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
32、医院里的白牡丹
经历了小美丽和三姨这两桩悲惨的事件，我的心理受到巨大的打击。姐姐得知了我生病的消息，连忙请了假从鼓楼医院赶回家来。
鼓楼医院那时候的全名叫做“日本同仁会南京诊疗班鼓楼医院”，不过老百姓可不管前面加上的那些劳什子累赘话，一律叫做鼓楼医院，这名称一叫就是一百年，一直叫到今天。
姐姐在医院里当护士。那一年统一招录，一下子招进了不少人。姐姐是她们护士班中的一朵花。有一次姐姐回家，带来了一张她们护士班的照片。妈妈看了又看，一边看还一边笑，然后问我，“你看这里面的女孩子当中，哪个长得最漂亮？”
还没等我说话，妈妈倒自己先回答了，“我看哪，就数你姐姐最漂亮，不是吗？”
妈妈说的一点都没错。照片当中，一群身穿护士服装的少女们坐在鼓楼医院院内的草坪上，就像是万绿丛中盛开了一片百合花，而当中最靓丽的就是我的姐姐，她是花丛中的花王——一朵娇艳欲滴的白牡丹。我不是说在这群少女当中就没有长得美丽的，不，在这样的年纪，美丽似乎是上天送给每一位少女的礼品。然而姐姐的美与众不同，这就是她那特别迷人的笑靥，当她明亮的大眼睛一忽闪，那对深陷嘴边的酒窝就像鲜花开放了。很少有人能在她的笑容面前无动于衷的，我相信，当年姐姐那笑颜不定迷住了多少在医院里工作的少男们的心。
姐姐除了长得漂亮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她特别能干，特别能吃苦，特别心灵手巧，对人又特别热情，就因为这个缘故，医院里那个小有名气的日本医生小坂 正博士才特地挑中了姐姐为他的病人做护理，据说这个大夫眼光特别挑剔，能被他选中是特别难得的。由于姐姐具有上面讲的两大特点，所以医院里无论上上下下，没有不说她好的，就连有些日本人，也说她做事很认真。这一点从我走进了鼓楼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就亲身感受到了。
当然，姐姐的优点也给她本人不论是于公，还是于私，都带来了方便，比方说，三哥的治疗肺结核病的药，在当时都是属于战争物资，日本人是严格管控的，但姐姐居然能从小坂那里偶尔弄来一星半点，虽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是聊胜于无了。
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后，姐姐请教了小坂医生。小坂在听了姐姐对我的的病情描述后，认为可能得的是一种叫做选择性失忆的病症，治疗的关键首先就是要让大脑好好休息，再就是避免继续受到强烈的刺激。有了小坂的这句话，简直就成了对我的“特赦令”，于是我就得到了爸爸的特别“恩准”，让我放松休息，还关照我只要我想去，尽可以到鼓楼医院去找姐姐一同“散散心”。“圣旨”一下，我乐得心里开了花，因为我可以不做每天爸爸规定我必做的功课了，我更可以和我最喜欢的姐姐在一起放心地“玩”了，尽管从南京中华门的城墙根下走到鼓楼，路途相当长，依照过去老南京的说法，叫做“上七下八”，什么意思呢？就是以鼓楼为中心点，下行向南到中华门，是八里路，往上去到下关码头是七里路，虽然那时候用的是“华里”，但在老百姓的心中，实际上是“大里”的概念，跟今天的公里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从家到鼓楼医院，至少要走八公里，若是换做一个成年人，每天一个来回十六公里走下来，也够让人累趴架子的，何况我那时才虚七岁一个身体羸弱的孩子呢？但是我都顾不上了，我自小没别的能耐，就是特能走路，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南京人个个也都是神行太保戴宗——忒能走路，原因是当时城里几乎没有什么公共的交通工具，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人力车和马车，一般人也乘坐不起。至于汽车，那只是极少数日本人或是维新政府的官员们才有的“特供”吧。所以路远对我从来不是个问题。且不说自打我从四、五岁起，就有了每天跑朝天宫去上小学的光辉历史，我那时就已经练成了一付铁脚板，更何况鼓楼医院对我还有那样大的诱惑呢。
我第一天去了鼓楼医院时，姐姐恰好刚刚下班，她把我带到小坂医生的跟前，说，“我最小的弟弟。”
小坂仔细端详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是个相貌平和的中年人，穿一身医生的白大褂，两只手总喜欢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他两鬓的头发里已经夹杂着稀疏的白丝，戴着副眼镜，一副学者的样子。
他捏起我右臂的细胳膊，然后翻我的眼皮，看我的鼻孔，让我张大嘴对他发出“啊”的声音。这时候我分外紧张，因为我到南京以后就没有漱过嘴，不是不想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买牙刷牙膏，每天只能含口水在嘴里漱漱再吐掉，就算是漱过嘴了。我怕嘴里有口臭，又怕他看出我的牙可能有点黄，我想这时我一定脸又红了，幸亏小坂并不在意。他看过我的喉咙后，又用挂在胸前的亮晶晶管子上的小圆盘子贴着我的前胸后背听了半天，还用手指不断地在我身上这儿那儿摁摁、敲敲、捏捏，最后对我姐姐说，“汪，我看是高度营养不良造成身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发育不全。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也没有好的办法，你让他多晒晒太阳吧。”
原来他会说中国话。
他说完对我笑笑，还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给我。
今天我回想起来，在我们的家庭中，原有着极深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我的父亲，我的哥哥，提起日本人无不是咬牙切齿。但是我的父亲却从来不曾教过我要恨所有的日本人，不，即使是在对日抗战的艰苦岁月，即使是在我们已经沦为爸爸所谓的“亡国奴”期间，也从来没有。父亲不认为盲目地仇恨其他民族是正常的，他的恨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是按善恶划线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好人用好人的办法结交，坏人用坏人的办法对付。”我不知道这种教育对还是不对，若是按照今天一些“砖家叫兽”的说法，可能这正体现了汉民族由狼性的强悍向羊性的驯良的退化，是民族性的堕落，是十分要不得的。但我真的不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何以一个民族变成狼，就是真正的好呢？就需要受到特别的推崇呢？总之，小坂医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坏。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段和姐姐在鼓楼医院里度过的短暂时光，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和姐姐亲密相处的最长的时光。这之后，战争，革命，贫穷，折腾，动乱……姐姐很早就离开了家庭，我也后来因为到北京上学，到东北工作，往往是我到东，她到西；我到北，她到南；我到国外，她在国内……真个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我们很难得地聚到一起。但是就这短暂的相处，却是我苦难童年中的一抹金色的灿烂，就像那被铁蹄践踏的小草，一样能得到一丝雨露和阳光。我在姐姐这里，她常常与我共吃一盒她的中饭，常常用她的一点零钱给我买些好吃的零食，有的时候，当她看见医院内的草坪上躺满了日本伤兵时，为了避开麻烦，在她休息的时候，把我带到隔壁的金陵大学的校园内坐在那座标志建筑的钟楼前面的草坪上，让我享受午后的阳光……
我再也不会想到，就在四十多年以后，金陵大学早已改名为南京大学，而我培养的一批研究生也即将离开这座著名的学府。在结束了毕业典礼后，我们一起又坐在了这座草坪上，坐在作为标志性建筑的这座钟楼的前面。我猛然想起，我所坐的位置正是当年姐姐坐的那方草地，而我当年坐的地方正被我的一位女研究生坐着。一时间时光倒流，乾坤轮转，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天意的暗示，令我不能自禁。尽管同学们仍在欢声笑语，神采飞扬，畅谈着人生理想，而我的眼前却只剩下姐姐当年的那张洋溢笑靥的脸庞，“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我想起，就在我身处美国的那一年，姐姐永远舍我而去了……
姐姐，姐姐，在我的童年，你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你有过娉娉婷婷的豆蔻年华的情愫，你也有那临水少女的风姿卓约的妙曼，你更有霓裳羽翼的凌风飞翔的飘逸，你原可以小鸟依人地依偎在父母膝下继续撒欢嬉戏，然而战争让这一切都被剥夺了。你在家庭里并不是老大，但你前面的大哥抱着一腔抗击日寇、解放工农的献身热情参加了“革命”，从此一去渺无踪影，于是，照顾年迈的父亲和提携一串年幼的弟弟们的重担就落在了你的柔嫩的肩上。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你就一直为父母亲分担着忧愁，在逃难路上，妈妈和你的臂弯成为我的婴儿的摇篮，你们轮流抱着我颠沛流离走过了迢迢万里的行程……家庭里的特殊位置没有给你提供任何娇气的本钱，你只能素颜布衣卷起裤腿衣袖，干活劳动，挣钱养家，环境把你打造成你那既敢拼敢干、独立干练又带有几分柔中带刚的英气。
姐姐，我把你的恩情一直烙在心上，你也把对我的关爱深藏在心底。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你身患绝症收到我从美国寄来的一百美元的支票时，你看着支票凝视很久很久，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最后，才对你的孩子我的外甥说，“应果是公派出国，每月只有四百美元的津贴，在美国东部城市里过日子，这很不容易啊。我走后，千万不要告诉应果，以免他分心……”
姐姐，当我后来得知你临了的这番话时，你让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
最先注意到我的神色的正是坐我对面的那位女研究生，她小心翼翼地问，“老师，您在想什么呢？我注意您半天了。”
我赶紧眨眨眼睛，收捻起眼中的晶莹，强作淡然的一笑，说，“对不起，我……跑神了。”
我不想轻易地揭开这珍藏在我心灵中的秘密，这一方青翠的草坪啊，伴随着对姐姐的怀念，陪伴着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并常常在我的梦中呈现……
是的，这儿有我的许多记忆。也正是在这块草坪上，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令我对姐姐刮目相看，那天姐姐最要好的一位小姊妹叫陈美君的，突然从医院那边跑了过来，大声地喊着姐姐，“汪掌若，快，快来看，日本的伤兵相互打起来了！”
你坐在那儿纹丝不动，说，“他们相互打起来，关你什么事？由他们打去好了。”
“要出人命呢。”
“出人命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们打的是小野，那个少条腿的，往死里打呢。”
“你说的是那个年纪最小的吗？”姐姐问，说着说着就站起身来，“怎么回事？走，看看去。”
鼓楼医院跟金陵大学相隔很近，几步跨过街就到。我也跟随姐姐跑了过去。一看，果真，有两三个日本伤兵正在死命殴打一个小兵。这个兵断了一条腿，长得十分矮小，样子一看就是个娃娃。打他的人拿着他的拐杖，死命敲打他的头。他倒在地上，两手护着脑袋，头上、手上都淌满了鲜血，嘴里哇哇叫着哭喊着。周围的几个日本伤兵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从一旁走过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也都装作没有看见，有的干脆绕着走，实在绕不过去的就低着头匆匆走过。
姐姐当即走上前去，用日本话大声训斥了那几个打人的日本兵。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几个打人的伤兵居然并没有说什么，反而乖乖地听了姐姐的拉架。
伤兵们打架的事大概前面已经有人告到了医院，我看见小坂医生正急匆匆地从住院部大楼朝这边跑，刚才的一幕恰好被他看到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姐姐一眼，掉过头去就把打人的伤兵们痛骂了一通，然后关照姐姐把小野领回去包扎刚刚被打伤的伤口。
事后我问姐姐，我说，“姐姐，我还不知道你会说日本话呢。什么时候学的？”
姐姐回答我说，“我也只能说简单的，是跟小坂学的，不过他也跟我学说中国话哩。”
我又问，“刚才你跟那几个鬼子说什么呢？”
“我就说，你们几个大人欺负一个孩子惭不惭愧？他才只有十五岁。”
“他们怎么那么听你的话？”我不解地问。
姐姐得意而俏皮地一笑，说，“他们都知道我打针不疼，针扎的也准。医院里人差不多都晓得。”
我又问，“为什么你先说不要管日本兵相互打架，但一听说被打的年纪小，你反而要管了？这不是说话不算话吗？他们不都是中国人的敌人吗？”
姐姐的脸变严肃起来，“洪武，我告诉你：战争是大人们之间的事，任何时候也不能把小孩子牵进来。你懂不懂？”
这件事令我对姐姐的能耐、见识大为佩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姐姐，一个女孩子，居然能让日本兵服服帖帖的听话，这在当时真是极为了不起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我并不很清楚，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在战场上一败再败，日本的国力已经衰竭了，日本的威风已经扫地了，他们的兵员严重不足，不得已把国内能动员出来的老人、小孩都统统赶上了战场。这时候的日本兵已经丧失了早先咄咄逼人的蛮横霸气，他们的底气已经明显不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