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学科语言褒贬
05-24/2010
人类的知识是由两种语言来进行描述的，精确语言和模糊语言。
精确语言，归根到底是借助“数”，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例如，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科学，都是借用“数”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的科学。实验室是科学工作者们的研究基地，他们通过实验室得到的是什么？是Data，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我注意到，中医废止论者们，最根本要坚守的就是他们以精确语言为基础对知识进行“科学”描述的理论。一切不尊从此规律的理论都是“不科学”，或者“伪科学”，要淘汰，要废止。
模糊语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被国外的语言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与模糊数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国内对模糊数学乃至模糊语言的研究大概开始于本世纪七十年代。有人说：“1979年伍铁平先生在《模糊语言学初探》中首次将模糊理论引入我国”，（见申雅辉的文章“略论模糊语言语义”）。
我接触到这个概念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模糊语言论的研究在国内的兴起，模糊语言的概念被引入中医理论的研究。所以本人在1984年的国内某中医刊物上发表了《谈中医语言的模糊性》。
那么什么是模糊语言呢？相对于精确语言来说，模糊语言是利用形象的描述，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的语言。杨光荣先生在他的《模糊语言学：从定量到定性》里边就提到：“模糊语言对事物进行定性，精确语言对事物定量”。
比如高矮，胖瘦，寒热，虚实，表里，就属于模糊语言。就其每一句话的含义来说，它的准确程度是较低的，但是若干模糊语言经过人脑的模糊思维，就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甚至比精确语言带给人的信息更清晰。因此梁兰芳等人著文称《模糊语言，精确表达》。
举个例子，用精确语言描述一个人：40岁，女性，身高154厘米，胸围95厘米，头发的最大弧度是270度，最小弧度是20度，鼻梁高2厘米，眼睛宽2.5厘米，嘴角宽4.5厘米。看了这些，你能清楚的想像出这个人的模样吗？相反，如果这样描述，某中年妇女，矮个子，体胖，烫发，大眼睛，高鼻梁，大嘴，虽然这里使用的是模糊语言，但是此时，这个人的相貌反映到脑海中会比精确语言描述得更清晰一些。这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精确语言表述的是模糊概念，模糊语言表述的是精确概念。人脑是模糊思维，接受模糊语言，不同于电脑，电脑是精确思维。
中医使用的是模糊语言，而医学，作为“自然科学”，在“科学”工作者看来，它必须使用精确语言进行表述，而不能用模糊语言，这就是中医一直以来被人们废止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医与西医理论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的原因。
究其历史原因，“文是基础医是楼”，“半个秀才就是医”，“秀才学医，笼里抓鸡”，中医理论的知识是以文学语言进行表述，以思辨方式进行研究的，也就是说，学好中文就能学好中医。几千年来，中国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所以俗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中医的鼻祖张仲景就是弃相而从医的。这种习惯沿袭至今。在电视上讲中医的曲黎敏，多么受人们的欢迎啊。其实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医古文教研室教中文的，由于古文基础好，于是就成就了她的医学之楼，你看，她把中医讲得头头是道，不单理论，包括治疗，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老百姓非常有帮助，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们也望尘莫及。我想因为大陆的政策使然，她可能还拿不到中医师执照，因此她尚缺乏实践，否则她很可能成就为一个“大医”，“良医”。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中医是否是自然科学；第二，用模糊语言研究人体生命现象，这是否“科学”。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中医是一门人文科学，应该用人文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发展，我想另文再谈这个问题。这里主要想褒贬一下用文学语言，模糊语言表述生命现象的问题。
（一)中医模糊语言藵
正如所说，“模糊语言，精确含义”。虽然模糊语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现时代，我们还离不开模糊语言。不仅医学如此，所有“科学”都离不开。就跟电脑不能代替人脑一样，多么先进的电脑也要有人来操纵，中国神五上天了，还不是杨利伟“开”上去的，人脑的思维就是模糊思维，它接受模糊语言，进行模糊思维，得出的是精确的结果。
你能够想一想，你现在的手是放在什么角度的吗？你知道你说话的时候，你的舌头是如何运动的吗？你知道你走路的时候每一步是几厘米吗？从数学的角度给出“精确”的回答。
我们的模糊思维，迄今为止我们自己也无法对它们进行彻底的“定量分析”。
所以我说，不要动不动就说“不科学”，“伪科学”，“国际标准”，先看看它有没有道理。
中医所表述的理论是一门定性学科，不是定量科学，因此无法使用精确语言。这当然牵涉到中医理论的内核，天人相应关，整体观，阴阳辩证观，五脏系统观，思辨的方法是否可取等等问题，将另文表述。
（二）中医模糊语言贬
语言学者对模糊语言的理解是，它较为“宽泛”，具有：概括，笼统，多义，歧义，委婉，含蓄等特点。（参见《模糊语言，精确表达》，作者梁兰芳等）。
正是由于这些语言特性，使得中医理论的每一句话也具有了概括，笼统，多义，歧义，含蓄等特点，甚至文学的比喻，夸张的文学描写特性。
千百年来，中医流派纷呈，各家学说纷纷涌出，这固然与生命现象的多级多路调节有关，也与这种文学的模糊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关。所以钱学森教授提出，发展中医的第一步，就要用现代的，通俗的语言表述中医理论概念。
1，概念过于笼统
阴阳是一个中医用得最多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复杂，在不同的地方，代表不同的意义。但是很多时候都不加任何解释，这使得学习中医有的时候就是在寻找这个词在某个地方的特定意义。
逻辑学在使用某个概念时，如果觉得其外延太宽，可以用增加内涵的方式加以限制，使该概念变成为外延比较窄的概念。
比如，“人”这个概念，如果用国别加以限制，可以分为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如果用性别加以限制，可以分为男人，女人；这样，人这个概念的外延就缩小了。
又比如，“生物”这个概念，增加形体微小，构造简单等，就可以使它变成为“微生物”，这样一个外延比较小一点儿的概念。微生物包括致病微生物与非致病微生物，其中致病微生物有很多种，结核杆菌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生物可以引起结核病”，这就太不准确了，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应该说结核杆菌可以引起结核病，这就准确了。
阴阳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当说明某一个具有阴阳的属性，而外延比较小的概念的时候，应该增加内涵。理论中医在说明问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经常笼统地仅用阴阳两个字，读者要仔细揣摩，才能明白，作者到底在说什么，也有的时候，根本琢磨不出来其中的精确含义。再加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经典著作，后世要“注”，“解”，“栓”，“释”，流派纷呈。
例如，说明人体机能亢进意义上的“阳”的时候，可以用“邪火”来表示。朱丹溪“阳常有余”论中的“阳”，当指这种阳，而朱氏未加说明。若言人体的正常机能活动和物质基础，可以用“真阳之气”来表示。张介宾的“阳常不足”论中的“阳”，当指这个“阳”，张氏也未加说明。以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所谓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与张介宾的“阳常不足，阴本无余”论之争。
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人体体质，所造成的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属于多极多路调节现象。朱丹溪也并非要砍伐作为人体正气的“阳气”，他说，“相火乃元气之贼”，是指病理的相火，是失常的“阳”，是亢进的功能活动；张介宾说的“相火乃人身之动气”，是生理的相火，是正常的功能活动。他们是在不同的侧重点上谈论人的生命现象。
举个例子来说，病毒性感冒，单纯用抗病毒的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会好；单纯用增强免疫功能的药，也慢慢会好；有的医生认为什么也不用做，多喝白开水，人体自愈功能也可以帮助自己慢慢好起来。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感冒发烧，自己在自己的小药箱里找到几片阿斯匹林，吃两天慢慢就好了，你说阿斯匹林是帮助你抗细菌病毒了，还是帮助你增强免疫功能了？它不就是帮助你调整了一下生理状态，让你有一个比较好一点儿的内环境，以帮助你自己的恢复吗。
中医所言，“气有余便是火，液有余便是痰，”，汪昂在《医方集解》中解释说：“气之亢而为火，譬犹民之反而为贼，贼平则还为良民，而复其业也，火退则还为正气，而安其位也”。也就是说，杀反贼可以平乱；劝反贼回家“复其业”，“还作良民”，也可以平乱。
朱丹溪似乎在兴兵伐乱以平反；张介宾似乎在作贼人，甚至贼人的家属的工作，让他们回家还作良民以平乱。这两种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可能是可行的。
在古典医籍中，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分析一下下列两句中的阴和阳的内涵：
“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第一段中的阴阳，泛指自然界各种矛盾事物相互对立互根依存的属性。
第二段中各有三个“清阳”和“浊阴”。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清阳”，指的是从上窍和皮表发散出去的代谢产物中的轻清物质；第三个“清阳”是指充实人体四肢的轻清的营养物质；第一个和第三个“浊阴”，指的是从下窍和六腑排泄出去的代谢废物中的重浊物质；第二个“浊阴”是指藏于五脏中的重浊稠厚的营养物质。你看同样使用阴阳这个词，有时候代表营养，有时候代表废物，只是因为它们一个性质轻清，就被称为“清阳”，无论他是营养还是废物；另一个性质重浊，就被称为是浊阴，也无论它是营养物质，还是代谢废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著作，不同的章节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外延，即使在同一段文字中也或许有不同的意思，这种概念的运用方法，是中医的特点，也是缺点。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学习中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寻找中医模糊语言所表达的“精确含义”的过程，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想这也正是钱学森教授之所以说，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中医理论的原因之一。
2，过于追求文学语言的华丽，对仗，简练
古典医籍一般不用定义的方式阐述概念，但是在阅读的时候，又会觉得某些话似乎是对概念下的定义。如果仔细推敲，又会发现，是不准确，不完整的定义。 例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似乎是在对虚实下定义。王冰注曰：“夺，谓精气减少，如夺去也”。好像是说，邪气强盛就是实证，正气虚弱就是虚证。但是《内经》也曾经有名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任何疾病都是邪气的侵犯和正气的虚弱造成的，哪一种为实证，哪一种为虚证呢？
丹波元坚在《素问识》中说：“邪气之客于人体，其始必乘精气之虚而入，已入，而精气旺，与邪俱盛则为实，如伤寒胃家实证，是也；若夫及邪入而客，精气不能与之相抗，为邪气所夺则为虚，如伤寒直中证是也”。这才是对实证与虚证比较全面而确切的解释。
也就是说，疾病过程中，邪正双方是处于矛盾斗争的动态变化之中的，当邪气虽然强盛，但是正气亦不虚弱，邪正俱强，剧烈交争的时候，邪气的强盛为主要矛盾方面，这种情况就是实证；当相对而言，正气虚弱，无力抗邪，无论邪气是否强盛，这时候正气虚弱是主要矛盾方面，则为虚证。简而言之，邪正俱强为实证，正气虚弱为虚证。
再比如，“气有余便是火，液有余便是痰”。它强调了正气与邪火之间的关系，正常的津液与痰邪之间的关系，说明邪火是由正气演化而来，痰邪是由正常的津液而化生的。但是语言说得太绝对了。第一，邪火和痰邪不是正气和津液有余的产物，而是病态的正气与津液，是正气与津液代谢发生障碍的产物。因此，有邪火的病人也可能同时正气不足，而非正气有余；有痰液的病人也可能同时津亏，而非阴津有余。第二，病态的气不一定全都变成邪火，病态的液也不一定全都变成痰液，还可能生成“气滞”，水，湿等其它的病理产物。所以，不如说，火是气的病理产物，痰是液的病理产物，可以减少一些理解中的误差。但是就文学语言来说，这就不如“气有余便是火，液有余便是痰”的说法来得醒目，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和思维，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让后世去琢磨吧。
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些漂亮的对子，念来琅琅上口，意思也深奥玄妙。“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系真阳”，中医基础理论第一堂课上王宏图老师引用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中医。有一些话虽然有点费解，如果不叫真，仅用文学语言来看它所表达的意思，也是蛮有道理的，所以几十年来也是念念不休的向学生们传授这些道理，很少提及它们作为“科学语言”存在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这曾经是我，作为一个初学者曾经存在的问题，也是其它的“科学工作者”，和不学中医的人存在的问题，更是中医理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谓“怎么说怎么有理”，同一句话，有不同的解释，栓，注的原因之一。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本来认为有问题的话，听来听去，说来说去，大家都这么说，就变成了道理，而且似乎不这样说，就不是“真”中医。 作为文学语言，中医的许多“理论”，都是用漂亮的“对子”表达的。“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气有余便是火，液有余便是痰”，就是很工整的上下联，就差横批了。其实类似这样的对子作为医学理论的表达，它的意思是含混不清的，只因为它过于追求语言的华丽，对仗和工整，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有一些中医著作，语言过于简练，也给后世造成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争辩余地，造成“于无字处去推敲”的现象。
3，文学语言的比喻，夸张
比喻和夸张在文学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譬如，怒发冲冠，偷天换日，铜墙铁壁，五体投地，削足适履等等，这些“物质外壳”的“思想内容”与词语表面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此，语言学家们编出《汉语成语词典》来说明它们的出典，意义以及应用。
中医著作也是这样，所以人们说：必悉其理，不可守其言，甚至说：于无字处去推敲。我一直不能理解，这又不是鲁迅的“人血馒头”，让人们去推敲它的含义，这是医学理论，有话为什么不直说呢？没有字，还让人们去推敲，那就会想出混乱的不同意思的结果来。
《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这句话的合理内核被后世多所引用，是中医治未病的经典语句。但是如果仅从字面分析，于理是不妥的：难道高明的医生只治没有生病的人，不治已经生病的人？难道有了病再吃药就已经晚了，倒是应该让没有病的人去吃药吗？且渴而穿井对解渴固然晚了，斗而铸锥对兴兵伐乱固然是晚了，但是病成而药并不晚，否则岂不是得了病就没治了。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讲道理的时候加上一些夸张和比喻就更加形象，生动，不是这样吗？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处方”。
“生姜加茶，气得医生满街爬”。
这些形象的说法，它们“科学”吗？不过是在强调某些食疗的道理。
4，语法问题
谈到语言就难免会涉及词法与句法，有时候由于词法与句法的不严谨，理解起来也有困难，不免要费许多话去栓释，才能找出其中的合理内核。
《伤寒论》：“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对这个“荣弱卫强”如何理解，给后世留下许多空间。用现代话来说意思其实很简单，风邪在“卫分”尚强盛，正气奋起与邪气抗争，阳热郁结于卫分；同时阳热内迫营阴，造成汗出而使营阴虚弱“。这样的含义用”卫强营弱“来表达，是不够严谨的。
“卫强营弱”，是一个联合词组，由“卫强”，“营弱”，这两个主谓词组组成，这两个主谓词组的主语都被省略了，只用“卫”，“营”，这两个地点状语来代替。“卫强”的主语是邪正，“营阴”的主语仅是正，如果说“卫分的邪正俱强，营阴的阴液已伤”来表达，或许更准确一些。中国的文学语言比较追求语言的四六句，不大注重语法是否严谨，这也是造成中医理论含混模糊的一个原因。
5，语言的一词多义
“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内经﹒生气通天论》），这里的足，曾经被理解为脚，即，吃得太油腻了，脚上长大疮。后来人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吃得太油腻了，脚上会长大疔，别的地方不长呢？有人解释为，“足以”使人长大疔，也有人说“足”乃是“足以”，而非“脚”也。
一位美国卫生科学院的华侨博士三十年前在北京中医学院的一次学术讲座上曾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中医掺有不少带哲理性的名词，这使中西医在学术语言上有隔阂，即使我这样比较熟悉中文的老华侨也有隔雾观花之感”，他希望用最有效的语汇向国内外专家介绍中医理论。
说到底，我还是想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了，钱学森教授的理想该实现了，用现代语言解释中医理论，发掘它的合理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