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翻案
国庆节放了三天假。 这三天在北方也叫扒炕抹墙假。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和了一摊泥。这是力气活又是埋汰活。有力气的用二齿子搅动泥浆， 没力气的就光着脚在泥堆里踩来踩去。和泥的时候还要放些切成两寸长的麦秸， 这样抹在墙上的泥不至于过早有裂缝。和泥用的二黄土取自西马路两旁的流水沟里。由于年年挖土，许多地方出现了深坑， 严重危及路面。 不知哪个部门在路旁设立了大标牌，“此处严禁挖土，违者罚款！！！”。 但没听说谁被抓。 况且，理论上讲，自四九年以来实行了公有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在自家地上挖点土，虽然有些败家， 但谁也挡不住。
三明的爸爸董维之从五七干校回到县城， 为三明的房子过冬做准备。 火炕的炕面要掀开， 不光是因为要把炕洞里的灰掏尽， 还得把烟道彻底修补一下。 自从拖修厂的工人们把地道挖到炕底下以后，灶台的火总是烧得不旺， 浓烟时常倒灌进来。
“那些工人们去哪里了？” 爸爸一边往炕面上抹泥， 一边隔着窗户， 问光着脚丫子， 在泥堆里正在和泥的三明。
三明：“好像是回厂子了。”
爸爸： “地道还挖不挖了？”
三明：“不知道。 夏天下雨， 有的地方都塌了。” 这确有此事。 离三明家不远， 是老刘家。 他家房前的猪圈， 有一天突然深陷下去， 正在吃食的猪掉进了坑里。
爸爸： “咱家下面的地道可别塌。这地下长城快成了地下陷阱了， 净祸害自己人”
老董这次回来， 还有另外一个使命， 就是托点关系早点从干校回来， 尽快结束那种半流放生活。农业局的李局长已经口头答应了， 只要老董的家庭成份问题有了结论，他就可以很快来上班。
几个月前的夏天， 老董在五七干校挑土修路。 这是连接干校宿舍和公路主干线的一条土路， 几乎是年年修， 但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连走人都费力， 别说走车马了。 所谓修路， 就是在路两侧挖沟取土， 肩挑人扛， 用土篮子把土运送到路面上， 把坑洼的地方填平。北方的黑土地种庄稼肯定是最好的， 因为它松软吸水， 保墒保肥， 但修路却是最差的。正确的修路材料应该是用碎石， 然后再铺上沙子与土的混合物， 这样才能保证路面即坚硬又透水 – 不过这些常识在五七干校并不合适。 五七干校的责任是锻炼人， 折腾人， 把人累乏累垮， 心里除了向往吃和睡以外，不再胡思乱想。
但老董的大脑却从未停止过“胡思乱想”。 他想的不是别的， 而是家庭成份的复查。不久前南方老家来了封信。 信上说村子里老支书得暴病突然死了，新上任的书记人看上去不错， 而且也姓董， 算是同族的人，是不出五服的亲戚， “有机会回来看看吧， 说不定这回有希望了。” 老家的信还特别强调。
这一天接近中午时， 老董有些疲惫乏力，他打算挑完这挑土，就回去休息。 在五七干校干活是累， 但吃饭管饱。 这比在牛棚里还是有进步。文革搞了这么多年， 整人的和被整的都有些疲殆， 况且有些时候角色互换，使很多人学的明白一些了。 文革刚开始时，老董就被关进了牛棚， 每天粮食定量， 只有九两， 根本不够吃。 他在县委大院修房子， 用肩膀挑砖挑水泥， 每天除了希望看管人员脸色好点外，就是能在晚饭是多给半个馒头。
和老董分在同一个劳动小组的是李全胜。 李全胜是西马路铁匠铺的铁匠， 但在文革初期可是吉庆县响当当的人物。 他当过革委会主任，牛棚的设立还是他批示的。 他最得意的时候是当选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被全县父老乡亲深情地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不过到了北京后， 在天安门广场上才发现像他这样的积极分子何止成千上万， 还有很多不像是积极分子的人也在广场上。 在红色燥热的人山人海里，别人喊什么他就跟着喊什么， 别人激动他也跟着激动，别人动情他也跟着动情，根本没看清毛主席什么时候上的天安门， 什么时候下的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广场上， 突然觉得自己在吉庆县所喊的“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有些天真， 甚至自作多情。毛主席身边那么多的人， 他手中握有那么大的权利， 哪有做不成的事。 他一拍自己的大腿， 双手抱着头， 蹲了下来：
“嗨，我这是跟着起什么哄， 操什么心啊？”
回到县城后， 李全胜成了名人。本来他还可以继续高升， 可是在一次同邻县造反派的武斗中，不幸被俘成囚。 正当吉庆县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义愤填膺， 摩拳擦掌， 组成了敢死队， 准备到邻县抢人的时候，李全胜还没等上老虎凳，便腿软尿裤子了。 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双手抱拳， 说：
“你们问什么我都说， 千万别打我伤我。 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吧。 我其实就是铁匠铺的一个铁匠。”
李长胜的突然骨头软， 把吉庆县的敢死队气得半死。 他们放下刀枪， 转身抄起如椽大笔。 第二天， 吉庆县城的大街小巷， “打倒大叛徒李全胜”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 他以前所有的政绩一笔勾销， 说他一惯反党反人民，说他是混进党内的特务， 内奸， 工贼， 同叛徒，汉奸走狗是一丘之貉，还说他以欺骗的手段窃取了革委会副主任的职位。这种从英雄到魔鬼的转变， 过于突然， 如同儿戏， 像是小孩子在过家家玩。 这大概就是政治斗争。 不过李全胜并不以为然。 他觉得当叛徒比当烈士划算， 尤其是在为权为利争斗的过程中。 人死了， 挺壮烈的， 甚至还挺有排场的。 然后呢，人们的热乎劲过了以后， 谁去照顾你的老妈，谁去照顾你的妻儿？ 李全胜尤为愤愤不平的，是那些曾经朝夕相处一个战壕的战友们突然用了“混进”，“盗取”等词句辱骂他， 因为他根本就没骗谁偷谁。 李全胜是吉庆镇上老铁匠李大锤的儿子， 文革开始不久的那年夏天，有一天他正在铺子里和老爹叮叮当当地打镰刀， 工业局的几个造反派闯了进来，好说歹说拉他加入他们的造反组织，因为他们看中了他那根红苗壮的好出身。
几年之后， 吉庆县所有的造反组织都树倒猴散，息鼓偃旗，拔锅卖铁， 各奔东西， 该卖土豆的还是去卖土豆，该抡锤子的还是去抡锤子，李全胜更觉得自己活下来了是正确的。 在被关押的那几天里， 他还真的静下心来， 想了点事。 想得越多，他越鄙视那些红卫兵， 造反派，同时也可怜他们，觉得他们都是在胡闹， 说白了就是被人耍的猴，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小将， 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真正的革命是要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 而红卫兵，造反派每天都在揣摩领导意图， 尤其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意图，随时准备见风使舵。如同是一帮小太监闹革命， 完全打了折扣。 太监们都知道自己缺了那件男人的东西，注定不可能当皇上， 便时时刻刻揣摩皇上讨好皇上，梦想有朝一日被皇上看中。一旦受宠， 一步登天。
李全胜靠边站了一段时间后， 他又被结合进了县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成为分管工业的第四个副科长。可是吉庆县这个地方基本上是靠天吃饭， 所谓工业，就是修修拖拉机柴油机什么的，连汽车都很少见。后来把铁匠铺，修鞋铺，钟表社，刻字社， 成衣铺也都划为工业局管辖之内，革委会的干部还是人太多，加之和工业局长的关系不太好， 李全胜便自己要求下放到干校来。 来到干校后， 发现从牛棚出来的老董和自己分在一个小组， 更是感到人生如戏， 福兮祸兮，如风如雨，变换无常。
看到老董有些疲倦， 李全胜好意地往土篮里少放了几锨土：“早点回去歇着吧。” 可老董没注意到土篮子轻了， 他还像往常挑土一样，身子一挺，可这次一下闪了腰。他大叫一声，手捂着腰，一下子歪倒了地上。 李全胜见状，赶紧伏下身，把老董扶起来：“怎么了？怎么了？”
“我的腰， 疼得不行。我的右腿也有些麻。” 老董吃力地说。
“别动， 我把你送回宿舍。”李全胜又从工地上叫来个人，两人驾着把老董送了回去，然后叫他爬在炕上， 用手掌压住他的后腰，老董马上感觉好了一些。 干校的医生也来看了看， 捏了捏老董的右腿， 又认真地询问了发病经过， 便很有把握地说：“腰椎间盘脱出。 赶紧去县医院治疗。”
老董到了县医院， 打针吃药。 症状又减轻了许多。两天后，爱人田敏也从王家窝棚赶来。
田敏：“还疼吗？”
老董：“好多了。” 说完还活动活动右腿。
田敏找到原来的同事， 调出了X-光片。 只见腰椎骨位置正常， 纹理清晰，间隙匀称，疏密有序，好像不是腰椎间盘脱出。
田敏为老董削了一个苹果， 庆幸病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吃晚饭时， 一个大胆计划在老董的脑中形成了。 老董决定以去哈尔滨继续治病为名，实则回趟南方老家，请求当地政府再次核查家庭成份问题。这个举动有些冒险， 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为了咱们的孩子，也为了这个家，去吧。”田敏说。
老董回南方老家的路历尽了千辛万苦。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 老董不能住旅馆， 等车时，就在火车站的长凳子上眯一觉。到了老家， 天气奇热无比，湿气逼人， 老董上火满嘴都是血泡。使他诧异的是， 老母亲住的房子并不是当年他买的那栋房子。 窗户上没有玻璃，只是立了几根木棍， 房屋里面空荡荡的， 可谓家徒四壁， 又阴又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靠墙角处有几口缸， 大概是存米的地方。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门。只有里间的那张床，老董认出来了， 是母亲睡了几十年的老木床， 只是蚊帐更加破旧， 还补了几块补丁。
老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正坐在一个竹椅子上， 见到老董进来，一下子惊呆了。 她一只手拉着老董的手，一只手拄着粗慥木棍， 老泪纵横， 半天说不出话来， 只是唠唠叨叨地说：“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你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啊！”
老董拉着母亲的手， “妈， 你受委屈了...”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 他从行李中拿出从东北带来的红高粱酒， 黑木耳， 一一放在桌子上。“我弟弟呢？”
“被公社抓差送文件去了， 晚上才能回来。” 老母亲沏了一壶茶， 轻轻地答道。文革开始不久， 公社就把董老太太拉出来当地主婆来批斗， 戴着高帽在小镇上游街， 受尽了屈辱。所住的房子， 就是董维之从朝鲜战场回来第一次探亲时买的那栋房子，竟然被公社征用。 这是董家的房产第二次被没收，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进行的。
董维之的母亲和弟弟被赶到了后街的一处无人住的又破又小的这座空房子里。董维之的弟弟新之在生产队里饱受歧视，尽干累活苦活， 还无故被公社抓差， 靠两条腿翻山越岭送信送文件， 没有任何报酬。 幸亏董维之经常寄钱回来，才不至于饿饭。 母亲一边喝着茶，一边讲着家境变迁，已经没有了悲伤， 像是在讲别人家的故事。
“我那两个孙子都好吧？”
“都好，都好。”董维之赶紧说，但他不想多说。 他不想把三明不能入团，不能进舞蹈队的事告诉母亲。 他也不想把自己蹲牛棚的事，家里下放到农村的事告诉母亲。 他想把话题岔开：“那个董绍珍怎么样了？ 比我大一岁那个， 和我一起上过私塾。”
“他死了。 开批斗会时， 他总是在跑。 每次被抓回来， 就被红卫兵痛打一顿。 最后一次被打断了肋骨。 他实在忍受不住了， 回家就上吊死了。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 母亲说。
董维之没有再说话。这个董绍珍的家里很有钱， 是本地的财主绅士， 但很开明, 和董维之家算是不出五服的亲戚。 村里的学校，道路， 词堂都是他家张罗着修建的。 在读初中时，董绍珍知道董维之家里穷， 吃不饱， 他就从家里带来饭团给董维之吃。有一年夏天， 董维之的右腿长了一个大疖痈，每天化脓不止， 一个多月不见好， 人人见了都说董维之的腿保不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董绍珍找来了一乡村郎中。 那人四十来岁， 长得又瘦又黑，像是一个挑夫。 他托起董维之的右腿看了看， 摸了摸， 没有说话。第二天他又回来了， 带来一把刚从山上采来的草药。 他把叶子摘下来一大把。让董维之放在嘴里嚼， 一直嚼到稀烂， 让后吐出来， 直接敷在疖痈上。 几天后， 奇迹发生了， 董维之的疖肿变小，脓排了出来， 红肿也消失了。 那个郎中又回来过一次。 这一次他带来了一块黑色的膏药， 压在疖肿上， 不出七天，董维之的腿痊愈了。 而董维之没有花一分钱， 都是董绍珍付的账。这样一个豪爽的人会选择自杀， 真是被逼到了绝路。 他要是跟我一起去当兵就好了， 董维之想。
“至少我们都还活着。” 老母亲一声长叹。
“对，要活着。 要无耻地活下去。” 董维之坚定地说。
傍晚， 董维之的弟弟新之回来了。这一天他一去一回走了近五十里路的山路。 他比董维之小七岁。 董维之很早就离家求学， 以后又是参军， 所以兄弟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见到哥哥，新之有些腼腆。董维之拿出一双新解放鞋， 送给弟弟。穿上一试， 正好。 但新之马上又脱了下来， 重新放好。 “等过节时候再穿吧。” 弟弟说。 董维之鼻子一酸。
“你这次回来是为了咱家成份翻案吗？” 弟弟问道。
“对，就是为翻案。我们不能总这么过下去。 我们家太冤了！”
“不过现在可能不是时候。 前两天公社里还开批斗会。 另外公社也不想把占用咱家的房子还回来。”
第二天， 董维之到了公社的办公室，一位五十来岁，自称是周秘书的人接待了他。看到自己当年买的房子被别人霸占征用，董维之心里很不是滋味。而这些都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
董维之开门见山， 要求重新审核当年的成份划分。“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 很多当事人都还活着。叫过来大家当面对质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嘛， 我们会很重视，很认真对待的。” 周秘书笑眯眯地说，像是很热情地样子。
“这么多年了， 也该有个结论了。”董维之又说。
“当然，当然，我们非常理解你。 请你相信组织， 相信党。 你回去等消息吧。”周秘书的还是笑眯眯的。同时站起身来， 一付要送客的样子。实际上周秘书心里很明白， 尽管他不是公社的第一把手，但他深知怎样处理董家的出身问题。那就是绝不允许翻案。自文革开始， 董家被扫地出门，公社无偿占有了这座高大宽敞的大瓦房，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办公用房自己的家了。董家无权无势， 除了哀求，申诉，别无他法。况且公检法早已高度一体化，都是人民公社人民政府， 共同管理老百姓，岂能胳膊肘子向外拐？ 退一步说，若是翻案了， 那人民公社往哪里搬？ 岂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错了吗？ 而我们的人民政府从来都是正确的。再说了， 什么是革命？ 革命就是一帮人对另一个帮人的掠夺以及利益再分配。成功了， 是革命家， 是开国元老； 失败了， 便是叛匪逆贼乱党。
从南方老家回来后，董维之没敢耽搁， 直接回到了五七干校。自从那次挑土扭了腰以后， 董维之和李全胜成了好朋友。一天下大雨，无法出工， 午饭后，多数人都在睡觉。董维之和李全胜在食堂的一个角落里下象棋。 房梁上爬满了苍蝇， 还有一些在他俩头顶上嗡嗡飞， 赶都赶不走。 董维之低声告诉了李全胜他的南方之行。
李全胜没有感到意外： “我知道你的腰没扭得那么厉害， 顶多是肌肉拉伤。但找个机会休息一下是应该的。你这次能偷偷地跑回老家找当地政府为自己成份问题翻案， 说明你想明白了， 知道靠自己了。”
董维之：“是啊， 我这次回去， 跟当地政府讲了我家当年的实际情况。 但我感到他们并不想帮我。”
“那没关系。 至少你争取了。想一想，还有比戴着地主帽子更糟糕的活法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李全胜接着说：“我可能会在近期调到农业局上班。 你的家庭成份问题一有好消息， 就告诉我，我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回县城。”
董维之： “那就太谢谢你了。”
三天的扒炕抹墙假很快就过去了，董维之也把家里的房子收拾完毕, 如释重负， 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扒炕抹墙是一年中最重的家务。为了庆贺， 他带着三明去了国营一饭店吃午饭。
国营一饭店是小镇的名店，位于主街中段的十字路口， 相交的另一条街是南北走向的财神庙胡同。 财神庙胡同是因为这条街上的财神庙而得名。这里在解放前是吉庆镇最为繁华的地方。 街南端的人民浴池， 以前是风月场所“翠花楼”的地界； 附近的县委招待所， 以前是赫赫有名的“关东客栈”。再往东走， 有十几处砖瓦结构，独门独院的小洋房，当地人称之为“城关舍”， 是伪满时期日本人住的地方。不过现在每栋洋房至少住有四户人家，一些会过日子的女人还指使她们的男人在洋房的周围，见缝插针地搭上了猪圈鸡窝。财神庙还在， 但里面的泥塑财神连同大鬼小鬼早就不见了，县中药厂占用了房子， 每天一帮不识字的老娘们在里面用手搓山楂丸和牛黄上清丸。 挂上蜡后，这手搓的药丸子放在印刷精致的药盒里，每盒整整齐齐地装六个，封上口， 郑重地贴上“质量合格”的标签， 放到柜台上去卖。国营一饭店在财神庙胡同的东侧，中药厂在西侧， 从南往北走， 小镇上有奇人声称他的左鼻孔闻的是中药味， 右鼻孔闻的是炒菜味。可惜这都是传说，从未有人去验证过。
国营一饭店的门前的木杆上， 高高地挂着两个幌子， 表示此时正在开门营业。这幌子是圆筒状的，像是个大灯笼， 上面贴满了红花和百花， 筒子的下面是长长的红布条， 在风的吹动下哗啦啦地响。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多，凳子不够用。 等待就餐的人就站在用餐的人身后， 眼睛死盯着他们屁股底下的凳子。等他们吃完饭， 一把抢过凳子， 然后再大声招呼服务员清理桌子。
当董家父子来吃饭的时候， 大部分客人都已经吃过饭， 揉着肚子往外走。他俩刚坐下， 一个胖胖的中年女服务员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个油腻腻的小本本, 她腰间的围裙也是脏兮兮的。 她从耳后抽出一个圆珠笔，问：
“想好吃什么了吗？”
老董看了看用粉笔写在墙上的菜谱， 大声说道：“青椒炒干豆腐，酸菜汆白肉，猪肉炖粉条再加一个猪头肉， 二两老白干。”周围的人都扭过头来羡慕地看着他。 一个人一开口就点这么多的菜， 而且是只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吃， 这如同是去镇上的百货一商店一下子就要了三块上海表。
“五块五毛二， 先交钱。”
老董一下子甩出一张十元大票， 拍在桌子上。桌子上的醋瓶酱油瓶筷子筒一同跳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菜端了上来。父子俩从筷子筒里抽出一把黑呼呼的竹筷子，挑出四根品相稍好的， 习惯性地在衣服袖上擦一擦。其余的筷子又扔回筷子筒。
三明夹了一块肉放在嘴里： “这国营饭店里的菜就是好吃。”
老董： “就是。 我们自己就是做出不了这个味。 饭店的炉火好。 另外他们用的是小锅， 火候好掌握。”
吃过饭， 喝过酒，老董兴致颇高。 他让三明先回家， 他自己去看看已经在农业局当局长的李全胜。但他发现李全胜脸色不太好看。
“你还不知道吧？”李全胜问。
“知道什么？” 董维之.
“你们老家来信了， 直接寄给了县组织部。 他们不同意把你家的成份改过来。”
“这些狗东西， 还他妈的是亲戚呐。” 董维之忿忿地说。“他们就是不想把霸占的房子还给我们。”此时的家庭成份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 是非问题，而是利益得失问题。
当天晚上， 董维之越想越生气， 借着酒后余威，摊开纸写了封申诉信， 以自己对党的忠诚为担保，将家里当年土改时的家庭真实实际情况反映给了老家的县委组织部门， 希望当地的上层组织能出面督促再次协调一下， 让家乡的人讲点良心，如实把成份改过来。信中甚至提出， 只要成份能改， 老家的房子可以不要了， 让公社接着用。信写好后， 第二天贴上八分钱邮票，扔进了邮局的绿色邮箱里。 实际上他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