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我在美国呆了将近九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国内。因为时差，睡觉自然不会很好，第二天一早五点来钟就醒了，把老婆孩子暂抛宾馆房间内，我自己出门走走。清晨的北京，路上有几个稀少的行人，有的公交车似乎还没有开出首班。我随意地乱走，看路边摆小吃摊的人开始架起桌子，锅灶。我使劲呼吸，怀疑说北京空气不好的人是不对的，我觉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确实有某种气息，混杂着清晨的雾气和些许粉尘，是我所熟悉的。它没有让我难受，没有让我咳嗽，而是让我感觉亲切。真的。
白天到了，跑到北大去旁听北大历史系今年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原本和一位同行相约,在这里见面,不想他的小孩略有发烧,全家在出首都机场的时候被体温探测器探知,当场作为“猪流感”嫌疑被请进一家宾馆,隔离审查了一周。因此，虽然看见他的名字放在桌上,人却不见，只是电话通知了北大。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不知是谁说过，“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在这个国家，从事件变成历史地标，又从历史地标变成神话，又从神话变成被祛魅的对象，今天在它在它的发源地将如何被讨论呢？在北大，我发现，对五四的讨论已经很细化了，也就是说，宣读的论文进入了很微观和具体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五四作为整体如何定性呢？似乎钱理群写了一篇文章，然而我没有读过，会上的学者们在对话中偶然也涉及对五四的总体评价问题，但很快，就有人提到，最高层已经宣布，“五四运动的本质是爱国主义。”一锤定音，学者就无需饶舌了。其实，很多年以前的最高层毛泽东，早将五四定位为“反帝反封建”，不过放到今天，“反帝”让人听来觉得时代错乱，“反封建”有点底气不足，确乎不如“爱国主义”这样永远正确。有时候，与会学者们居然也会几次提到1989年的运动，这令我有点始料未及，但看周围人都表情泰然，我猜想，这种学术讨论上，偶尔提到1989大概也不是什么禁忌。
不过我觉得这些看似著名的教授的基本礼貌修养其实是不够的，在别人宣读论文的时候，听的人会接听电话，交头接耳非常厉害。研究生要提出一个问题，看得出是很小心翼翼，而教授只对同事的问题认真一点，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根本不放在眼里。休息的时候，听到一个北大历史系的80后硕士研究生正在和中央党校的一个年轻的副教授讨论赵紫阳，副教授对他的提问也回答得很认真。后来蒙会议组织者之邀，我也混迹在与会者中参加了午宴。邀请虽不很盛情，午宴却正中我下怀，自然从命了。席间我正坐在那位副教授旁边，就顺便问他是不是读过一些海外出版的关于党史的书以及他的评价，他对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对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也觉得相当不错，我问起《中国六四真相》，他说没有听说过，后来我才想到，我说的是英文版的标题《天安门文件》，如果说《中国六四真相》，也许他是知道的。
北京的变化就不用说了。可是十多年前那个我时常出没的五道口，没有了。那时的老式百货商店，新华书店，外文书店，那些烤红薯的，烤羊腿的，卖菜的，都不见了，变成了很现代的大商场，只有五道口工人俱乐部和东升派出所还在，提醒我地方到了。新的变化当然好，但我还真是比较怀念过去的那个五道口。在美国的时候，收到一个国内的图书公司的邮件，是专门把书卖到国外图书馆和研究者手中的，其中一个销售代表，替我找到了几本旧书，还愿意和我们一家见一面，于是我们在所住的一家大学交流中心和他们见面。图书销售代表带来了她的男朋友，一个在“央视”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四人加一小孩去了大名鼎鼎的万圣书店喝咖啡，然后他们领我们去了一个连锁素餐馆，我们聊得还是挺好，那些菜倒不太记得，况且我也不算喜欢形荤实素的菜。现在想起这对住在一起而又没有结婚，一起在北京奋斗的外地人，充满梦想，也有沮丧，不禁想起《蜗居》，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被房子困扰。
老婆的朋友全家请我们在东来顺分店吃火锅，这里的经历和接下来的银行经历，让我感觉国内的服务比较形式主义，其实并不算好。在东来顺，去的时候正逢开门，女服务员们列队鼓掌朗声背诵“东来顺，是我家，ＸＸＸＸ靠大家……稀里哗啦！”吃饭时每人发一快热毛巾，这本来是比较人性化的，但后来老婆想找服务员再要一块的时候，就被告知要加1元钱，加1元自然可以，但那种很好的感觉被破坏了，不知为什么一个大店会计较这一块钱。我在国外也端过盘子，觉得再用一次需加一块钱真是不可想象的，不如直接要小费爽快。我们在住的交流中心餐厅点京酱肉丝，提供的豆腐皮显然只够包一半的肉丝，找服务员要，又被告知，加１元钱。在北大的图书馆，有些资料你是不能自己去查的，要工作人员替你从库里拿出来，这也要收１元钱，开架的资料，如果你用数码相机拍，也明码标价的。去银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吃了一惊，因为该银行竟然派一两个小伙子站在进门处，对顾客说反反复复地鞠躬，说，“欢迎光临”，不知是劳力过剩还是热情过剩。但等到真正兑换的时候，里边的职员就开始刁难了：必须要用身份证——我没有带，只有护照——护照是外国护照吗——不是，是中国护照——中国护照只能是国外的领事馆发的；或者是外国护照——我的护照是省公安厅发的——不行——为什么——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结论：外汇管理局只接受外国护照和中国领事馆发的护照，以及身份证，各省公安厅签发的护照等于废纸。于是换人，老婆是外籍，符合外国护照的规定，但是要填一个表格，表格上要填在中国的电话号码（不知道游客怎么办），中文姓名（不知没有中文名的老外又怎么办）于是只能把北京那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充数填上去。老婆犯了一个错误，和银行职员说中文，于是反反复复纠缠不清，甚而至于要质问你名字为什么是这个字，但一旦你用英语和银行机场职员打交道，态度立即好得多，效率高得多。老婆的结论：在中国办事，要尽量说英语。带着一肚子气出门的时候，小伙子照例地鞠躬：“欢迎下次光临！”
我回到了自己长大的城市，见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学和同事。以往我常常读到的回国记中，总记载有作者以前的同学如何发达，腰缠万贯亿贯，招待自己以香车宝马，山珍海味，按摩洗脚，环肥燕瘦，令在海外多年的作者们惭愧不已，自责连连，感叹半生蹉跎，一世蹭蹬，恨不能立即回国报效，投入火热的生活……然而我既不牛，同学也没发，同学无从炫富，我也没有自卑。有一个高中同学Ａ，当年是很理想主义的，他曾经有三个理想：开一个工厂，办一所学校，拍一部电影。第一个理想，他实践过，生产纸巾，后来关门了，我没有问过为什么；办学校，我和他一道折腾过，后来没有做成；拍电影，他自己中文系毕业以后确实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小段，但既没有成为剧作家，也没有当上演员。他又折腾开酒吧，但酒吧开着开着，那一片被政府拆了，事先也没有什么通知，他又下岗了。大概这个经历让他觉得还是政府厉害，就咸与维新，加入了政府。他现在是一个公务员，任职市政府办公厅，还有点小职位，虽然确实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当然，没有背景可能会让他继续升迁有点困难，他自己也明白。回国前，我常常和他在网上聊天，他经常看海外网站，如多维，万维等，还和我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不过，屁股决定脑袋，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而且倾向于从行政，而非政治角度看问题，虽然这令我有点不满，但我又发现，政府对于他来说，主要还是一个饭碗，人总不能跟饭碗过不去。他也知道政府就那么回事，所以和一些朋友做了一个志愿者小组织，定期捐款帮助贫困山区的儿童。后一点，让我觉得他还有一点点残存的理想主义。他现在仍然没有住房，居然带着老婆和４岁女儿跟父母挤在一起住我中学时去过的那个房子。不过今年买了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明年搬迁。他在本市一家高级餐馆的包房招待我们吃饭，自带了两瓶茅台，还声称自己现在只喝茅台，因为茅台即使醉了也不会头痛。他也开车，我问他公车还是私车，他就笑说，不要问了吧……总的来说，我感觉他是在一点一滴地奋斗生存，揩油也就揩了那么一点点。另一次我们约了另一个同学吃饭，才发现这位秘书同学已经成了素食者，而且有很强的佛教的倾向，他说的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里，他只能“救自己”，然后“救家人”，好像他生活在一艘正在慢慢进水下沉的船上。
这里的另一个同学Ｂ，在省电视台做专题片的编导，还曾经得过一次什么星光奖，在央视也混过一阵子，至今未婚。他的父母多年一直经营一家小公司，所以他一向过得不错，现在工作以外最大的兴趣是听音乐，读佛教的书，练瑜伽，游泳，他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和父母住在一起，常常在很好的餐馆吃饭，有点单身贵族的味道。酒他是不喜欢的，喜欢喝普洱茶。我回去和所有人都是避免谈政治的，但偶尔还是会提到，这两个同学不知怎么提到了那时刚刚传到网上的赵紫阳口述实录，都对赵紫阳表示同情和尊敬。令我有些吃惊的是，这位在我看来最不关心政治，最有公子哥儿气的同学Ｂ居然说，１９８９年把那些有理想和良知的人赶尽杀绝，所以现在的社会才变成这样堕落。我调侃他说，１９８９年的时候，我在街上，你在家里，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区别，他淡淡一笑，说，其实是一样的。但在另一次聚会中，他又摇头说，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能管好，这个“管”字使得我老婆非常反感，后来我想，除了最激进的中国人，大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这也是某种民意基础，更何况同学Ａ和Ｂ都是党员，但仔细看，这种论调里边多少也包含了一种无奈，它既不是反对，也不是支持，只是一种对现状的被动承认而已。
还有一个中学同学Ｃ，过得很一般，一直在车间作技术人员，很无奈，不到４０的人居然在念叨退休，也没有小孩，说以后想去开一间乡村客栈，因为他最近迷上了旅行；另一个同学Ｄ，在电力部门，有房有车，但头发掉得厉害，很显老态，他的玩法也比较疯狂，不是喝咖啡也不是普洱茶，而是叫来一瓶瓶葡萄酒，在ＫＴＶ包房里鬼哭狼嚎，本来是几个男同学去聚，但Ｃ的老婆也坚持跟来，大概是怕Ｃ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图谋不轨。ＫＴＶ虽然疯狂，但唱起齐秦王杰罗大佑的老歌，也让我找回了一点点很多年前青春碎片，包房里专有一名女服务员殷勤服务，我们唱到凌晨两点多，外面服务员敲门告知要打烊才走，我们开玩笑说，下了楼会看见一辆救护车准备接我们去疯人院。Ｄ现在关心的是将来把孩子送出国读书，Ｄ的父母都是省医的医生，姐姐在卫生厅，但说起医疗制度和医生不负责任，也是一肚子苦水。大学同学Ｆ，专程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我，他现在在一所大学当副教授，气色很好，穿着也比十多年前讲究得多，以至于我老婆怀疑他有二奶。说起大学里的事，他说，还是要入党，混个一官半职。提到入党，我和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曾经一起参加入党学习班，正正经经地写过入党申请书，当然，以我们的表现，被党拒之门外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时大学里入党似乎特别难。我问起他现在的政治面貌，他说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结果不小心弄丢了，就没去入了。这种不严肃，不成器的态度让我无话可说，回美国以后，收到他的一封邮件，居然想请我捉刀代笔，替他写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以应付评职称，这种无理要求令我瞠目结舌，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严辞拒绝，后来他想通了，发来邮件进行自我批评，让我不必放在心上，然后他要带老婆孩子去厦门度假了...但我也从中看见了国内高校的一点侧面。
我在老家逗留期间，也去了另一些城市。在另一个大城市，当地一个曾托我买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的教授（他也跟我提到要下载网上赵紫阳的回忆录）邀请我去听当地省社科院的五四研讨会，这里存在和北大类似的情形，有一个研究生被导师带着也参加了会，但当这个研究生读论文的时候，所有的其他人一概不听，马上开始交头接耳，研究生只能在一片嘈杂声中自说自话。这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讨论五四，但恰恰没有继承五四尊重青年的平等精神。负责组织会的是社科院党委书记，年龄看来不大，但排场比起一般教授就不同了，有专车和司机，难怪学者都愿意做官。这中间有一个几乎与我同龄的副教授和大学里的副院长，邀请我去给他所在学校的同事和学生讲讲国外的五四研究，我确实想了解一下这个话题在当下如何交流，就欣然而厚颜地同意了。他开着别克车来招待所接我，路上吃了一顿简餐，直奔会场。他因为经常举办这类活动，又高效率地在网上发了通知，所以也还来了一些人，于是我正襟危坐，觉得自己像方鸿渐回乡一样硬着头皮做起了报告。因为一开始就说好，是交流性质，所以问题比较多，交流也比较顺畅，有人问的是对五四的评价，对中国民主化和基层选举的看法，有人问的是联邦制，有人问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感觉他们想知道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而且大多数人关注的，其实还不是五四，而是现阶段的问题。但我当然不敢放肆，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以至于后来有个女老师说我 “diplomatic”。我知道，这不是夸我,是骂我，但她骂得好。邀请我的人已经说过，他此前举办这类对话活动后，被某部门上门约谈了解情况，他自己也是党员干部，就反问某部门：我有什么问题吗？某部门人云：你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谈话就不是这样进行了。意即，我们上门找你，是对你客气。我谈完后，他又力邀一群同事陪我去一家餐馆宵夜聊天，这些中青年教师不乏颇有思想和学问的人，我随口讲到老子，稍有疏漏，马上被指出，只能连声诺诺不已。道别的时候，我笑说，希望你这次不要被约去谈话啊。
在老家的这座城市里，我还意外地闯进了另一个圈子，这是一个读书会，参加者是一些３５－４０岁之间的企业家，大学教师，记者，政府官员，他们似乎属于那个正在成型的中产阶级，但这群人的共同特点是，事业成功，经济实力不错，对于文化，思想，历史问题有兴趣和独立的看法，他们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新书，还计划请本地大学的教授讲解四书五经，发展一个类似书院的机构。在一个家宴上见到我，他们也有意让我去讲点什么，我只得又把上一个城市的谈过的五四话题搬出来，再加整理，把杨念群新出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作为推荐读物。这次聚会比较小和私人化，谈完五四，被问到的问题却是，现在这样的中国，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样一个预测性的问题，然而我并非未来学家，也不知这种问题是不是一个陷阱，毕竟这些人中大多数我并不认识。我的回答是，不管将来如何发展，现在发展经济总是好的，会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一个物质基础。这次的对话中，我的感觉是，他们对于激进主义普遍持怀疑态度，而主张稳健温和的社会改良，其实这符合这些中产阶级的气质，与此相应，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认识胡适，而对鲁迅持批评态度，尽管我自己仍然是在倾向鲁迅的前提下，部分接受胡适，但也不得不反思这种趋向，这或许也是鲁迅被赶出教科书的一个思想基础，但鲁迅的被赶出教科书，确实是一件可悲的事。
后来我去一个年龄介于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人，Ｇ，家里做客，Ｇ是地方报纸的高级编辑和作协领导，对于海外的政治信息有异乎寻常的关心，这或许是这整整一代人的特点。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大学教授，被划成右派折磨了二十多年，他当过知青，一步步从生活的底层爬到有一点点社会地位。在谈话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母亲所受的磨难始终耿耿于心，他的内心非常反感现行官僚体制。通过网络，他读到了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并被完全折服。我说，辛灏年的思想是彻底否定的，可能是最激进和最不妥协的，而其他一些人其实是在寻求某种妥协，追求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你觉得，我追问道，你更赞同哪一种思想？他想了想说，恐怕还是辛灏年的。那你是党员吗？我又追问，他有些尴尬地回答，是的。从他的尴尬中，我发现，即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党籍仍然是一个通向名利地位和政治保护的通行证，不论一个人的内心有多么反叛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在现实当中，如果政府，新闻机构，教育机关的“组织”有意“发展”一个人，而他也知道被“发展”意味着被信任，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应的种种好处，他是无力拒绝这种诱惑的。他会隐藏自己的思想，在组织上入党，而当局，其实也看准这一点，用这种手段收买相当一部人去维持局面。过去，“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是用来批判倒霉了的革命者的重要武器，而今天，则连入股都不需要了，只要把头低一低，就会过那道门，然后参加分一片肉吃，但是，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大批的人过着人格分裂的双重生活。这，正是前苏联社会的精神痼疾。我提到我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读书会？你要注意不要随便乱说话。我说我知道。其实我没有说的是，就连你本人，我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后来我又被约去见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也请我们一家去吃素餐——又是素餐！吃饭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孩子出国留学的事。这对夫妇应该算是中上阶层了，妻子开了几个公司，丈夫居然专心在家教１１岁的儿子。他实行的是美国常见的Home Education，即不送孩子去正规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和把他送进各种补习班去学不同的内容。然而不得不说，在我回国期间见到的好几个孩子中，这个男孩是最聪明，最礼貌的，他非常喜欢读书，既可以用中文背孟子又可以用英文背莎士比亚，而且反应极为机敏。他的爸爸特别想把他尽早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言谈中不但对国内的应试教育不满，对整个国家的未来也非常没有信心，不敢想象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因此一直谈论的都是移民国外和送孩子出国。
假期结束了，我匆匆返回美国。将近十年的域外漂泊，过客一般的浮光掠影，不可能把握变化中的中国于万一。这些人和事和话都是真的，他们有代表性吗？我不知道。我不懂统计学,也不想知道这样的 “样本”是否足够，有没有意义，但我想，我确实看见和听见了一点有意思和有价值的东西，而真实的生活，绝不是统计可以代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