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那年, 我刚上初中. 粉碎了”四人帮”, 学校教育慢慢恢复了正常. 不少被打倒了的老教师又重新回到了讲台. 他们被压抑了多年的激情和才华, 一旦释放, 恨不得把十年的损失都补回来.
于是, 在课堂上, 我们被拼命灌输科学文化知识, 放学后, 被大量的作业霸占了大部分课余时间. 一时间, 全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高潮.
那时候我们学生的偶像是陈景潤, 一个研究数论的数学家. 当代著名作家, 诗人徐迟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登在”人民日报”上, 详细讲述了陈景润如何在文革那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 独自在一间不到六平米的宿舍里, 以床板当桌子, 坐在小板凳上, 日复一日地演算, 推导, 研究那”1+1=2”, 并且最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陈景润被描述成一个只知道数论研究, 别的事一概不想的书呆子形象. 他走路时因脑袋里想着数论, 头撞到电线杆上, 起了个大包也混然不知. 他为了数论研究, 没有女朋友, 没有谈恋爱, 没有成家.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攀登科学高峰的典型代表. 学校的老师, 家长经常以此来教育我们向他学习. 学习他的专一的态度, 刻苦的精神.
叶剑英元帅还写下了”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的诗句, 激励大家勇往直前.
我们当时是发自内心地崇拜陈景润啊, 就象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歌星, 影星, 球星一样.
我们对偶像是处处都学习, 模仿啊.
我们也天天演算数学题, 我们也走路装模作样思考, 好象你不撞电线杆子上, 就没有认真思考似的. 最重要的, 不能交女朋友, 不能谈恋爱啊, 否则怎么能象偶像一样取得成功呢.
我们也天天演算数学题, 我们也走路装模作样思考, 好象你不撞电线杆子上, 就没有认真思考似的. 最重要的, 不能交女朋友, 不能谈恋爱啊, 否则怎么能象偶像一样取得成功呢.
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的花季, 没有开花.
花季的年龄, 应当思想自由, 充满生机, 张开想象的翅膀, 无拘无束, 享受各种新鲜事物带来的快乐. 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梦想, 这样一来, 才有动力去朝着梦想的目标努力. 在那个年龄,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在那个时候, 应当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三观, 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 自己独特的个性, 也可以有自己萌懂的爱情.
现在回想一下, 当时确实建立了符合那个年代的三观什么的. 但是后来随着国内政治, 经济, 社会不断调整, 左右变化, 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 也在不断地变化, 适应着时代的节奏, 实在是自己个人无法左右和把握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和遗憾的, 谁让你生长在那个年代呢. 但是, 辩证地看, 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带给我们特殊的经历, 这算不算是一个特别礼物呢.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在那个花季的年龄没有建立和培养起自己的情商. 那时比较注重智商的发展, 忽视情商, 即人与人之间正常的, 和谐的关系的建立.
那时的学校班级, 都是男女同桌, 但是中间永远都被划上一条深深的分界线, 谁不小心越过雷池半步, 都会遭到对方的白眼和喝斥. 在校期间, 男女同学基本不说话, 连讨论学习问题, 也是按照性别分类. 一句话, 基本上把异性当敌人.
这样的性格持续了好多年才有改观.
我现在设想的花季应当是这样度过的: 学校有一宽松环境, 学生们根据各自的兴趣, 爱好, 去编织自己的梦想, 不会每天挣扎在”题山文海”之中. 学校注重人文思想的教育, 引导学生建立正常的, 和谐的男女同学关系.
即使发生男女生早恋现象, 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来临, 那是青春在涌动, 是一个人情商的自然体现, 是造物主的精彩杰作.
那是花季里开的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