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作家，笔名胡美丽，首任文化局局长、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1991－1999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员兼台湾文学讲师，2004－2012年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及研究学者，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她对两岸三地人民观察细腻，以此为材的名作有《野火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
人物周刊：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人物周刊：南橘北枳。
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么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多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人物周刊：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到台湾"立法院"里上演的闹剧，漫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龙应台：台湾现在是有一个危险，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在降低。2000年政党轮替，人民是抱有较高的期待，以为民主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台湾，然后陈水扁让大家失望。到了2008年，民众又有一个期待。到现在，大家对政治好像淡漠了、心灰意冷了。回想台湾自80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而且民主确实有用，比如说"立法院"的存在。虽然它给了我们行政部门极大的压力，我常常觉得虚耗的时间太多──花7分的时间去耗，只为赚到3分的时间安静处理政务。但我仍要说：如果没有"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今天公务员对编写预算都战战兢兢，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立法院"这个"找碴部队"在虎视眈眈。（附记：我也亲见一位市民手执家用摄像机，在车站广场拦下交通部长，站在他的对面讲述自己被造路拆房的遭遇，同时对着部长拍摄。交通部长站着听了5分钟，大致听完，交待秘书处理。）
美国现在对它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非常多的检讨。我们常常会搞混，检讨跟否定它、不要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人没做好或者做得不够好？
人物周刊：最近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专访，你讲到美国民主做得比台湾好，好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毕竟有两百年的经验。他们的选民比我们的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媒体比我们的稳重。
人物周刊：你有一段"剥洋葱"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后，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后，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我猜，你是想说，身在其中，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15年、20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人物周刊：套用您书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你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你对你现在所处的这个集体怎么看？
龙应台：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我身体里有儒家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位子上一天就会尽一天的职分，扮演一个"肝脑涂地"的苦工。可我骨子里还是文人，我身体里同时存在虚无和怀疑。舞台上，镁光灯下，我再怎样微笑、活跃、进退，我心里有个东西是冷到极点、空到极点的。
人物周刊：在安德烈那本书里，你写道：只有经受了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当权力在手，腐蚀你的机会多不多？
龙应台：呵，不多吧。腐蚀我的机会很少，催我走的机会比较多。你如果熟悉我的作品，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绝对不会腐败，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空"。
人物周刊：卸任之后会做什么？在北大演讲，被问梦想，你说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会去旅行，只是还没找到旅行的伴。
人物周刊：两个儿子长得那么英俊，跟他们走在一起什么感觉？
龙应台：就觉得上天待你很厚。他们爱你，虽然爱的方式很不一样。生下菲利普的时候我38岁，是高龄妈妈，有一天在医院里被召集去开体重超过4000克新生儿的会，到那里一看，天哪，我像祖母一样！那里都是二十多岁的妈妈。我哺乳整整两年。我觉得，和民主一样，爱也在于实践，在于生活的细节。因为曾经做过蓬头垢面、把屎把尿的妈妈，所以现在说爱，爱母亲也好，爱孩子、爱朋友、爱台湾也好，我是有底气的，扎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