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打电话，母亲告诉我，D老师好像情况不太好，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了。
我听了有些震惊，可确实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实。
D老师和我母亲是同事和好朋友。自从五十年代初，她们就在一起工作。她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照顾，是两个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即使她们老了退休回家了，她们还会经常打电话问候，有时还会在一起聚聚。
D老师也是我的幼儿园老师。记忆中D老师年轻时非常漂亮和时尚。她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高级工程师丈夫和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那时，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是和和美美，让人羡慕。
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命运就和D老师开起了无休无止的玩笑。首先，因她的丈夫是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是躲不过文革的厄运。红卫兵的挂牌批斗，无休止的纠缠，种种的身心折磨，她的丈夫有一天终于无法忍受，丢下美丽的妻子和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跳楼自尽了。当时，D老师才三十多岁。
命运多舛的D老师孤身一人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文革结束了，丈夫得到了平反昭雪，两个儿子顺理成章地进入丈夫的工作单位工作，日子似乎慢慢好了起来。
可不幸的是，D老师渐渐发现双胞胎大儿子不太对头了。先是自言自语，莫明奇妙地笑，然后就是打开水龙头不断放水而不让人关掉。
不久之后，双胞胎小儿子也行为不正常，不和人说话，只顾不停地里里外外打扫卫生，有时也不去上班。
D老师赶紧带两个儿子去看医生，却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药物的帮助下，两个儿子头几年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只能双双下岗，待在家里。
好在D老师经济条件还可以，她本人的个性也很开朗，外人看不出她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不幸。她不仅要上班 ，还要照顾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其中的艰辛只有D老师一人知道。
终于等到了退休，可以全身心来看管儿子时，自己又不幸被诊断为巴金森氏综合症，D 老师只能雇用保姆来照顾她们全家。D老师对人很真诚很善良，对保姆就如同对家人一样好。她雇用的保姆是知青，能够体谅D老师的不易，有时自己照顾不过来时，还会叫她丈夫也来帮 忙，尤其需要干重体力活时。十多年来，两家相处得不是亲人却胜于亲人。
在这十多年与疾病搏斗中，D老师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大的不幸又降临了。双胞胎大儿子几年前有一天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每个做母亲的人都知道，如果自己的孩子丢失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怜的D老师自己病的都不能自理，哪来的精力再去找这失踪的老大呢？只能听天由命，盼望大儿子在外面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吧。
听我母亲说，在家的这个双胞胎小儿子病情比原来慢慢加重。母亲告诉我，以前她去D老师家，这个儿子还认识我母亲，出来和我母亲打招呼。现在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他也不肯出来了，以前经常做的打扫卫生也不做了。
D老师并不怕死，但她实在不忍心丢下小儿子一个人在世上。前几年她清醒时，和保姆商量，能否在她百年之后，请她和她丈夫继续帮助她照顾这个不幸的儿子。
保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D老师为了感激和报答保姆一家对她们的照顾，愿意将她的房子赠送给保姆。
从D老师和保姆之间的友情，我深深感受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祝好人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