”与“党”。所以，政教合一，才是共产党的最本质的特点，也是共产党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只有认识了共产教国家政教合一这个根本特点，才能理解或推测共产教国家的一些现象与规律。例如，中国自由还是美国自由？其实，在大多数方面，中国比美国更自由。美国政府是个高度法治的世俗政府，对人民的管治远远比中国政府更彻底、更全面、更有效。这从很多方面考虑，其实是不好的，只能做参考，不能盲目效仿。中国的传统，人民的自治程度很高，人民拥有的自由，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例如，今天的美国，人民没有婚姻自由，必须是一夫一妻，完全无视许多移民并非基督教徒，也非来自传统一夫一妻的民族。这与自由、人权、平等、以及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而传统的中国，人民是自由婚姻，只要当事人愿意，可以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养小老婆，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只养小老婆而不娶妻，女人出嫁，男人入赘，等等，完全取决于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选择。在共产党朝，尽管也没有了婚姻自由，但是，传统的自由习惯仍然存在，在许多方面的管治都很松散，警察也远远不如美国的警察有权威。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缺乏法制与法治。然而，在言论自由这一点上，美国是完全的自由，而共产党朝的言论自由，不但与美国根本不能相比，只怕也不如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时代，当然，在改革开放后，言论自由已大有改善。共产党朝的言论自由的问题，不是因为不民主，而是因为政教合一，因为，受言论自由直接冲击的，是“教”，而不是“政”。（这个问题我早在《一代人的追求》中已经论述了，这里就不重复了）。改革开放后，言论自由的改善，也不是因为中国变得更民主，而是因为中国从政教合一向世俗社会的转变。等到中国从政教合一完全转变成了世俗社会，那时，即使仍然没有民主，也会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未完待续）
朱雨心， 2015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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