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事大。但是开口谈论却不太容易。
对美国人的生死观最早有所感悟，是在一次同事的葬礼上。这位同事是个办公室职员，大约60岁，来自南太平洋的岛国，后来嫁了现任美国丈夫。她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名字里还有个“wong”。她的性格开朗，热爱运动，网球打得很好。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脑肿瘤，竟然很快就离开了人间。在她的葬礼上，有沉默，有纪念，却也有笑声。起初这让我不太习惯，葬礼上为什么也可以笑起来？但又一想，用善意的笑声送别一个乐观的人，未尝不可。这种又哭又笑的场面，后来又经历了一次。
有一年夏天在北京开会，偶遇我以前的导师，一个在北京买了房子的美国中国通。在酒店房间里，他闲谈间说自己要参加一个中国朋友父亲的葬礼。他说这是个穆斯林家庭，问我需要知道什么注意事项。穆斯林的葬礼？小说我倒是读过，但是作为参加葬礼的人需要知道什么，还真不知道。我就顺便问了一下酒店的保安，没想到这个小伙子又专门打电话问了朋友，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回答。当然，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美国教授对于中国朋友在父亲去世时撕心裂肺的大哭感到不理解。他说，我不明白，人老了，病了，死亡是很自然的事情，到了那样的时候，just let him go！我不反对他的看法，但是感觉必须向他解释：父母的去世，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悲痛的，几乎如同天崩地裂，无论如何大哭都不过分，再老再病都要用尽全力挽留，谁会想“just let him go！”但心里却想: 一个专门研究中国且有名望，中文很好，每年去中国，娶了中国妻子（后妻）的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到了这个层面，却仍然难免是隔膜的。
另一位美国朋友，也是比我大了一代人的。我有一次应邀去他的家，正逢圣诞节，他把母亲从老人院接出来，吃顿饭，然后送回去。他母亲年龄很大了，坐在轮椅上，还调皮地问我: “Did he behave？” 我大笑, 说 “Of course!” 他也笑。后来, 我有一次在电话里问到他的母亲，他说: 她死了。然后说, well...you know...意思是年纪大了,很自然, 不仅如此,他还哈哈笑了两声，然而开始说别的话题了。我和他非常熟悉，也自认很了解他，但这个哈哈, 却让我意想不到。按中国人的逻辑, 我在心里嘀咕: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很难说基督教在深层意义上对这样的观念有什么影响。这两个美国人的父亲都是传教士，但本人都是不信教的。
在另一个场合，我听到一个美国同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又进了一层。同事说, 老人的故去，并不让她特别难过，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完整的人生，不幸患病离开人世的孩子才让她悲伤，因为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这让我想到，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这一点上区别还是很大的。或许，西方人更注重生命的过程和在其间，尤其是在年轻和壮年时的充分享受，追求，和满足，而不是等待到老了以后去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老人在经历完了人生的大半后，好不好，孤独不孤独，都只能默默承受了。说是豁达也可以, 说是无奈也可以, 总之经历了人生以后似乎变得释然。离开也几乎让周围的人有种理所当然甚至如释重负之感。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也或者现实之中，人在老年之前基本上一律叫做“辛苦了半辈子”，没怎么享受就老了，甚至都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就糊里糊涂地老了，因此老年需要特别的呵护和尊重。年轻的时候尽可以吃苦，晚景却不能凄凉，最好像《红楼梦》里的贾母那样。离开世界则要令亲人和朋友无比伤痛。
或许，西方社会毕竟是向前看的，温情和资源会留给孩子，而不是老人。这种人生观让社会进步和发展，但对于处在中西夹缝中的第一代移民来说，却好象有点残酷。或许，在老年到来之前，需要考虑人生如何更完满，更丰富，更彻底，更有厚度，以期待将来的那份不假外求的坦然和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