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八岁

那一年我十八岁


作者：谢盛友


那一年我十八岁，刻下青春的痕迹。那一年，家乡的茶园小学由于校长患病，缺少老师，我当了半年的代课老师。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五年级的语文课。校长不在学校，校务由教导主管，他经常跟我开玩笑：“小谢，应该是你主管，不是吗？校长病了，你代校长的课，应该也是代校长了！”

教导喜欢开玩笑，后来校长回来，我就“失业”了，回去生产队干活。

我们的生产队长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堂哥每年都被选上，后来他不愿意干了，队员们选我当生产队长，我便从“代校长”成为“代队长”。

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二十多年前刚到德国时，看到公园里男男女女一丝不挂地裸浴晒太阳。矣，叹一声：海南人穿衣服躲太阳是享受；德国人脱衣服晒太阳是享受。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地富反坏 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 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分子”，也 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 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海南岛由于是祖国的前哨，十六岁至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是义务民兵，我当年还是民兵排长，每个民兵排长都拥有一支冲锋枪，配有二十四颗子弹。枪支和子弹由公社 的武装部注册登记，每年检查，若无故少了一颗子弹，排长要“偿命”。我农闲时没事就擦亮冲锋枪，可惜，从来“英雄无用武之地”。

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没过多久，获邓大人恩准，恢复高考，我没交白卷，考上了大学，总分成了海南岛外语类状元，因家穷没钱买棉袄，填报志愿不填北京大学， 第一志愿报中山大学。还好，不然不认识现在的太太，现有贤妻良子、享受天伦之乐，有失有得。只是到了海外，有时开会看到来自北大的很牛，什么“北大是思想 家的摇篮”，什么 ......

心里就倍感不舒服：“你们不就是比我多一层棉袄？”
之后的日子就跟你们一样了，没什么好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