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大才子 大收藏家 张伯驹 捐出 西晋-陆机 的 平复帖 等罕世国宝文物，
大作家 文化部长 茅盾（沈雁冰）颁状褒奖。
1957年 张伯驹因 京剧戏曲等由， 被打成右派。
张伯驹夫妇的生活陷入困顿。在最艰难的时候，陈毅对他表现出了真诚的友情和实在的帮助。
在张伯驹夫妇不知情下， 陈毅 委托在吉林的老部下 于毅夫（省委书记处书记）经 宋振庭（宣传部长）
将张安排到吉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远离京城 以保护伯驹夫妇。
多年后 张伯驹夫妇才知 陈毅 一番苦心深情。
上阳台帖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和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原无标点符号）
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高28.5厘米，横38.1厘米，共5行25字。
有“太白”署名，是唐代诗人李白唯一的传世书法真迹。
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 “唐李太白上阳台” 一行。
皇帝宋徽宗赵佶，对此帖的评价是：
“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
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清代乾隆皇帝当年收藏此帖爱若至宝，并亲笔题书“青莲逸翰”而赞之。
张伯驹先生 通过统战部徐冰赠送给毛主席，他在附信中写到：
“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
毛主席收到此帖，观赏数日，也十分爱惜，后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说起来，张伯驹与陈毅相识相知，与他的另一大爱好——围棋有关。
陈毅五几年初到北京时，经北京市政协推荐，张伯驹与之下棋。
几局过后，陈毅大呼过瘾，一谈话，发现两人在诗词等方面有太多的话题，
一来二去，他们诗词唱和，逐渐情谊深厚。
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下棋，吃饭。
张伯驹精通韵律，才思敏捷，见识过的人说他“写词比说话还利索”，其诗词水平极高，
周汝昌曾评价说，“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
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陈毅对他的诗词也是十分推崇，对他的才华和襟怀产生相惜之情。
得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陈毅打来电话安慰，并请张伯驹夫妇来家吃饭，替党对张伯驹致歉。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通过朋友，安排张伯驹、潘素到吉林工作。
张伯驹出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得以发挥专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
被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勒令退职，发配吉林舒兰插队落户。
但舒兰不愿意接收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于是张伯驹夫妻只好无奈地回了北京。
他们成了北京的“黑户”，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只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
但张伯驹并不在乎，他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自得其乐。
数年后，1972年 陈毅去世，张伯驹含泪写了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追悼会上，这副长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连声夸 写得好。
并问起张伯驹的情况，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张茜将张伯驹的凄凉遭遇直告毛泽东，毛泽东听毕，嘱咐周恩来总理安排解决。
不久，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的馆员，
潘素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入上了北京户口。
游春图 北京故宫镇馆之宝
传世最古的卷轴画《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
中华 墨皇 中华第一帖
陆机 乃 擒杀 关羽的东吴大将 陆逊的孙子
陆机 的 平复帖 比 王羲之 的 兰亭集序 还要早
而且 平复帖 是真迹，
兰亭集序 仅为 拓本（真迹 据说被 唐太宗李世民 带到棺木李去了？）
中华第一帖 《平复帖 》距今 17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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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毅夫 受 陈毅 委托 嘱 宋振廷 保护 张伯驹夫妇 始末 -------
按此名单我在北京一一拜访了廖承志、李维汉、李维汉、平杰三、胡子昂、萨空了、楚图南、张友渔、韩幽桐、钱俊瑞、徐雪寒、关山复、许涤新、武衡等革命前辈，东北抗日元勋吕正操、郭维城、万毅、解方、张学铭等叔伯，还有夏衍、刘白羽、萧军、骆宾基、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朱琳等文化界人士。这些父辈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或为父亲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或题词赋诗，高度评价赞扬父亲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朋友，光明磊落的战斗一生。这些文章和题诗后来大多发表在吉林日报上。
特别要提到的是，按照母亲的嘱托，我和爱人王明实同时也去拜访了张伯驹的夫人、著名画家潘素阿姨。潘素阿姨当时正在北海后海的家中辅导一位女弟子作画。我向她转达了我母亲的问候，提到当年陈毅同志委托我父亲将他们夫妇安排在吉林省工作，以保护他们夫妇免受政治冲击的事情。潘素阿姨对此表示感谢，并说明当时他们和宋振庭直接联系较多，具体工作是由宋振庭安排的。我的感觉是潘素阿姨对当年陈毅同志委托我父亲关照他们夫妇来吉林工作的具体情况好像所知并不比我多。潘素阿姨送给我一幅她的画作，是一小幅洒金牡丹图洒金牡丹图，上写“又燕小朋友瞩，壬戌元旦潘素”。1983年农历正是壬午年。后来潘素阿姨还打电话给我，说是她有一幅刚刚画就的青绿山水，送我留念。我接到电话后立刻去了潘素阿姨北海后海的家，取来这幅画，珍藏家中。那幅洒金牡丹图二十多年来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纪念着这这段往事。
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和哥哥于海鹰，1964年时，吉林省有人质问宋振庭,为什么要将大右派张伯驹夫妇引进吉林省工作？宋振庭感到十分有压力，专程赶到我父亲在辽宁养病处报告此事，希望父亲能为他证明，张伯驹夫妇来吉林省工作不是他自作主张安排的，而是我父亲要他办的，他是奉命而行。父亲当即明确回答他说：“你放心，到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质问此事，你就说是于毅夫让你把张伯驹夫妇安排到吉林省工作的。一切责任有我负责。” 其实，我父亲在吉林省是主管农业和共青团妇联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按常理，安排张伯驹夫妇这样的文化界名人，不应该绕开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
为什么父亲在接受陈老总之托后直接找了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呢？首先，父亲是周恩来和陈毅的亲信老部下。
1953年，父亲从黑龙江省长任上奉中央之命调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当时周总理亲口瞩命父亲一定要安排好东北军、西北军抗日将领遗属的生活工作，并关照好东北籍作价家河国内著名文化界人士。父亲对总理的嘱托牢记在心，认真执行。
父亲曾任新四军军报新华日报总编辑（范长江任社长）、新四军情报部副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他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期间，因为忠厚正直，踏实肯干，深得陈毅军长赏识。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奉命回家乡黑龙江省创立地方政权，回乡途中路遇陈毅。陈老总专门为父亲写了一封举荐信给东北地区我党领导，说是“此人去东北可任省主席”。总理瞩命在先，陈毅同志委托完全符合党一贯的统一战线政策。多年从事我党统战工作的父亲对老首长陈毅同志的委托当然是心领神会，义无反顾，坚决执行。
其次，宋振庭的哥哥宋醒池（原名宋醒痴）早在三十年代就与父亲相识，一起从事过抗日救亡工作。父亲在吉林省工作时，还让吉林省统战部长宋任远安排照顾宋醒池，亲自为宋醒池参加东北抗日救亡经历作证。宋振庭兄弟还是父亲挚交好友阎宝航阎大爷的外甥。在东北籍抗日元勋中，阎宝航、刘澜波、于毅夫三位最为莫逆，三家子女亦以异姓兄弟相交往。即使在文革中，三家也没有间断往来。文革中我去上海，就住在阎大爷的女儿阎明光三姐家。明光姐近日有告，宋振庭是闫家近亲，她们称宋为四哥。我的父亲人前背后提到宋振庭时常常不直呼其名，而是亲昵地叫他“大胖小子“。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由中央领导直接出面关照保护张伯驹先生这样的“大右派”，不是一件可以公告宣传的事。即使对张伯驹夫妇也不宜直接告白就里，是必须的。所以父亲没有通过主管文化工作的省委领导，直接将此事委派给他信任亲近、视为自家子侄的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了。宋振庭不负所托，尽到了对张伯驹夫妇的保护之责。从潘素阿姨对我所表达的话里，可以听出他们夫妇对宋振庭是十分感激的。对于陈老总是如何委托于毅夫是安排他们夫妇来吉林工作的内情，宋振庭当时不方便多说，张伯驹夫妇也不方便多问，事后才有所了解是很正常的。
父亲 文化大革命被四人帮囚禁在秦城监狱7年，受尽磨难，却从未有一句妄言诬陷革命战友和老首长、老部下，在“四人帮”的淫威下，保持了高贵的革命气节和革命情操。“四人帮”倒台，他获释回家，对党毫无怨言。
我父亲这样一向坚守的做事准则和情操，他忠诚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奉陈毅老首长之托，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嘱咐宋振庭关照保护张伯驹夫妇，不畏惧，不张扬，不居功，不求回报，不向世人言。这可敬的品格，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我们后代的榜样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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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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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 展子虔 游春图
------- 于毅夫 受 陈毅 委托 嘱 宋振廷 保护 张伯驹夫妇 始末 -------
特别要提到的是，按照母亲的嘱托，我和爱人王明实同时也去拜访了张伯驹的夫人、著名画家潘素阿姨。潘素阿姨当时正在北海后海的家中辅导一位女弟子作画。我向她转达了我母亲的问候，提到当年陈毅同志委托我父亲将他们夫妇安排在吉林省工作，以保护他们夫妇免受政治冲击的事情。潘素阿姨对此表示感谢，并说明当时他们和宋振庭直接联系较多，具体工作是由宋振庭安排的。我的感觉是潘素阿姨对当年陈毅同志委托我父亲关照他们夫妇来吉林工作的具体情况好像所知并不比我多。潘素阿姨送给我一幅她的画作，是一小幅洒金牡丹图洒金牡丹图，上写“又燕小朋友瞩，壬戌元旦潘素”。1983年农历正是壬午年。后来潘素阿姨还打电话给我，说是她有一幅刚刚画就的青绿山水，送我留念。我接到电话后立刻去了潘素阿姨北海后海的家，取来这幅画，珍藏家中。那幅洒金牡丹图二十多年来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纪念着这这段往事。
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和哥哥于海鹰，1964年时，吉林省有人质问宋振庭,为什么要将大右派张伯驹夫妇引进吉林省工作？宋振庭感到十分有压力，专程赶到我父亲在辽宁养病处报告此事，希望父亲能为他证明，张伯驹夫妇来吉林省工作不是他自作主张安排的，而是我父亲要他办的，他是奉命而行。父亲当即明确回答他说：“你放心，到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质问此事，你就说是于毅夫让你把张伯驹夫妇安排到吉林省工作的。一切责任有我负责。” 其实，我父亲在吉林省是主管农业和共青团妇联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按常理，安排张伯驹夫妇这样的文化界名人，不应该绕开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
为什么父亲在接受陈老总之托后直接找了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呢？首先，父亲是周恩来和陈毅的亲信老部下。
1953年，父亲从黑龙江省长任上奉中央之命调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当时周总理亲口瞩命父亲一定要安排好东北军、西北军抗日将领遗属的生活工作，并关照好东北籍作价家河国内著名文化界人士。父亲对总理的嘱托牢记在心，认真执行。
父亲曾任新四军军报新华日报总编辑（范长江任社长）、新四军情报部副部长、联络部长等职。他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期间，因为忠厚正直，踏实肯干，深得陈毅军长赏识。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奉命回家乡黑龙江省创立地方政权，回乡途中路遇陈毅。陈老总专门为父亲写了一封举荐信给东北地区我党领导，说是“此人去东北可任省主席”。总理瞩命在先，陈毅同志委托完全符合党一贯的统一战线政策。多年从事我党统战工作的父亲对老首长陈毅同志的委托当然是心领神会，义无反顾，坚决执行。
其次，宋振庭的哥哥宋醒池（原名宋醒痴）早在三十年代就与父亲相识，一起从事过抗日救亡工作。父亲在吉林省工作时，还让吉林省统战部长宋任远安排照顾宋醒池，亲自为宋醒池参加东北抗日救亡经历作证。宋振庭兄弟还是父亲挚交好友阎宝航阎大爷的外甥。在东北籍抗日元勋中，阎宝航、刘澜波、于毅夫三位最为莫逆，三家子女亦以异姓兄弟相交往。即使在文革中，三家也没有间断往来。文革中我去上海，就住在阎大爷的女儿阎明光三姐家。明光姐近日有告，宋振庭是闫家近亲，她们称宋为四哥。我的父亲人前背后提到宋振庭时常常不直呼其名，而是亲昵地叫他“大胖小子“。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由中央领导直接出面关照保护张伯驹先生这样的“大右派”，不是一件可以公告宣传的事。即使对张伯驹夫妇也不宜直接告白就里，是必须的。所以父亲没有通过主管文化工作的省委领导，直接将此事委派给他信任亲近、视为自家子侄的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了。宋振庭不负所托，尽到了对张伯驹夫妇的保护之责。从潘素阿姨对我所表达的话里，可以听出他们夫妇对宋振庭是十分感激的。对于陈老总是如何委托于毅夫是安排他们夫妇来吉林工作的内情，宋振庭当时不方便多说，张伯驹夫妇也不方便多问，事后才有所了解是很正常的。
父亲 文化大革命被四人帮囚禁在秦城监狱7年，受尽磨难，却从未有一句妄言诬陷革命战友和老首长、老部下，在“四人帮”的淫威下，保持了高贵的革命气节和革命情操。“四人帮”倒台，他获释回家，对党毫无怨言。
我父亲这样一向坚守的做事准则和情操，他忠诚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奉陈毅老首长之托，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嘱咐宋振庭关照保护张伯驹夫妇，不畏惧，不张扬，不居功，不求回报，不向世人言。这可敬的品格，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我们后代的榜样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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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宝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
王羲之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
“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张伯驹与潘素惟一的女儿、73岁的张传彩老人笑咪咪地说。父亲在后海留下的惟一一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缮，她与老伴楼宇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大早便冒雨搭公共汽车来约定地点接受采访。从外套后面不小心露出来挂着月票的红绳，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七旬老人，曾经是鼎盛时期在北京拥有数处院落、那个显赫而富有的张家大小姐。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听父母讨论，说最后这一部分字画怎么办。我们那时年轻，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厉害，收藏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人民踊跃购买。张伯驹也对这个新生的政府产生了信赖与热忱，“他跟我们说这个政府可不像国民党，我们应该要重视、要热爱”，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所以张伯驹在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潘素商量买公债之事。
“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
“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仔细细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收 藏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记下了张伯驹当年发自肺腑的一句话。的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伯驹试图一己之力阻止许多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显得犹为悲壮。《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硫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最近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
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
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后来回忆，张伯驹与马霁川接洽在先，但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因马要价太高，先生不便再谈，于是转而请我从中周旋”，张伯驹最大的担心是《游春图》这样重要的国宝被惟利是图的文物商转手售出国外，“伯驹先生和我商谈时特别强调这一点”，马保山回忆，“当时我为先生如此尽力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文物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倾全力以成全此事。”
经马保山斡旋，几次来回谈判，终于以220两黄金谈定。
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对张伯驹来说已显吃力。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在此之前，他刚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帖》。当年一掷千金的富公子，现在连几十两金子都拿不出来了。
那时候，张伯驹一家住在弓弦胡同一处宅院，当年的那座豪宅占地15亩，富丽无比，在张伯驹住进来之前，它的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那里有四五个院子，花、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啊，好几个会客厅、长廊”，张传彩回忆，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院子，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变卖了自己最爱的这处住宅。
成交之日，卖方找人来鉴定黄金成色，“那个商人说这个金子成色不好，要240两，就是又加20两。但是他说你老岳父财力确实是不行了，最后那20两拿不出来了。何苦呢?这是倾家荡产啊，为了这么一幅画。”楼宇栋回忆。这幅几乎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捐给国家。
传 奇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近年来，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
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
“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沉 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20年后，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4年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儿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是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楼宇栋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10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4位大厨，但这样的生活落差好像并没有让张伯驹有多大困扰，“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王世襄回忆。忆及父亲，女儿张传彩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不经手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之机而突然转变。1972年，患难之交的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被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交待让周恩来总理解决此事。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待1978年平反恢复政策，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离开人世。
1995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的信念，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为后人留下无数传奇之后，便再难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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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画家 黄永玉 画 大家 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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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蚊上树，泡菜，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大桌。怪味鸡和煎蛋汤是张茜亲自做的，味特别浓。四川的特产“五粮液”酒—倒进杯子里，满室的香味便弥漫了。虽然外面正是冰天雪地，室中却是暖融融的，很有点儿家庭的味道。孩子们还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吃，所以，今晚的“宴会”只有两对夫妇。相识这么久了，他们还是第—次这样没有旁人地坐在一起吃饭呢。 陈毅擎起酒杯，笑着说：“张先生可记得这样一首古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伯驹不假思索地接道。 “哈，那就饮了这—杯。讲清楚，要喝干的噢！我这个人，在饭桌上可从不愿意吃亏的哟！”陈毅看着慧素，把酒一仰而尽，一言一动，都带着一股子武将的味道。 慧素和张茜挨着坐，觉得十分兴奋。她是不喝酒的。如此热情，知道不能推，屏住呼吸，把一杯酒也一下子喝了进去。顿时，两颊升起一片晕红。张茜比慧素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显得娇小玲珑，一副欢天喜地的活泼劲，全无犹豫地也把酒喝了进去。 可这杯酒，在张伯驹的手中却显得特别地沉重。 餐前，他已把这一段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陈毅细细说了。到戴上右派帽子一段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似乎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人的错事一般，并告诉陈毅，他们夫妇已应宋振庭之邀，去吉林工作。陈毅耐心地听完，竟什么也没说。 那样子，像是早已知道，又像是根本没所谓，使得张伯驹心下好生奇怪。接着，就开始吃饭了。一上来，陈毅这么好的兴致，先念了半首古人的诗，倒像是方才张伯驹什么也没对他说一般。 他思付着喝那一小杯酒，喝得很慢，很小心。他能够把事情压在心底，但无法让人认为他没有心事。“喂——”陈毅见张伯驹终于把那杯酒喝完，拖长了声朗然一唤道：“这么斯文，这餐饭可就太难过了。我可是个大食家，放开肚皮能灌一整瓶进去，张茜想拦也拦不住！”他一边说一边动手给几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斟上了酒，说道：“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想它干什么！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有什么奇怪。我这个人，对这个看得最开。‘非其罪，虽累辱而不受’，你还怕事情没有弄明白的那一天么？” “可是……或者是我错了。”张伯驹辩道。 “你？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毅的声音分外地响了：“你们把最最珍爱的东西捐献给了党，给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嘿，峨嵋山的猴都不信！” 张伯驹心头一热，握酒杯的手颤抖了。 “我有些话，可能是讲得过头了，比如说……”张伯驹想说明。 陈毅摆了摆手。 “我根本不问那些！”他声音重重地说：“如果我陈毅不知道那些珍贵文物在你们心中的位置，我还不敢这么肯定。你们的事，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几个人讲过了。陈毅熟人多，但朋友不多，我这个人从不滥交朋友。俗话说，朋友是半个自己。如果会吹会拍的就是朋友的话，我陈毅的朋友就太多了。人生在世，难得的是诤友、畏友，光能喝酒不行。伯驹先生，你不至于把我看得也那么糊涂吧？” 慧素一动不动，用力忍着眼边的泪水。 张伯驹的心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样的话，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了。 在部里，他想解释，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不理解，也因为人们太热爱，太单纯。而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一句，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换了谁，也会激动的。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擎着酒杯，猛地往陈毅面前一送。由于过猛，酒泼到了手上，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到。“来，喝了这一杯！”他从心底里喊出了声。 感情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女人们开始褒贬自己的丈夫，这是她们的乐事，于是，小房里的气氛分外轻松了。 “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么？”慧素见张伯驹一直不问这个问题，忍不住自己问了出来。 陈毅粲然一笑：“给我点儿时间，我也许想得起来。不过，这并不重要。普天之下，好人终是多数。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总会表现出来。”他狡猾地眨眨眼说：“我倒挺佩服宋振庭这个家伙。这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也可以叫伯乐识马，慧眼寻人。不然的话，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儿的人才？就算你们肯去，文化部也不一定舍得让你们走呢。你们，也是名人噢，嘿！”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一连打了三封电报来。他怎么知道我们？”慧素仍旧想弄清楚这个底细。她已经隐隐觉出，陈毅似乎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 “唔，八成有点儿灵性。也许，只是灵机一动；也许，是你们忘了。话说回来，张伯驹鼎鼎大名，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陈毅悠悠地一笑说。 张伯驹却认真，思忖着说：“在东北，我真是不认识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 “那只是没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那张作霖、张学良，不也是东北的么？一个人，多做点好事，总会有人记着的。这道理很简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我这个人是共产党，可我相信因果报应。张茜说我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不得好死。可我琢磨，好事也干了不少。将来我死了，有人笑，也会有不少人伤心。”他故意看着张茜说：“别看你对我总是挑毛病，到时候，你比谁都哭得凶。来，吃菜呀，怕不怕辣？” 便是很普通的话，经陈毅的口一说，也显得妙趣横生了。心情开朗了，饭菜也显得格外有味道。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饭罢，几个人回到书房，又闲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张伯驹起身告辞。由于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陈毅从书柜中取出了一轴用牛皮纸包得很仔细的轴画，双手递到了张伯驹的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把牛皮纸包接了，嗓子眼发堵，说不出话来。陈毅又道：“到那边以后，可不能把老朋友忘了，常来信。这几年，我自觉在诗词方面，心心得不少。和你们通通信，多有裨益。我这个人，别看肚里墨水不多，眼光还挺挑剔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博大宏远，气势咄咄，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韵律铿锵，字字功夫。到吉林后，可不敢把这支笔扔下哟。人一上了岁数，一旦把笔丢下，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握别陈毅夫妇的第三天，张伯驹夫妇便乘火车去东北了。家中的一应事务，托付给老傅照看，却也不必担心。女儿已经大了，能够自理，也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搞考古研究的，人很老实，老两口也很满意。就这样，他们了无牵挂地走了，走向了一片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车到长春，已是傍晚。手忙脚乱地下了火车，一阵北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冷。他们还是第一次到东北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他们会来么？”慧素帮丈夫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担心地问。上车前，他们已经给宋振庭拍了电报，告诉了他们到达的时间。然而，这种时候，人总愿意往坏处想。 “不一定收得到。快过年了，好多地方都放了假。”张伯驹弯腰提起一只箱子，对慧素笑笑说：“走吧，先去吃点儿饭，我有点儿饿了。反正没什么行李，自己走吧。”慧素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有许多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份。毕竟，现在他们的身份不同。 “等一下吧。万一他们来了，找不到我们……多不好。”慧素坚持说。张伯驹点了点头，放下了手提箱。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上车的上车去了，下车的出站走了。火车一声长鸣，也开出了站，站上渐渐静了。没有人来接。 张伯驹微微一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走吧，我们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恐怕，人家也很忙。你想，这年头，宣传部能不忙么？”慧素的心绪有些灰冷。两个人提起行李，慢慢地出了站。 “先找旅店，还是先吃饭？”慧素问。依她的意思，是先安顿下来。 “听你的吧。”伯驹答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他没有表露出什么来，但心里对没有人来接感到有些失望。 车站的门口人很多，张伯驹似乎是不经意地在人群中看着，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每个人都似乎是来接站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 雪花飘飘，在街灯下看去，像是在飞舞。落到脸上，凉滋滋的。张伯驹挺了挺身子，用力说道：“一定是没接到电报，我们走吧，雪越下越大。”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跺了跺脚，向外走去。 一辆人力三轮客车停到了他们身边，一个声音高声搭讪道：“要不要雇车，快——” 张伯驹问道：“附近有什么旅店么？” “这时候？”蹬车的汉子嘲弄地一笑道：“住大车店，便宜，两毛钱一位。可惜，没有夫妻房嘞！” 张伯驹忙追问道：“没有别的旅店么？” “明儿清早！今儿黑，您老就忍一宿吧。除非您是大干部，上头来的。”汉子用手往前面一指道：“像那样的，就行了，小汽车候着，一天一宿了，那还差不多。二位，上车吧！” 张伯驹无意地抬头一望，立时怔住了。 汉子指的地方，是一块好大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北京来的张伯驹先生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高高地挂着。方才，他们因为没注意高处，竟没有看见。 慧素已经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了，张伯驹一把拉住她道：“走，走，瞧那边，瞧！”声音激动得已经走了调儿。那汉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提着行李，连忙向那块大牌子走去。 牌子下面，真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顶上积了好厚的雪，显然已经来了许久。车旁，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正一边跺脚，一边说着什么。 “恐怕这趟车又没有。”那姑娘说。 “八点钟还有一趟到齐齐哈尔的车。”男人的口吻很耐心。听得出，他们已经来了好久了。 张伯驹走到他们旁边，才猛地停下了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头看看，慧素正双手提着一只大号的旅行袋跟过来。见伯驹停下了，她便问：“是这儿么？” 张伯驹抬头看了看空中挂的木牌，点了点头。 那姑娘猛然见到了他们，用手一指道：“嘿，可能来了！”那中年男人连忙转过了身子，迎了上去，热切地问：“你们……从北京来？” “对，对，我叫张伯驹。” “哈！”那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出言无忌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你们的电报上没说坐哪趟车。这时候了，真担心你们到不了呢！” “嘿，这怎么好意思！”张伯驹喘息着说。由于激动，他的脸泛起了微红。 姑娘和中年人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车里，中年人又把那块牌子从电线杆上解了下来。一边说：“老宋担心我们不认识您，出了这个主意，还挺灵！” 汽车在斯大林大街上平稳地行驶着。张伯驹望着窗外银装了的世界，揣摸着这位“宋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出，这里一定有个谜。 起码，他们今晚不必住大车店了。他并不怕住大车店。但他希望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客人。 慧素新奇地看着窗外，问那姑娘：“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宋部长家。宫大姐说了，这顿饭，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今天一上午，宋部长都在车站上等你们，猜你们会上午到。下午他有个汇报会，来不了，才没有来。”姑娘笑笑，又说：“我叫小华，宋部长说了，以后，让我给张老当学生，不知道行不行？” “宫大姐是谁？” “宋部长的爱人，你们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慧素道：“天下第一的好人，一点儿没架子的，待人可真心呢！” 宽阔的斯大林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街边树上，积了厚厚的雪，煞是壮观。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这使得张伯驹心中十分感慨。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车子拐上了一条窄马路，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驶进了一个大院，绕了几个弯，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中年司机响亮地按了几下喇叭，跳下了车，先为张伯驹拉开了车门。那边平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了几个人。司机打开后车厢，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抓起最大的一个袋子。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则拿起了张伯驹的手提箱，一边忙不迭地问：“冷吧，快到屋里暖一暖。” 张伯驹猜：这个大个子，可能就是宋振庭了。从气质上，他感觉得出来。 他有点儿紧张，正了正头上的棉帽子，跟在大个子后面走进了房。 房里暖如夏。不一刻，大家都进了屋，热切地道着短长。大个子把一杯热茶双手递给张伯驹，问道：“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不，没什么。”张伯驹接过了茶杯，看着对方的脸。 “我是宋振庭。”大个子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轻松地说：“我们好做认识了很久，对不对？”说着，他招招手，那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忙走了过来。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脸边竟抹上了一点儿面粉，全然像个乡下的妇女。“她叫宫敏章，我爱人，叫她‘小宫’行了。来，吃饭吧，看凉了。”那口吻，像是拉家常。 张伯驹方才的紧张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有了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从接到宋振庭的第一封电报时起，他就在心中刻画宋振庭这个人了。此刻真正见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毫无拘束地东拉西扯着，海北天南聊着，他觉得，那正是自己心中的他。如果说，在陈毅家吃饭，他心中更多的是崇敬、是负疚，是对明天的迷惘的话，今晚的一切，则是和睦、是亲切，是对周围的放心。桌子一边，慧素和宫大姐攀在一起，小声地说着悄悄话，那劲头，像是已经相熟了二千年。 好猛的酒！一杯下去，周身都热辣辣的了。 “省里决定，就由你来担任省博物馆的副馆长。省里没什么人手，就不准备设立正馆长了。明天，让小华带你去看一看，在西安大路，不算远。是过去的老底子，三层楼。” 张伯驹庄严地点了点头。 他没想到，从三十多岁上，自己便绝意仕途，立志不当官的。老了老了，成了右派，反倒当上官了。而博物馆工作，不但是他熟悉的，而且是他热爱的。 他几次想问问宋振庭，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宋振庭给他介绍着东北的风土人情、奇闻怪事，绘声绘色。虽然是刚到，他已经开始热爱这里了。而且，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饭后，宋振庭领着他们夫妇一起去看了已经布置好的新居。房子离宋振庭的家不远，是个小院子，雪已经扫干净了，房里升上了火。三间北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待客，一间是书房。同北京比起来，似乎是差了一些，可宋振庭是宣传部长，也不过住了这么三间。相比之下，已经是够宽的了。房中，一切都已布置得有条有理，不必他们再操什么心。小华和宫大姐帮着他们打开行李，安放好东西，直到半夜时分了，才离去。 关好房门，张伯驹与慧素对着看了好一会，相视一笑。陌生而熟识的一切，多有意思。 慧素从旅行袋中取出了那一卷东西。陈毅说，要他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慧素好奇，早已忍不住了。 “打开么？”她问。 “打开！”张伯驹喜不自禁。 慧素小心地拆开了粘得很紧的封套。里面，是一幅裱得很好的立轴。她搬了张凳子，把立轴小心地挂了起来。是一首《冬夜杂咏》：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又题：“书赠伯驹夫妇仲弘一九六一年冬又题。” 两个人肃然立着，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力，在他们的周身游走着！ 1971年，春。长春市。 虽然地下室里也有电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在里面呆了两年，猛一走到阳光下来，仍旧感到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他扶着墙，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梦中多次回到过的世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前走去。 两年了，真快。这两年中间，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走出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房一步。七十多岁的人了，刚进去的时候，每一天是多么难熬，他以为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想不到，他又走到了阳光下。 让人莫名其妙的世界！真是老了呢，连步子也走不稳了！他在心里用力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张伯驹，你还能走，就走下去！” 这条路好长！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是年轻人的世界，聚在一起，不知正在谈论些什么。自负的人多话，骄傲的人则微哂。红海洋，红袖章，临行喝妈一碗酒，一个个像座黑铁塔…… 好热闹的世界，大家的劲头还那么足！ 依着放他出来的那个红卫兵的吩咐，他喘吁吁地上了二楼。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他试探着往前走，乡巴佬一样看着门上的字。 “你找谁？”一个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像在唤一条船。 “我……找这的负责人。” “什么负责人？”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气宇轩昂地站到了他的面前，胳膊上的红袖章足有一尺宽。 “是……红总司吧？”他依稀记起了这个名字。 “红总司？你是什么人？”红卫兵警惕地把他周身打量了一番，又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来报到。” “报到？”红卫兵更奇怪了，大声说道：“红总司是反革命组织，一年前就取缔了。你认识红总司的哪一个？” “叫……杨……卫东。” “他，已经关起来了，政治骗子，小爬虫，野心家。他是你什么人？”红卫兵的架势咄咄逼人了。 “是他派人……把我抓起来的，在地下室里关了两年。”“刚放你？”那红卫兵好生奇怪。 “是，就刚才。”张伯驹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他还不知道“红总司”已经被取缔，说了不算了。可倒退两年，“红总司”的劲头比谁都大，顶得上当年的义和团呢。那杨卫东，比省长还威风，光是私人“警卫”，就有二十多人，男男女女，一律短打扮。走到哪儿，地动山摇，谁敢说个“不”字。 “你是……地窖里的那批‘牛鬼蛇神’？”大个子红卫兵猜出了他的身份。习惯中，人们都把地下室叫做地窖，因为过去那是食堂冬天储存大白菜和土豆的地方。 “我……”他已经习惯了“牛鬼蛇神”这个称呼，点点头。 “那边，第三个门。”大个子朝前面一指，便转身走了。张伯驹定定神，走了过去。 那间房子的门上写着“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他敲了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才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里，几个男女红卫兵正在高谈阔论，争着什么，又像是在打情骂俏。他站了半天，竟然没有人理他。他有些尴尬，不知是不是应当退出去。低头看看脚边，却发现了新大陆， 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了一米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他只扫了一眼，便怔住了。那像是米襄阳的东西！ 米襄阳，姓米名芾字南宫，湖北襄阳人，为宋朝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他的真迹，明清时代已不可多得，可称奇珍。如今，竟像烂纸一般被丢在那里。再看地上那些撕碎了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但面目已无法认出来了。 他感到了心疼！这是在毁灭文明呵！顺着墙边，他慢慢地蹭了过去。在那幅字旁，他镇定了好一会儿，才弯下腰，把那幅字拾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说话的，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一抹好看的红晕。 “我……是来报到的。” “你拿那东西干什么？”口气像刀子那么厉害。 “我……看掉在地上了，怕弄脏了，没别的意思。” “那都是四旧，封资修的东西，专门毒害老百姓的！”女孩的口气全然是在教导。 “是，是。”张伯驹一边说，一边把那幅字仔细卷好，别上了封口的象牙签。封口木杆的边上，贴着一张长条形的标签，上面写着“南宫墨宝”四个小字，赫然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 那女孩冷冷一哼，又问：“你是刚解放的，对吗？” “是。” “历史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 “牛鬼蛇神。”张伯驹答道。 那姑娘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来，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 “识一点儿。” “填个表儿。”姑娘吩咐道：“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你们一律要下去。” “可以，可以。”张伯驹连连答应。 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把那幅“南宫墨宝”带出去，使这件珍宝不致落个引火柴的下场。 “在那儿填吧，填好了，等信儿。”姑娘的口气冷得像十冬腊月的街面，硬梆梆的。 “小玲，电话！”外面有人叫。 那姑娘应着跑出房去。 其余几个人还在说着什么，张伯驹趁他们没注意，把那幅字用脚尖踢到了门外。然后，从桌上拿起笔，飞快地把那张表填了。这时，那姑娘回来了。 张伯驹把表递了过去，只盼快走。 “嚯，你这老头，字儿还不赖呐！乍一看，像个屯老庄。当过屯老庄么——就是屯子里的乡巴佬，庄稼人。记住，去了以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好了，你去吧。” 张伯驹如释重负，连连答应着，退了出来，小心地关上了门。站定之后，他四下一看，发现那幅字竟然不见了！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远处，有个人戴着口罩，正在扫楼道，他忙走了过去。那人身边有个筐子，里面有许多烂纸。张伯驹盯着那个筐，觉得有名堂，一只手探了进去，一下子便摸到了那轴字画。 原来在这儿！他心中一喜，把轴儿拿了出来。身子尚未站稳，却被那个扫楼道的人把轴儿从手中抽了出去。 “你……”他一怔，这才认出，那个人，竟然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宋振庭。 他们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了，只在感觉上，听出了对方的呼吸。 “是你么，老宋？” 口罩上的眼睛和悦地一眨。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放进去。”宋振庭的声音很低，同时，眼睛四下一扫。那目光，是坚定而有力的。 张伯驹立时明白了，把那件东西又丢进垃圾筐里，在上面盖上了烂纸。这种地方，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是马上会被人发现的。 宋振庭猛地转过了身去，又清扫起楼道来。楼梯口，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正走上楼来。张伯驹知道这里不是久呆的地方，便向楼梯口走去，下了楼。 他多想同宋振庭聊一聊呵！ 他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慧素在干什么？一别两年了，她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呵。结婚以来，他们还从没有分别过这么久呢。 门上贴着封条！ 走近了，他才看清，那封条还是两年前“红总司”贴的。门上挂着锁，已经有了斑斑的红锈。显见，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慧素呢？一颗心立时提了上来。两年了，她会到哪儿去了呢？ 透过窗子看里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老样子。两年前，红卫兵第三次抄了他的家，然后，便把他带走了，一直关到现在。房里，还是当时抄家的样子：痰盂扣在写字桌上，满地都是碎瓷片和纸，一部精装的《文苑英华》被倒上了墨汁，然后又被脚踩过。砖地上，还能看到墨色的脚印。 就是说，那一天，慧素也被带走了，没有回来过。 一股不祥的恐惧，开始咬噬他的心。他知道，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长春市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有上千人。那伙发了疯的公狗，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还有，她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像有些人那样，自寻了短见呢？ 他几乎站不稳了，扶住了门。 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多的紧张。他有些心慌，上不来气，甚至想大便，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他张开嘴，大口地吞着气，有一种渐渐下沉的感觉。脑子里，已经无法思想了。 猛地，他觉得膝下一软，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他心疼！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发暗。一阵风吹了过来，带来了一片湿湿的杏花瓣，贴在了脸上。四周是异样的静，听得见风在树梢上走。 他重新站了起来，从门楣上摸到了钥匙。他除了身上带的门钥匙外，为防万一，门楣上还藏了一把。身上的钥匙早被抄走了，想不到，门楣上的那把还在。 费了半天劲儿，他打开了锁，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中土蒙蒙的，又阴又冷。他在门边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一会，觉得好一点儿了。 屋里杂乱异常，他却像是根本没看见，站起来，走到里屋，抬头看着门边的天花板，几节旧的铁皮烟囱还挂在那儿，没人动过，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 陈毅那幅“大雪压青松”，就藏在那几截烟囱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也许因为那些烟囱太脏，居然忽略了。这两年，他一直担心这件东西会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来，他们带了上百件古代字画，都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场恶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未久，作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来。宋振庭长于写杂文，以“星公”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文笔犀健，颇有点鲁迅的风格，蜚声整个东北三省。这样的人，运动一来，自然是首当其冲。北京有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则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从宋振庭的笔记本上，他们发现了宋振庭同陈毅的关系，于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这时，张伯驹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东北来，正是陈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一共八顶，可称是洋洋大观了。开始，他还能记得被批斗的次数，后来，根本记不清了，完全成了个机器人。造反派来叫，跟上就走。在台上，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在那里喊口号，他在心里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见。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争着以“对敌人毫不留情”来表现自己这一派的革命与正确，有几次，连慧素也被他们拉到了台上。 若不是有陈毅这幅字支撑着他们，他们会双双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妇俩不是也被游斗了么？斗他们的场面，听说更大呢。那可是实心实意为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奋战了几十年的人呵！ 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坦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人一上了岁数，便喜欢清静。可惜，偏有人和他们过不去！ 里屋，张伯驹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慧素进屋的时候，张伯驹已经把信写完，正在气吭吭地找信封。慧素知道家里没有信封，便找出一张牛皮纸，裁开来，动手糊了一个。张伯驹写好信皮，便道：“拿去，马上发了。” 慧素拿上信便出去了。事到如今，只好请陈毅同志出面了。以往，她几次让伯驹给陈毅写封信，伯驹都是不肯。让他开口求人，比什么都难。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 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毅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还去打扰他，让伯驹心下阵阵难过。 “我们自己克服吧，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张伯驹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到抽屉里，看着慧素，好一会儿又说：“我就不信这天会总是阴着不晴！” 想不到，下午，王樾来了。执手话旧，自是一番感慨。 王樾的身子已经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却依旧很好。一别十余年，大家皆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不过，相比之下，倒是王樾，更见年轻。 “差一点，我们就见不着了。”王樾笑盈盈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能吃得苦的人，未必便能忍得气。那一年，我真是打算死了。” 张伯驹实出意外。 在他的印象中，王樾是最看得开的，一生的座右铭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者，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便献身于民族的复兴，功劳多多。难道，这场“大革命”对他也不放过么？“‘大革命’一开始，我的家便被连抄了八次！”王樾伤心地说：“伯驹，我后悔没像你那样，把东西捐献出去呵！” 王樾一声哀叹，往事便江河之水一般泄了出来。 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席卷了中国的大地，“破四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对文化的征伐。 这天一大早，街道管片的民警王连生急匆匆地来到了王樾的家。 “王老，到处都在抄家，您这儿，我怕也躲不过去了。”王连生焦虑地说：“这一片，就数您最出名，枪打出头鸟，不能不防着点儿。丁字街的陈半丁家昨天也抄了。齐白石家、李苦禅家，也都抄了个底儿掉。不是我拦着，上个礼拜他们就来这儿了。” 王樾担心地问：“都抄些什么？” “什么都抄！金银财宝、古董、古书，总之，一切‘四旧’的东西。”王连生的神色很紧张，话说得也很快。“王老，您最好收拾一下，把最珍贵的东西挑出来，先放到我那儿去。” 王樾感激地看了看王连生。 王连生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白净，看上去挺斯文，薄嘴唇，讲起话来特别快，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快点，我怕他们就要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周用良家抄呢。知道周用良吧？周一良的妹妹家，去了几十人！” 王樾有些慌了。他想不出哪些东西更重要。 他有八间书房，是用来放书画和古董的，光是轴画，就有两千卷！ 还有秋瑾——鉴湖女侠的日记九本； 邓中夏的日记六本； 李大钊手书的对联； 敦煌的壁画两块； 古代的三叶虫化石； 精心、写作了几十年的《春妃秋郎阁曲目》手稿，近两万页； 全套的《新青年》杂志； 还有一万多本书，其中，有许多是善本书，孤本书。 哪一件都极为珍贵！ 见王樾犹豫不决，王连生有些沉不住气了，催促道：“你快一点，我得马上走呢。让人家看见了，麻烦！” 王樾定了定神，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聊斋志异》下部的手稿。 手稿他已找出来了。本来，他是打算俟这部一千多万字的《春纪秋郎阁曲目》脱稿之后，便着手进行整理的。他已退休十年，终因岁数大了，又不想假手于他人，所以，《春妃秋郎阁曲目》到现在，才算接近尾声。这是部大型的戏曲辞书，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搞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方才他正在看。 他急步走到桌边，双手捧起了那叠足有一尺高的手稿说：“这件东西，是无价之宝，什么也换不来的……” “这是什么？”王连生的脸立时沉了下来，目光中透出了怀疑。 “《聊斋》，蒲松龄的《聊斋》下部的手稿！”王樾的语气十分庄重，希望能引起王连生的重视。 “《聊斋》？讲神讲鬼的那个《聊斋》？”王连生接过那叠手稿，胡乱一翻道：“这种反动的东西，别人烧还来不及烧呢，你还当宝！现在这是在破‘四旧’！” “这……真是……”王樾一急，便说不出话来了，额上沁出了汗。“这件东西，真是最珍贵的了。” 王连生的目光咄咄地瞪着王樾，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好呵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糊弄我，当我是吃奶的孩子！”他把那叠手稿高高地扬了起来，看着王樾，一声冷哼，便把那叠手稿摔到了半开的门上。 正巧，街道上收烂纸的孤老头背个纸筐，正从门外过，王连生一见，便叫住了他：“嘿，老雷，把这堆烂纸收走！” “你……怎么能这样！”王樾光火了。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声，接着，十几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其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反动学术权威王樾，从现在起，红卫兵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短头发的姑娘扯着嗓门喊道。手中，提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武装带。 王樾正色道：“我从来不反动，你们可以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调查！” 那姑娘走到墙边，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牧马图》道：“不反动，挂这个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四旧’！”说着，一皮带抽了上去。 那画年代已久，纸早酥脆，让皮带一抽，马上便碎了。 “你们……”画樾心疼得叫了出来。 老雷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那部珍贵的手稿装到了纸筐里，背走了。 “老雷！”王樾朝外面喊。 皮带在空中呼啸了一声，抽在了桌面的玻璃板上，整块的大玻璃粉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威风十足的男学生立目横眉，站到了他的面前，“是不是不服气，想搞对抗？” 王樾无言，脸上的肌肉抽搐般滚动。 那一侧，大规模的抄家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一瞬，他看到，在靠窗台的角落里，还丢着《聊斋》手稿中的一页。 “你出去！”一个人向他呼喝。 他用力地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咳得弯下了腰，咳得蹲在了地上。 趁人不注意，他拾起了那一页手稿。因为没地方藏，趁势把那一页手稿夹在了一本厚厚的地图集里。然后，他才站了起来。 一个小个子红卫兵，把一个笔记本从高高的书架上丢到了地上。 王樾喊了起来：“那是秋瑾的遗物！” “谁是秋瑾？”一个杀气腾腾的人问。 “她是著名的女英雄。” “呸，叛徒，破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好人的东西，全是封、资、修！” 又一是叠笔记本。 “那是邓中夏的笔记……” 一句话没说完，几个人便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搡搡地拖到了院子里。 耳际，传来了花瓶被打碎的声音，书籍被撕烂的声音，花盆被推翻的声音。 这便是“革命”的任务么？ 一切，都太令人无法置信了。这社会在痉挛，在抽搐，更在疯狂。尤其可怕的是，是这些打手们居然掌握着真理！ 红卫兵们整整折腾了一上午，装了一车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了。余下的书籍之类，都堆到了两间大房子里。另外，周用良家的书也拉过来了，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三个房，都贴上了封条。 望着劫后的惨状，他的周身像害寒热病一样发抖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听到了老舍自杀身死的消息。老舍是他的朋友，满族人，比他小四岁，生性朴实、耿直。解放后，他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的《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荷珠配》、《柳树井》，写得多好。这样的人，也会去自杀。 “那么，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他问自己。 这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太平湖边。当生与死十分接近的时候，生是一种负担，而死是一种解脱。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承受十倍的艰难。 粼粼的湖水，勾起了他情思。 他想起了许多已经作古的朋友：李大钊、鲁迅、邓中夏、刘志丹、赵平复（柔石）、应修人、闻一多，许多许多。他们都死了，可他们是肩着黑暗的闸门，为了放一缕阳光进来而死的，还有一些人，也死了，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尚可说是对旧社会“吃人”的抗议，老舍呢，他却死在今天。他的死，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呢？是悲哀，是无尽的叹息…… 他开始了自责。 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他自杀了，该怎样说？让人们说：“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轻松”吗？ 不！他毅然转回了身。 回到房中，他取出一张大纸，用泼墨，画了一幅大大的芭蕉，在上面用浓浓的笔墨，写了一首诗： 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三秋。 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王樾的诉说，在张伯驹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懂得，他才更能知道王樾心中的一腔悲愤。 他见过抄家。他的家，也被抄过两次。王樾的家被抄八次，其情形可想而知。八次，便是故宫那样的地方，也该抄得片片瓦翻身了呢。他明白，那些被抄走的东西上，凝聚着王樾一生的心血呵。 “那些东西，就这么抄走了？”张伯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也许问得多余。 “都抄走了。”王樾答道：“唯有那留下来的一页《聊斋》手稿，我让孩子从窗子爬了进去，找了出来，托人裱了。也巧，恰是最，上面有蒲松龄的题记和印鉴。别的，都……”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说：“丛碧，我真后悔，后悔……若是像你那样，把东西献给国家，也就不会有这个事了。美术馆、博物馆、故宫这些地方，红卫兵就没去抄。唉，罪过、罪过这是我的罪过呵——” 王樾脚步散乱地走了，张伯驹的心中，那一层阴影也更浓更厚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 临终前，他神志清醒，对张伯驹夫妇的事，念念不忘。 “可惜，我们帮不了他更多。前几天，我向总理说了一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么多。他们在北京，日子一定很艰难……” 张茜暗暗落泪。 陈毅喘息了一阵，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对张茜说：“我的……那副围棋呢？” “在这儿。” “拿给我。” 张茜迟疑了一下，从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了一个圆型的大理石盒子，放到了陈毅的手边。 陈毅打开盒盖，抓起了两粒晶莹的棋子。 这是他的爱物。 他唯一的奢侈品，便是这副围棋了。它跟了他已经几十年。 棋盒是整块大理石雕的，十分好看，庄重、沉厚。里面的棋子，是玉质的，大小不尽一致，有着一种古朴的天然。黑色的带有玉斑，白色的则略显透明。玲珑剔透，实乃围棋中的上品，令人喜爱。 这也是岁月的见证。 陈毅的目光仍在找，于是，张茜把棋盘也拿给了他。 他点了点头。 棋盘是黄杨木雕的，厚寸许，做工精细。盘分两块，用时嵌在一起。由于质地沉实，棋子落上时，铮铮有声。 “盘分两块。这一块，好比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盘棋。”陈毅思忖着，缓缓地说。 张茜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托……力生同志，把它……带给张伯驹夫妇。”陈毅的语气异样地郑重了。 “好的。”张茜连连点头。 陈毅似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长出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猜，我在想什么？”他问张茜。 张茜把围棋拿开，没说话。 “多怪，我想起了莫干山。张伯驹先生说，我那首《莫干山纪游词》，将来会成为一篇名作呢，瞧，我也是爱听人夸奖的呢。” 说罢，他便静静地念了起来： 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 莫干好，大雾常弥天。时晴时雨浑难定，迷失咫尺间。夜来喜睡酣。 莫干好，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虫哀鸣，心境平更平。 莫干好，雨后看堆云。片片白云如铺絮，有天无地剩空灵，数峰长短亭。 莫干好，最喜游人多。剑池飞瀑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结伴舞婆娑。 莫干好，请君冒雨游。石蹬千级试腰脚，百寻涧底望高楼，天外云自流。 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明月清风不用买，中国新文采。 他念到这儿，睁开眼睛，孩子气地一笑说：“还记得莫干山么？这几天，我总是恍恍惚惚地又去了那儿。当初，我还曾对张伯驹说，有时间了，一起再到莫干山走一走，好好地写点什么。张伯驹的词确实有味道，讲究。”说着，他悠悠一叹道：“恐怕，我要自己一个人先去了。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一生爱入名山游！” 陈毅逝世后的第三天，天黑透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后海南沿张伯驹的院门前静静地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人，手捧着一包东西，走进了开着街门的小院。 自从院里又迁进几户人家后，这里便成了一个杂院，街门也从不关了。 张伯驹和慧素已从广播中知道了陈毅同志去世的消息，正沉浸在无限的悲哀和追思之中。 房子正中，挂着那幅“大雪压青松”。两侧，是一幅长长的挽联。 慧素伏在桌前，正和着忧伤的泪水，画着一幅《海思图》。自从得知陈毅身患癌症之后，她便开始构思、开始画了。画面取的是当年陈毅在北戴河观海时的情景。场面开阔宏远，使人望去，顿生一种民族的自豪之感。 轻轻的叩门声。 慧素开了门。 好冷的寒夜！ 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陈毅的儿女亲家秦力生走了进来。 “张茜同志不能来，委托我把这个送来。这是……老总最后给你们留下的。他说，很遗憾，没能帮你们解决困难。” 秦力生打开了那个包，把那副精美的围棋轻轻地放到了桌上。 然后，他详细地转达了陈毅去世前对张茜说过的那番话。 “真难为他……还记挂着……”张伯驹的声音哽咽了。 他知道这副围棋在陈毅心目中的地位，更掂得出它所代表的含义和分量。陈毅的围棋，天下驰誉。这样一副围棋，便更具不平常的意义了。 “秦先生，”张伯驹道：“我们能不能也给陈毅……敬一幅挽联？” 秦力生点点头 张伯驹马上拿出了裁好的纸，在饭桌上，挥毫写了起来： 仗剑从云做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他定定神，换了一张纸，又开始纵笔写另一联：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七十二字，一气呵成，含了深深的爱，含了沉甸甸的情。 秦力生不住点头。 看一位书法家写字，这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那一边，慧素的《海思图》也最后画完了。 她把墨渖犹新的绢画小心地用白纸衬了，仔细地包好，交到了秦力生的手上，哽咽着说了一句“请带给……张茜同志……”话未说完，两行热泪便涌了出来。 1972年1月10日。京西八宝山公墓礼堂。 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即将举行。 休息室里，人们纷纷前来看望张茜，要她节哀顺变。这时，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了，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这消息在人们的心头轰然了。 天很冷，毛主席穿着一件呢料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薄毛裤，领口可见里面还套着睡衣，显见来得很匆忙。 毛主席是1月8日在签发中央送审的关于陈毅追悼会规格、悼词等文件时，才知道陈毅去世的消息的。关于规格的安排，本来只是按军队元老去世的规格进行安排的，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一律不参加。主席皱着眉头看完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张茜已经分明地老了，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她穿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庄严而朴素。一见主席，张茜便哽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落泪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啊，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个好人！” 陈毅的几个孩子肃立在张茜身旁，主席一一问过了他们的名字，感慨万千地说道：“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 见到西哈努克亲王也来了，毛主席便向西哈努克讲述了去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的情况，并强调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主席的情绪有些激动。自从林彪的事发生之后，他也分明地衰老了。 追悼会开过后，毛泽东在灵堂里缓缓地走了一圈，看那些送花圈人的名字，看那些白色的挽联。 张伯驹那副对联，因为长，所以分外令人注目。毛泽东的脚步在张伯驹写的对联前停了下来。 好出色的文笔！寥寥百余字，生动、准确地勾勒了陈毅的一生，用字讲究，语韵铿锵。这里面的话，正是他许久以来要说的。 他有着太多的话要说。 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于是，往事被深深搅动了。 “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毛泽东问身边的周恩来。 周恩来略一迟疑，答道：“一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的朋友。” “他没向我讲过。”毛泽东的眉宇间凝聚着巨大的力，又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北京。”周恩来转身见到了张茜，走过去说：“主席问张伯驹先生呢。” 张茜走到了主席的身边。 “这幅挽联写得好！”毛泽东又赞了一句。 他极少这样夸奖人。 “他就是那位把传世第一的字，传世最古的卷轴画捐给国家的那个人。” “噢……”毛泽东猛然记起，问道：“他的夫人，是不是叫慧素？” 毛泽东的记忆力绝佳。虽然已过了许多年，他仍然记得这个名字。解放不久，何香凝向他讲过慧素这个人。毛泽东的私人藏画中，还有一幅慧素画的山水呢。 “对，就是他们！”张茜忙说：“到现在，他们不但没工作，在北京连户口也没有呢，好惨。陈毅活着的时候，总挂牵他们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看着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保护，给出路。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像张伯驹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去嘛。他们本人，便是一部历史呢。” 追悼会后，周恩来马上责成童小鹏，对张伯驹的事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人生充满了奇遇。 在那样的年代里，毛主席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于是，一切障碍都被瓦解、被击碎了。 那几天，张伯驹家天天都有人来，进进出出，脚步匆忙。邻居猜疑着，注视着，希望知道其中的秘密。 可是，这老两口太孤傲了，全没有一点儿老北京人爱串门、爱聊天的习惯，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人是最遭人憎的，因为人们希望大家都一样，不能容忍哪个人特殊起来。 一转眼，他们到北京三个月了，临时户口限定的三个月期限到了。 那位让他们“走着瞧”的副主任又来了，查他们的临时户口，并郑重地告诉他们：这临时户口已经到期，要到派出所去重新办理。 慧素去了。 管户籍的民警分明是早已串通好了，慧素一去，管户口的女民警便说：“不能延期。要延，重新开介绍信来！” “让我们……在北京过了春节，再回去，不行么？”慧素央求着：“现在……东北很冷，我们的年纪……都大了。” “不行！”女民警无比威严地说：“都像你们这样，北京城受得了吗？上级指示，春节期间，严格限制外来人口。知道了吗，平时还可以延期几天，春节期间，一律不行。发现没户口的，一律遣送回去。” “有病，也不行么？” “都吃五谷杂粮，谁没病？”女民警真是铁石心肠，一点不肯通融。“你们可以先回去。过了春节，重新开一张介绍信，再回来。” 慧素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只得离开了派出所。 人生的路，真是太多艰难了。 回到家，伯驹问：“怎么样？” “不行。” 张伯驹气得鼓鼓的。“不行就不行，他们能把我抬到东北去，我不信！”他倔了起来。 正说话间，副主任和管片的民警来了。 这回是先礼后兵。 “临时户口办好了吧？”民警笑着问。 “没有。”张伯驹冷冷地答道：“去了，你们的人不给办。” “噢。”民警点点头，为难地搓着手说：“这是制度，谁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没办法。这就是办法！” “怎么？” “等他们来抬我走吧，我等着！”张伯驹额上青筋一跳一跳的。快八十岁的人了，到头来竟连家也不许住，他转不过这个弯来。 民警的脸色变了，软中带硬地说：“你打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比试比试谁更硬吗？我有言在先，上级规定，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有权交遣送站负责遣送回去。你不是不信么，好吧，那就试试看。”说完，民警带着副主任气哼哼地走了。 这一次，看来是要动真的了！ 慧素坐到桌前，抚弄着那对围棋盒，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这些人，真是逼人太甚了。 若在过去，他们还可以找找陈毅，如今，陈毅也故去了，还能求谁呢？ 春节临近，天更冷了。 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欢庆新春，斗私批修”这样的标语了。同热闹的外面相比，这里全然成了一个孤独的角落，没人理，没人问。邻居几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又笑又跳。街门中，人进人出。串门的，送礼的，整天不断。而张伯驹的家中，却像坟墓一般死寂。 年关近了，慧素的心事也更重了。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在开始往外地赶人了。 除夕的前一天，街道送来了一份正式的通知，要求所有没有正式户口或临时户口的外来人员在春节前离开北京。张伯驹把通知看了一半，便扯了个稀烂，丢到了门外边。 这一回，他准备干到底了。反正已经活了这么大，死了也够了。他决心已定：宁可受罪，再不受辱。 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半辈子。当年，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曾奔走呼号，将生死置于度外。如今，北京却容不得他。再有两天就要过年了，他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过几个年呢？可是，这里的人却要像倒垃圾一样把他倒出去，连个年也不让他过。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不理解。 他也无法理解。 天黑时分，落雪了。 有雪的晚上，总是分外地安静。 他写好了“绝命书”，坐到了椅子里，回想着往事。 可惜，傅湘故去了，王樾年纪太大，也不能来。他希望能有个人谈一谈，可是，却没这样的人了。人一老，最怕的并不是死，而是孤独，一种被抛弃般的孤独。 远远的地方，传来了放鞭炮的声音。虽然只是疏落的两三声，却勾起了他深深的回忆。 他问自己：这辈子，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若是让他重新选择，他会选择一条怎样的路呢？ 院子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细一听，听得见门外还有汽车的发动机声。 “他们真来了！”张伯驹暗暗地说。脸上，现出了一副刚毅的笑来。 慧素已经穿戴停当，东西也收拾好了。 “张伯驹同志是在这里住么？”有人敲着玻璃窗问。 “在！”是一字瓮声瓮气的回答。 门开了，三四个穿制服的干部顶着一身雪花走了进来，带进了一阵寒气。 张伯驹已经拉开了决战的姿势。从那个民警走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了。相比之下，面对更胜过等待。既然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早一点发生更好。因为，等待也是一种消耗，一种付出。 面对来人，张伯驹送上了一声悠长的冷笑。使得进来的几个人弄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回事。 慧素却看出了有什么不对，迎了过来，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文史馆的。”为首的一位中年人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纸来，笑着说：“如今办点事，可真麻烦。春节期间，火车上的人又多，紧赶慢赶，今天才算把全部手续办妥。本来，我们打算明天来，可又怕你们着急，所以，晚上就赶着来了。打扰了你们，很对不起。” 慧素接过了那一堆纸，刚要看，却听张伯驹一声狂喝：“慧素，请他们出去，都出去，这是我的家！” “伯驹！”慧素叫住了他，把那叠文件递到了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方才只在生气，竟没听来人说些什么。 他低头看那些东西，只一眼，便怔住了： 聘任书 兹聘请张伯驹先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央文史馆 1972年2月 再下面，是两张已经办理好了的户口登记卡，以及一叠中央文史馆的情况介绍材料。 “你们……”张伯驹艰难地扬起了头：“会怪我有点……老糊涂了么？我以为……是派出所那些人来了呢……” 正说话间，院里又响起了沉重而杂沓的脚步声。一个声音指引着说：“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两个，都没走。” 门口，出现了一伙气势汹汹的人，有警察，也有穿便服的。 一个人走上前来，冲着文史馆的几个人毫无礼貌地打量了一番，鼻腔一哼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中央文史馆的。”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么？” 文史馆的中年人皱了皱眉，说道：“他们是好人。” “你这么肯定？” “当然。” “好吧，那就一块儿走一趟！”说着，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两副锃亮的手铐来。 那位中年人这时才明白方才张伯驹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看来，今天晚上，他们来得太及时了，否则，两位老人又要吃好多苦呢。 他转过身，对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人笑了笑，说道：“陈处长，你来解释一下吧。” 陈处长穿着风衣，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方才一直没说话。这时，他走到了那个民警面前，口吻强硬地说：“谁批准你们这么胡来的？” “胡来？”那个民警叫了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陈处长掏出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同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为张伯驹先生落实政策，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要不要跟我们去中办核实一下？” 那个民警一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证，先自软了，又听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为张伯驹落实政策，知道这下惹祸了，忙双手递回工作证，连连说道：“误会了，误会了，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你们出去吧！”陈处长摆了摆手。后来的一帮人闻声，忙不迭地一齐走了。 “这……是真的？”张伯驹望着陈处长，泪珠在眼睛里打转了。 “是的，是真的，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的。过了年，您就可以到中央文史馆去上班了。”说着，他又转身看了看慧素道：“我们考虑，张老岁数大了，您暂时就不要出去工作了，照顾好张老，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方才那位中年人也走了过来，说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不要客气，组织上会想办法解决的。” “没……没有。”慧素鼻翼翕动，感激的泪水早已忍不住，奔涌了出来。 生活中的新一页，随着春天的到来，一同开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