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几分莫名的忧伤。这,也许是我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烙印,也许是气质所致,或许,是遗传了爸爸的基因。不过呢,最近几年我已经变得刀枪不入了,变得开朗乐观粗线条,虽然洞察力还是那么细,超级敏感,感知力很强,但是基本上算是神经大条的没心没肺了。也许,是今天户外阴雨湿冷的缘故,也许是因为昨天我写了几段不知所云的散文,也许是我读到了某人的心底。其实,我也说不清楚,真正可以说得清楚就没有味道了。生活,不能是白水,也不能不清澈。好了,我又要大发诗兴写不知所云了,不,不,不是此时,深更半夜,因为白天铲雪时兴致高此时异常疲倦,不能够敷衍地写。写,需要灵感和激情,也需要合适的时间段,此时不方便。那么,找一篇旧文,我的回忆,还没来得及读一遍往昔写了些什么,就贴在这里。(这里有姐姐,爸爸妈妈,有我,有。。。)
你读我的文,请不要把自己放进去,以免拔不出来。教你们一个好的读文的办法,很享受。先把这段音乐打开。莫扎特,德彪西。。。
(图片是我现在的家的后院)
大家都是普通人,周围没有什么人会更高尚,也没有什么人更加低贱。没有豪华汽车,也没有小时候常常见到的马车。人们的穿着和精神面貌大体一致,比文革时期的丰富多彩些,也没有象现在的天津那种等级鲜明的差别。我生在一个普通人家,过着普通人的日子,除了天津,北京以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以为生活就是每天上学,下课,做功课,披星带月,以为所有的所有都是现在的现在。
大年初几我不记得,只记得那一天上午,有人敲公寓的门,我和爸爸妈妈在猫眼里看,猫眼里是位女人。打开门,一位身穿裘皮,个子高挑的女郎。她的妆化的很重,却十分淡雅高贵,适度的装扮十分讲究。她高高的声音,俨然标准的普通话,并且用高几度,充满自信的声调说:“叔叔过年好!”。爸爸把她请进了大屋,我见到不认识的客人自然会回避。爸爸忽然推门进到我的房间,问我那个女人是谁?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妈妈也进来了,爸爸问妈妈她是谁,因何称自己叔叔?(这种称呼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妈妈说:“那不是你侄女薇薇吗?”。爸爸说那不可能,怎么如此摩登的女郎会是自己的侄女?哥哥和嫂嫂是老革命,一向朴素踏实,自己记得那几个侄女的样貌,不会象从法国电影里走出来的明星。妈妈忽然间意识到冷落了客人,于是赶忙回到大屋。二姐告诉爸爸,那就是薇薇。爸爸的表情木讷且半信半疑地跟着妈妈去接待客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永远那么清晰。那是爸爸一生里最强硬的一个决定,也因此改变了姐姐的命运。很多的回忆,我不该记录下来,即便记录,也不能够全部写出来。不能写得很清楚,所以你看不懂。我懂。
那个樱花盛开的季节里,那个人面桃花的岁月,就这么一片一片地被风扫落,慢慢地枯萎,和在泥土中,慢慢地腐烂得分辨不清。这就是黄土,很传统的土地,生长着传统的理念。封闭着自己的门,让时间慢慢地啃食着布满青苔的池壁。
爸爸,用它坚硬的钢盔,防水的制服,捍卫着这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古语。
薇薇的谈吐,很“洋气”,气质也十分洋气。在她的面前,我简直觉得世界上的女孩都是灰姑娘。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同这个观点。看得出,她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另一种家庭。我在愣神儿期间,她问起岚怎么不在家?她从小和我的大姐一起在北京长大,一起玩耍,所以彼此感情很深。她请司机开车来,是专门来看岚的。那个年代的人,最多乘火车,不大会有人坐两百公里的汽车而远行,况且她晕车晕得很厉害,她的手腕处皮肤被自己掐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天姐去单位值班,所以爸妈派我领路去姐的单位。
在姐的单位门口,远远地看到姐身着绿色呢子大衣,长发披肩。姐一向是周围几公里内的美人儿。我平生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姐姐的美和她的气质,在这位我没见过的堂姐面前,显得那么黯然失色。她也不一定比姐的五官更突出,因为姐面部的轮廓在华人里算十分鲜明的,高高的鼻梁足够象欧洲女人。而这位神秘亲戚会使蓬荜生辉,姐就像她自己身上穿的那件绿色大衣,充当了一片绿叶。这些心里的话,我从来没敢对姐姐透露过,很多我心中的小秘密都始终难以启齿,也羞于拿出来分享,甚至我鄙视自己去八卦很多生活中的细节,所以我的习惯是不谈心中事,只谈寒暄碎语,在人前一向是客套和虚伪的车轮子话,偶尔也会加上几句争论,多数时我会随声附和,或者沉默不语。但愿哪天这篇文字被姐看到不会把她气晕。嗯,看在人生不长的份上,就原谅我的不敬吧。我只想怀念一下父亲,怀念一下他一生中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错误决定,怀念一下他的武端,怀念我逃离他无端强硬的性格后,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心中的懊悔与无限的内疚。。。
两人相见都异常兴奋。岚在我眼里是大姐姐,总是那么大,她也比我个子高很多,薇薇姐更高,更成熟,此刻感觉岚变成了妹妹,变成了小姑娘一般,让我看着心生惊讶。正在愣神,薇薇姐说要带我们去利顺德饭店吃饭。对了,车上还有司机,还有一位薇薇的日本朋友一起围坐在餐厅里。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天津居住的都是市民阶层,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都是居家过日子的人,没有谁比谁更牛,没有谁过着更离谱的生活,不如说我所接触的都是平民,所以对于这个城市还有个大饭店,究竟大饭店里是什么样子,什么人会去住宿,谁会在里面用餐,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想到自己会走进那个圈子。总之,一切对我而言就象梦一样地不够真实。
我不记得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因为很多事我听不大懂,隐隐约约知道薇薇很快要去日本,去日本的政策要紧缩,薇薇想带岚一起去,所以要在一个月内把申请表递交。我知道岚特别喜欢薇薇,也愿意跟随。那个年代中国还很落后,人们当然不想错过这种出国的机会。薇薇让每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大家分享。因为我傻傻地,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就对其他细节观察得很仔细。司机推让说自己不饿,就只点了一碗面,当时很不理解。吃完饭,服务生说总共两百元,那时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几十元。司机在服务生来之前就说要去洗手间,一去就很久,薇薇轻蔑地说了句什么,然后从钱夹里掏出几张美元,那个日本人把她的手挡了回去,说让女人付账很丢脸,于是付好了账单,大家等着司机回来。司机回来了,满脸带着歉疚,连连说不好意思。大家起身准备出门,薇薇说要给叔叔婶婶买点礼物,那就买点面包带回去吧,因为他们当天还要赶回北京所以没时间出去购物,于是在这家饭店里买了两个长面包,几个小圆面包,总共三十元。我好奇地看着她,也看着这香喷喷的面包(那时我没吃过也没见过这么香喷喷的新鲜面包),感觉一切都那么浪漫。
薇薇把我和姐姐送回家,就回北京了。爸爸见到我和姐姐,声色严厉地质问姐姐:“ 薇薇找你干嘛?”。姐说要带自己去日本。爸爸一听说女儿要出国,脸色更难看,大声地威胁姐姐:“如果你敢去,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 这句话爸爸在姐姐面前说过两次,两次都奏效了,因为姐姐是孝子,听话顺从的女儿,所以在爸爸的强势和恐吓之下低头了,两次都面临人生道路的抉择,于是两次的屈服都决定了姐姐的人生轨迹。记得爸爸在我面前也耍过这种大刀,威胁我断绝父女关系,我的个性很逆反,不怕他的这一套,可是他却转眼用了苦肉计,我就心软而服从了(接下来我会粗略地描述一下那件事情)。
爸爸妈妈看着三十元的面包,丝毫没有感恩的心情,应该感谢侄女千里迢迢来关心自己的女儿,感谢侄女不惜花银子买这么昂贵的面包,那是一种给予者的心意。可是爸妈都说薇薇打扮得像个妖女,手指甲涂成灰色(80年代的人无法接受这种异类),长长的假睫毛,还奢侈地买这本来不值钱的什么西人的面包。 其实,他们对薇薇的敌意,来源于他们对她外表打扮的不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她要来掠夺自己的女儿。爸爸妈妈一生中最怕的就是女儿离开自己的身边,所以我们都不允许到外地去读书,甚至不允许去外地旅游,连北京这么近的地方也不准去。
我并不想评价出国好与不好,但是那毕竟是人生是一种体验,多一种选择。这个世界之大,只有当自己跨出自己的庭院时,才看得到,感知的到。那其中的艰辛与所得所失,都是无法用尺子来度量的。尽管我不知道岚如果当时不顾爸爸的阻拦,毅然跟随了薇薇的脚步,今天她会怎样,至少不会有第二次被爸爸逼迫而匆匆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的那一幕出现。以岚的那种奋斗而不服输的精神,在异国土地上,她会活得比现在的她眼界开阔。
薇薇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后来去了美国,在夏威夷遇到了她后来的先生,一位在大学里的华人教师。记得96年我去北京工作时,家里人说薇薇的先生写了几本书,正在国内出版。薇薇的丈夫比她小十岁,她是中国人里很不从众的一支奇葩。
利顺德大饭店,在我工作以后的经历里,已经不算是什么,因为那时常常出入这些酒店,出入天津所有的高级中西餐厅。那时,被人请客吃饭已经成为一种应酬和负担。想不到这家曾经让我感觉神秘不已高高在上的建筑,后来在我的生活中不屑地成为一个普通的快餐厅,甚至不如,因为在我忙碌的那几年里,最最盼望的是能在家里吃妈妈煮的西红柿面汤和爸爸熬的白米粥。但是这家饭店的餐厅里,一楼的大厅里,却环绕着我几次难忘的回忆。
(这是当年的利顺德大饭店的样貌)
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月薪只有两百多元,在分配到国企的同学里,我的收入算最高吧。爸爸怕天会踏下来,整天愁眉苦脸地为支付水电费而发愁。当时父母的收入仅仅够日常的简单开支。我的月薪不够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我看不下去爸爸那种愁容,更不喜欢当我没有随手关灯时听爸爸的抱怨。所以决定拼死下海去闯荡,以解决爸爸在经济收入上的担忧。
记得那一天去参加一个面试,之前我去发廊吹了头发,没想到理发师给我的头发吹成当时流行的,前面上翘的一种很俗艳的型。看了我心生厌恶,怎奈也没有办法。这家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在深圳投资,老板在凯悦饭店亲自面试员工,要招聘的职位是英文教师。我坐在大厅里,看到很多女孩来,其中有一位比我的气质文气几分,相貌十分美丽的女孩,她的打扮雅致得体,她看着更像位教师,所以我猜她会被聘用吧。等待期间,有陌生的中年男性会来搭讪,我觉得好奇怪,也有点不高兴,因为自己的头发惹的祸吧,却并不懂得一个年轻女孩端坐在饭店的大厅里纹丝不动,会给人误会其等待的目的。记得其中一位是仁川某韩国大公司的老板,我不想提及这家公司的名字。过去,年轻时我最恨的是中年男性,他们好色而不遮掩,无耻而贪婪,没有道德底线。我鄙视这些人,心里同时也会很受伤害,被无缘无故地搭讪绝对不会带来愉快的感受。面试时阵势很大,好几个人,其中有那位第一次面试我的中年女人,她特别有女人味道,有让年轻女孩倾倒羡慕的那种风韵。老板是很高傲的人,问了几个问题,我晕晕地回答了,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不是对方想要听的内容,还记得他说月薪是600元。我不懂这个数字在90年代初在深圳是否活得下来,据说给的不多,但是如果在天津这个收入就不错了。年轻时的可爱,那个年龄段奋斗时可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深浅,不懂得惧怕。
回到家,过了几天,中年女人告诉我顺利通过了面试,让我准备上班,进入深圳的“进圳证”也帮我办好了。我不敢相信这种结果。既兴奋又有点胆战心惊,因为有人说下海就是下火海,也许会被淹死。深圳是令我向往又惧怕的地方,我怕去了会学坏会堕落。究竟怎样堕落也不懂,只是听人说女孩子下海要当心。这种恐惧比出国前的那种忐忑还要多百倍,因为孤身一人,我没有去过陌生的城市。爸爸听说此事,立刻对我说要断绝父女关系。他想把女儿拴在自己的腰带上,这样心里才踏实。他害怕失去亲人的那种失落和痛苦,同时他没有安全感。他看我不吃他那一套,不怕他,就装做血压高,那几天他的同事都来家里探望他,当时我吓坏了,生怕把爸爸气病,我知道血压高算大病,所以拒绝了那个职位。后来二姐告诉我爸爸用的是苦肉计,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教育女儿诚实做人的老爸自己却会做出不诚实的事情。这一次对我的伤害很深,我对爸爸有了成见。老爸不成想,这一次我屈服了,等待他的是更远的离别,不是天津和深圳的距离,而是远隔太平洋的万里之遥,并且即便他想来看望女儿,这个枫叶大国都不会轻易地发给他一张“进加签证”。 生活有时很讽刺,人生经常会跟我们开大大小小的玩笑,让我们惊讶地目瞪口呆。
十五年前的秋天,我拿到加拿大签证。只有五天的离境期限,我匆匆地去见我曾经的他。彼此平日里没有什么交往,却在分别时必须要道个别,这是怎样的心态,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觉得有义务告诉他,他也想见个面,他的公司在附近,所以就选了这家饭店 --- 利顺德。记得,他坐在对面的椅子里,面容更加英俊成熟,一如既往地那么淡定从容安静。他缓慢地问我问题,我依然像从前那么轻松快乐地回答,一向安静不语的我在他的面前总显得活泼天真,真不知道为什么。在活泼的人面前我反而会很安静无语。他问我几年后才能再相见,我说明年吧。他看着我,大大的眼睛里又一次涌出了泪花。。。我看着他笑,说几个月后我会回来探亲住一段时间。他的泪光仿佛在暗示一种沉重的永别,我不懂为什么他总是那么柔情伤感。在他的面前我从来没有哭过,一直都是笑容,轻松的玩笑,却在背后流过止不住的泪水。其实他是对的,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这一别就是十五年,之后都阴差阳错地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不想再次重逢吧,我猜是这样。我呢,性格又很高傲,不肯低头,不肯放下我的自尊,这种个性使我和他从始至终无法走进真正的生活,只停留在琼瑶的小说那浅层的浪漫里,无数人羡慕这种情节,却不知道我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和苦楚。嗯,这就是缘分。我不为此遗憾,从来不。
爸爸和妈妈在机场送行时,也一直是笑着的样子,他们从心底祝福我们。他们后来的思念和孤独失落,从爸爸的寿命上,从我2000年见到他的眼神时,我是看得到的。怎奈人生没有回头的路,走出来就得坚定地走下去。你捆绑住的,永远是捆不住的某一天;你惧怕的,永远是要去面对的某一刻。拼命挣脱后的结局,是令每一个人伤心的一种失落。
这个饭店的餐厅里,还弥漫着夜晚的温馨,那位香港的“童安格”第一次被引见来见我,他为了好友“崔健”而来,我们三人共进晚餐,旁边依然是那几个乐手,和他们投入的样子。小提琴,和大提琴的萦绕,带你走人梦境,把现实隔离,抛在脑后,尽情地陶醉在这夜晚的昏黄之中。浪漫的故事,一个又一个地开始。。。
爸爸的局限,使他在樱树里躲过了花谢的日子,却不期地迎来了一片又一片火红的枫叶之秋,在他望眼欲穿的沉默中,慢慢地消耗掉了自己生命中最孤独的日子。。。。。。
我为骨肉分离的人们,献上一束鲜花,献上我的愧疚和无法解说的无奈。低着头,继续走该走的路,继续着我对人生的解读。进步,必然要付出代价。你,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