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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本矿的干部，职工，即使是一个外边的人来到桦树沟煤矿，也会很快就知道方学增的名字。进入煤矿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宣传栏里，“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光荣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方学增，办公楼走廊的黑板报上，登载着方学增的先进事迹，走进随便哪个科室，办公桌上煤矿内部小报上，有方学增谈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努力改造世界观，做好本职工作的心得体会，也有干部，工人向方学增学习的表态。方学增的名字似乎无处不在，让人感到方学增在这家煤矿是个风头正健，如日中天，举足轻重，甚至炙手可热的人物。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时的方学增真的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风光无限，前途无量。但是他自己清楚，能有今天，是多么不容易，七年了，他是一天天，一步步奋斗过来的。七年前，他踩着“庆祝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的锣鼓点儿来桦树沟煤矿报到。在他来之前，煤矿一位名叫郁忠的老工程师因为在“鸣放”中给矿务局领导贴大字报，批评有的领导不顾煤矿生产的科学规律，盲目指挥，忽视安全生产，只重产量指标，不计成本，一味算“政治账”，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给煤矿生产留下隐患，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定为“极右分子”，因为他曾是伪满和国民党时期的煤矿职员，所以，除了撤销煤矿总工程师职务，还判了劳动教养二年。郁忠已年近花甲，老伴去世好几年了，矿上的同事劝他续弦，他说：“不找了。谁愿意往这深山沟里来？”他只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外地教书。他孤身一人，虽然矿上有宿舍，但他坚持住在矿技术科办公室里，说井下有事找他方便。公布处理诀定的当天晚上，技术科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后半夜。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井口转游，也没去食堂打饭，上班了，技术科的人进办公室一看，郁工的床铺整整齐齐，好像一夜没睡，桌子上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个小山儿，桌上放着一封封好了的信和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有二十几页，写的是矿上井下生产，特别是安全设施，安全管理的“备忘事项”。最上面一张稿纸上写的是：“矿领导，我老了，我很累，精神也垮了，这次犯错误，给矿上添了麻烦，很对不起。如果让我在矿上劳动改造，我也许还能再撑几年，因为我对这个矿有感情，日寇投降，国民党军队败退，都想炸毁煤矿，我都参加过护矿。桦树沟煤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去劳动教养两年，我就不去了。我怕坚持不到头儿，回不到矿上来了，那就不如早点了结算了。我走了，请领导和同志们原谅我不辞而别。我脾气急，以前为工作的事，不少同志挨过我的批评，我请同志们别记恨我。最后我说明一下，我不是汉奸，也不是反动派，我也不反对共产党，我写那张大字报，是为一些事儿解决不了着急，以为借着运动提出来，也许会引起领导注意。我真没孬心。我给我女儿写了一封信，请代我寄给她，邮票我贴上了。好了，不说了，永别了。郁忠即日”。人们在煤矿外边小岭岗一棵松树上，发现了他悬挂着的已经僵硬的尸体。那一天，矿上不少人没到伙房打饭。……矿务局派方学增来，就是接替郁忠的。尹矿长—矿工出身，解放前就是地下党—见到方学增，很激动，握着方学增的手，合撒起来没完，说：“让郁工这个事儿闹的，别提多被动了。我快愁死了。可把你盼来了。”年约四十来岁，表情严肃的尚书记说：“工作上是接郁忠的班，政治可上是要接受他的教训。要政治挂帅，要又红又专。”方学增不知道“郁工—郁忠”是何许人，这人是怎么回事，又不好意思问，只唯唯称“是”，连连点头。交谈一会儿，尹矿长陪着方学增去了技术科。技术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姓冯的“以工代干”的技术员，一个女孩儿，名叫马云，煤矿技校毕业，当描图员，同时还是煤矿的团支部书记。尹矿长说：“小方儿，你接替郁工的工作，要尽快熟悉，快些把工作顶起来。”一边说，一边指着沿墙放着的几个文件橱，说：“里边图纸，技术档案满满的，每一张纸片儿，每个字，每条线，都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谁想到他最后来了这么一手儿。”说着，眼圈儿竟有些发红，马云扭头朝向窗子：小女孩儿流泪了。方学增甚至没来得及把行李送到宿舍去，就开始工作了。他接替的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工作，对方不能跟他办“交接”。好在马云对技术档案比较熟悉，小冯对矿井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方学增在矿校读书时几次到煤矿实习，有一定基础，所以他“入门儿”很快。他为这位不幸去世的郁工海量的工作成果而震撼，完整、规范的技术档案，扎实的技术基础工作，大量的具体实务记录，特别是井下检查，落实纠正措施的追踪记录，几乎全出自郁工之手，或有他的安排、交待、“批示”，这里边的每片纸，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井上井下的每个工作面儿，每台设备，每条管线，每个螺丝钉，都浸透了他的汗水。一般情况下，这些事情，两、三个人做，都不一定做这样好，而他却是一个人完成的，好像这个人的日历时间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而在每一天中，又不眠不休，像高速旋转的陀罗，一直在紧张地工作。方学增问：“难道郁工连觉也不睡？”小冯说：“他睡得很少。他怕来回往宿舍跑，耽误时间，非得在办公室住。他想干的事不干完，就不睡觉。”马云说：“真是他遗言上说的，他太累了。”该下班了，小冯和马云要帮方学增把行李送到宿舍去，方学增走进里间屋，看了看靠墙放着的郁工睡过的单人床，说：“我一个人，也就睡在郁工留下的这张床上吧。”马云瞪大了眼睛，说：“方工，你一个人到晚上不害怕？郁工走了二十多天了，到现在我晚上一个人也不敢来办公室，总觉得郁工还在里间屋桌子跟前坐着，或者从里间屋走出来。”方学增说：“你是小女孩儿，小胆儿很正常。”马云看了方学增一眼，红着脸说：“我是小女孩儿，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方学增笑了,说:“对不起。”方学增坚持睡在办公室，而且保证不会害怕。小冯说：“一点儿也不害怕？”方学增说：“怕什么？从现在起，我要把没见过面的郁工当作自已的老师，时时处处向他学习—当然是指业务，技术和工作态度，不包括政治。老师是不会吓唬他的学生的。我要在这里和他对话，交流，感受他的敬业精神，体验他的工作状态，像他一样，让煤矿成为第二生命。”
方学增上班的第一天的下午，就让小冯领着下了井。从第二天开始，一连一个星期，他天天跟工人一起下井，跑遍了桦树沟煤矿，三个井口所有的巷道，每一处工作面，晚上，技术科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方学增在结合实际研读技术资料，他要抓紧进入角色，尽快进入郁工那种工作状态。从落实郁工临终前留下的“备忘事项”着手展开工作。他向尹矿长报告，取得支持，和小冯，马云一起与有关部门儿协同，逐项实施。他为郁工基于对煤矿安全生产规律的深刻认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表现出的前瞻性，远见卓识，所制定的措施的周全和严密，因凝聚了高度责任心而一丝不苟的精神而深深折服。在落实这些措施的过程中，他跟踪，催促，检查，丝毫不允许走样儿或打折扣，当然用的是温和的态度。工人们说：“这下好了，技术科又来了个小‘郁工’。”“工作像郁工，可不要像郁工那样倒霉。”“人家方工，年轻轻的，共产党培养的中专生，怎么会像郁工那样倒霉？不会的。”方学增非常投入，十分卖力地工作。他多少年都是这样。从初中到中专，一直当班干部，不但功课好，而且事事跑在前头。中专毕业前，到煤矿实习，他也是表现最好的。作为共青团员，学生干部，做好工作，已经成了他身上的一种惯性，他真心地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他觉得作为一个具备良知并且明智的人看待世事不能单从个人，个人家庭的得失出发，要看大多数儿，要顺应潮流。他真诚地希望共产党的事业成功，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过上好日子。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出力甚至献身。同时，政审作弊的思想负担一直压在身上，藏在心底，他带着强烈的犯罪感，以赎罪的心情拼命工作。很快，他就对全矿井上井下，现场，设施，设备了如指掌，对掘进，回采作业精心设计，悉心指导，对安全设施的配置，运行，维护等环节认真监控，一丝不苟。他经常下井，在作业现场和工人一起出力流汗，而大量的案头工作多半靠夜里加班。在井下，遇到险情，他人虽年轻，但镇定如常，跟当班干部一起指挥工人安全转移，排除险情。有两、三次，井下出现险情，他不顾自身安危，把处于险地的工人推开，自已却受了伤。矿领导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矿工们朝他伸大拇指，小冯和马云在他手下工作，就像原先跟郁工干的时候一样，很紧张，很累，但是学到的东西多，干得很舒心。马云是本矿已经退休的矿工出身的原工会主席马全礼的独生女儿，家就在矿上。因为方学增常常熬夜，马云就在家里做了饭，给他端到办公室，马全礼听说方学增是山东老乡，家里包饺子，就让马云喊了他来家吃饭。马全礼逢人便说：“方学增这小伙子是好苗子，是咱桦树沟煤矿的一块宝。”马云描图，兼管技术档案，方学增对她要求严，但又循循善诱，马云对他又敬佩，又感激，慢慢地觉得对他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情，关心他的吃喝，冷暖，他下井穿的工作服，不等他注意，她替他洗了，晒干，叠好了，放到他床上了。他每次下井，她的心总是悬着，非得等他上来，才放下心来。她有时候想，原先爸爸下井时，妈妈总是牵肠挂肚，现在，自己才真正体会到了妈妈当时的心情。一边又笑自己，不知羞，这是怎么比的。每天吃过晚饭，即使没安排加班儿，她放下饭碗，两条腿不知不觉就向技术科办公室走去，有事就干事，没事就看点技术书，她愿意看方学增那种忘情，投入地工作的样子。方学增来矿后第一个冬季的一天晚上，马云从家里用保温饭盒提了饭来，敞开盖儿让方学增吃，方学增伸手拿一个馅饼，一边往嘴里填，眼晴仍然盯着桌上的图纸，马云问：“方学增，你吃的是什么？”方学增一愣，看看手里捏着的馅饼，说：“是馅饼。”马云又问：“什么馅儿？”方学增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马云说：“吃第三个了，还没吃出什么馅儿来？”方学增好好嚼了一口，说：“吃出来了，是萝卜粉条儿。”马云问：“好吃吗？”方学增说：“好吃，太好吃了。伯母和你做的饭，每次都特别好吃。”马云问：“真的，假的？”方学增说：“我不会扒瞎话—咱山东说撒谎是‘扒瞎话’。是真好吃。只是常这样吃，太过意不去了。”马云说：“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多做出一点儿来，不就有了吗？你还买米往俺家送。我妈说，以后不让你再这样。”方学增说：“都是吃定量，让我吃了，伯父、伯母会饿肚子。”马云说：“不用你操这份儿心。俺有亲戚在农村，常来给送粮食。俺妈说，你一个人在矿上，说什么不让你饿着。”方学增说：“我口粮也差不多够了—下井有补助。我晚上饿了，可以到伙房买饭吃。”马云说：“那是干什么？挺远的，天又冷，买回来就冻成冰了，还灌一肚子凉气。”方学增说：“日久天长，常让你给送饭来吃，太麻烦了。”马云说：“俺不怕麻烦，俺乐意。也不怕日久天长。天天送，送十年八年，送一辈子，都乐意。”方学增被马云突如其来的几句话惊住了，他看看马云，见她端庄，敦厚的圆脸上，一双清澈的眼睛正用热辣辣的眼光朝他看，白皙的面庞两个腮帮儿像抹了胭脂一样红，方学增神情慌乱，支吾说：“马云，那……”马云说：“别‘那’，这的，……不愿吃我送的饭？”方学增一时语塞，说：“我，……我，……”马云追着问：“‘我’什么？不愿意？”方学增说：“不是不愿意，是……”马云问：“那么是什么？……你……是想让别人给你送饭吃？”方学塘说：“不是，真的不是，只是……，马云，咱两人不合适。”马云说：“怎么不合适？我是个技校生，你嫌我学历低？”方学增急得忙摆手，说：“你别误会，不是，绝对不是。”马云说：“那么是什么原因？是你……不喜欢我？”方学增脸红，出汗了，急忙说：“那……，那更不是，我……喜欢你，不过咱两人不能……马云，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的家庭情况不好。”马云说：“原来是因为这个，家庭情况不好？怎么个‘不好’法儿？我爸爸已经打听了，你爸去世了，你妈一个人在家，你还有一个妹妹，正在商校念书，明年毕业。这有什么不好的？莫非还有别的问题？”方学增语塞了，说：“没什么别的问题，就是……”方学增心里矛盾得很。他早就想过，自己这种家庭状况，特别是政审作了假这种情况，不能在外边找对象，他不能跟自己未来的妻子说这些事，但欺骗对方既不道德，又会给以后的夫妻关系埋下隐患。他打算在老家—本村或者附近村子—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他来煤矿以后，矿上几个女工都往他跟前凑乎。矿上的人暗中说，这些姑娘在打一场“方学增争夺战”。方学增生活在在关外山林深处的矿山，远离家乡和亲人，难免感到孤寂，他渴望爱情。处在几个女孩子的包围中，他心思活动了。在这深山老林里挖煤，一个技术员恋爱、结婚，也许跟政治没多大关系，也许没人关心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家庭的政治情况，在老家找个吃农村粮的对象，到煤矿来生活会特别麻烦，要买高价粮，以后有了孩子，上学都是个问题，不如就在煤矿找个对象算了。对家庭的情况，先按政审证明跟对方说，等将来有了合适的机会儿再说明真相，再做解释。那时已经是两口子了，有什么不能解释清楚的？方学增这样想了，但是，真的要在煤矿找对象，他还是很慎重。一方面，他对这几个女孩子保持等距离，不近不远，另一方面，也暗暗对她们有所观察。她们当中，二号井一个风机工叫房芳，年纪小，才十六、七岁，人长得秀气，细瘦，纯真，性情温柔，这孩子命苦，她们家就在离煤矿百十里路远的一个屯子里，她妈死得早，她爸在矿上当挖煤工，在社会上算是有钱的了，怕女儿受后娘的气，拖着没再“找”，想等闺女大了再说，谁想前年在一次塌方事故中破砸死了，房芳悲痛万分，恨不得跟了爸爸去，矿上让她顶了班儿。方学增对她有点同病相怜，觉得她年纪小，对她挺关心的。……马云跟方学增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条件比房芳强得多，人长得平头正脸，端庄，大方，是科室人员，还当着矿团支部书记，政治条件好，明显是矿领导的“培养对象”，方学增心里喜欢马云，但又觉得自己这种政治条件，找马云不合适，万一以后出什么事，太对不住马云和她爸妈了。面对马云不加掩饰的示爱，日甚一日的“攻势”，方学增不知所措，理智上，他想拒绝，感情上，却拒绝不了，他就这样犹豫，纠结，踌躇着，十分为难。过了没几天，马云喊方学增去她家吃饭，三杯酒下肚，马全礼红光满面，直来直去地说：“学增，听我说，我和你大娘就马云这么一个闺女，她对我们说相中你了，我说我闺女眼力好，我早就相中了。先说下，可不是图你的前途和地位，是觉得你忠厚，老实，本份，一心扑在咱矿上。我就喜欢对煤矿一心一意的人。”老头子也不问方学增同不同意，又说：“说准了，麻利地结婚。”马云见方学增头上冒出了汗珠儿，说：“爸爸，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马全礼看着拘束不安的方学增，说：“怎么没一撇儿？两撇儿都有了，是不是，学增？结了婚，咱们就在一起生活，我和你大娘就有儿子了，你山东的娘多了个闺女，是不是，学增？”方学增不知道怎么说了，只得含含糊糊地点头，老头子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就说两撇都有了嘛，来，把你的酒端起来，咱爷俩儿干了。”马云看看方学增，又看看爸爸，说：“爸爸，‘八’字不是两撇儿，这边儿是一捺。”老头子说：“什么撇、捺的，都差不多，反正今天咱把这事儿说妥了，明天我就跟尹矿长说。”马云说：“爸，你慌着给尹矿长说干什么？”老头子说：“让他高兴啊，他对我说过，很喜欢学增，学增找了你，不就在桦树沟煤矿扎下根儿了吗？”方学增晕乎乎地从马家出来，马云送他，说：“俺爸就这种脾气，我事先也不知道他会说这些，你生气了吧？”方学增说：“没生气。你爸挺好的，我很……高兴。”马云如释重负，欢快地说：“那你回去吧，今晚上喝酒了，别加班儿了，回去洗洗脚睡吧。”方学增因为喝酒，更因为这来得十分突然的喜事，脸热得发烫，回到办公室，在办公桌一张白纸上，写满了“马云”，“马云”。……他从心里喜欢马云，今晚上她爸爸把这事儿挑明了，莫大的幸福一下落到他头上，想到用不了多久，桦树沟煤矿最出色的女孩儿马云就会成为他的媳妇儿，他心里美滋滋的，热乎乎的，但是，他又想那个老问题，既然是一对青年男女谈婚论嫁，相互之间就应该介绍各自家庭情况，而且应该实话实说，但他对马云却做不到，他能告诉马云的，马云和她爸妈现在知道的，是他档案上所登记的，是假的，方学增想，除了欺骗组织之外，现在又要欺骗自己的爱人还有她善良，朴实，对共产党感情很深的父母。这让方学增心里充满歉疚，自责，他为此而痛苦。但是他没有办法儿，只能将错就错，一错再错，从此时起，不只是面对“组织”，连面对马云和她爸妈，他都觉得自己是个“瞎话篓子”，但是，他爱马云，他无法儿拒绝唾手可得的幸福，他渴望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成家立业，从此更加心无旁骛，专心做好矿上的工作。尹矿长知道了这件事，比马家还热心，技术科这两个年轻人结了婚，方学增就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永远在这个矿干下去了。定下亲事不到两个月，方学增和马云就结了婚，两人都把对方视为最理想，最中意的“对象儿”，婚后柔情蜜意，自不待言。矿上的青年人人羡慕，那个一直暗恋着方学增的小姑娘房芳偷偷哭了好几天。矿上的老哥儿们都为马全礼高兴，说他两口子“好福气”。就这样，方学增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就娶了中意的媳妇儿，他暗暗地想，无论如何，我是有福的，上天对我不薄。马云两年中先后生了方柱，方琴一双儿女，方学增说让女儿姓马，马全礼不同意，说那可不行，你母亲会不高兴的。方学增年纪不大，不但已结佳偶，而且儿女双全了。不仅如此，方学增在矿上，工作出色，上上下下都满意，来矿不久，就被矿党支部确定为入党培养对象，半年多以后，就被吸收为预备党员，实习期满两个月，就被提拔为矿技术科科长，并且，矿里无论有什么荣誉，什么“先进工作者”，“安全生产标兵”，后来又有什么“学雷锋标兵”，“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名堂很多，都少不了他，几年当中，矿务局几次下文，对他在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方面的突出成绩给予表彰，把他树立为“又红又专”的典型，号召全局职工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技术干部向他学习。而这一切，让方学增倍感压力沉重，他为这些荣誉纷至沓来感到惶恐，他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的道理，更何况是他这种情况，他深恐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他更加努力，更加兢兢业业，更加谨慎，夹着尾巴做人，对上至矿领导，下至最普通的员工，哪怕是外来的运煤的农民，无不谦恭有礼。工作中，遇到阻力，无论怎么着急，生气，他都强迫自己压住火气，动员，劝告，说服，甚至恳求有关人员，他把“外圆内方”,“以柔克刚”，“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古训放到办公桌儿玻璃板下面，时时提醒自己，他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用拼命工作来消解内心的沉重压力。桦树沟煤矿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安全，事无巨细，都与他息息相关，他也有了郁工那种感觉，桦树沟煤矿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那些下井的工人—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儿是“地下的活死人”，他必须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即使他们当中有人出现破皮红伤，他都觉得是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到最好。他天天回到家里，累得连话都不愿说，吃完饭，在椅子上坐一会儿，常常正说着话，就打盹了。但是只要一进入煤矿生产区，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浑身散射着活力和干劲。马云心疼他，说：“这样干，你早晚得累趴下。”方学增说：“如果我还是一个人，有可能。现在，有你的关心、照顾，就不会了。”马云说：“就会拿好话哄人。”方学增是“又红又专”的典型，还不能只是埋头于业务，技术，他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写读书笔记，要参加政治学习，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在会上，他要发言，说认识，讲体会，有时还要写成文章，因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来体现“政治挂帅”。这对方学增来说，不但占用他最稀缺最宝贵的时间，消耗他的精力，更重要的是，跟政治靠得越近，他越觉得是在承受精神上的拷问。这让他不堪重负，但表面上还要装成“如沐春风”，“甘之如饴”。参加政治学习，他感觉到，三年大饥荒过去，全国的经济稍得恢复，阶级斗争的空气正一天比一天更加浓重，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无形中加重了他的政治压力。政审作假的事，一直埋在他的心底，阶级斗争形势越紧，他压力就越大。但他又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妻子！一九六四年，当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方学增正处于他人生的巅峰时刻，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一路顺风走来的方学增也到了走下坡路的时候。这年秋天，他到矿务局开会，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录音，受到很大震动。里边讲的桃园大队的四类分子的子弟在机关、厂矿、部队受到重用，说明党的队伍，要害部门的队伍严重不纯，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那些内容，在方学增听来，简直就是朝着他来的。从矿务局开会回来，方学增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晚上翻来调去睡不着，马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事,只是有点头疼。母亲来信说，方庄就要来工作队搞“四清”了。听了王光美的讲话，他预感到母亲和李存锁的事恐怕会败露，那样他和妹妹政审作假的向题也就包不住了。他和妹妹，还有可怜可悲的母亲都会陷入灭顶之灾。想到这些，方学增觉得脊梁骨出凉气。在矿务局开会期间，他有事去局党委办公室，在秘书那里看到一份“四清”运动简报，上边有一条消息，说某地一个“四清”工作队员，原任公社党委委员，秘书，听了王光美讲话后，主动向党组织坦白交待了入党时家庭出身作假的错误，受到了宽大处理，保留了党籍，只是调离了机密性质的工作岗位。这让方学增看到了一线希望。摆在他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心存侥幸，继续隐瞒，听天由命，这无异于坐以待毙，另一条路是争取主动，立即向党组织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他心里很矛盾，一旦这样做了，必然会牵连到母亲和妹妹，而且无颜面对马云和她的父母。他想起马云第一次跟他回老家，曾经很好奇地问他：“看咱家的房子，屋里的家具，很像过去的大户人家，咱娘也很像大户人家的太太，怎么回事？”他略一迟疑，说：“老爷爷，爷爷辈上是大户，有过几百亩地，后来遭了土匪，爷爷还抽大烟，解放前好多年就败落了。”他就一直这样对马云瞒着，骗着，现在突然说出真相，马云还有她的父母会怎样想，他们能接受吗？作为老矿工、老党员的女儿，根正苗红的马云，政治情结很重，正积极要求入党，头一个月，矿党支部组织委员跟她谈了话，据说很快就要搞外调（政审），填“入党志愿书”了。方学增当时想，马云入党政审，方庄那边还是得李存锁搞假证明，这样一来，连马云也给搭进来了。如果他现在向党组织坦白了，马云入党的事也就完了。他方学增的罪过真是非同小可，到底怎么办呢？方学增十分踌躇，左右为难。他又想，工作队进村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动静儿，莫非这回还能蒙混过去？那可就太好了。但他很快又告诫自已，不能再抱侥幸心理了，这是投机心理，是想继续在蒙和骗中苟且偷生，继续做人前一面，人后一面，人不人，鬼不鬼的两面人，继续在不见天日的阴暗角落里躲着，藏着，继续在“达摩斯克利剑”下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够了，这种日子确实过够了。该结束了。赶快从一个就要破灭的肥皂泡里走出来，两只脚踩到实实在在的—哪怕是满是荆棘的—地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听凭组织发落，无非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甚至家庭破裂，老婆离婚，自己让的苦酒自己吞，早晚总是要吞的。早一点把这不光彩的一页掀过去，趁着年轻，从头来，重新奋斗！他下了决心，不再犹豫了。他决定，给娘写信，请她劝李存锁向组织交侍，争取宽大处理，给妹妹写信，让她立即找领导坦白，自己则赶紧写检讨书，找尚书记，尹矿长彻底交待自己政审作假的严重错误，请求组织上处理。他怕马云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也怕她知道真相后痛告万状，影响他的决心，他决定先向组织上坦白交待后，再告诉马云和她爸妈。如果那时尹矿长还愿意帮忙，就请他出面对他们作些安抚。方学增把事情想好了，决定了，这天吃过晚饭，他对马云说：“我去办公室有事，得很晚回来，你和孩子早睡吧。”他到了办公室，铺开稿纸，没下笔，感到像有一块铅椎在胸口。这样做了，娘和妹妹将会承受莫大的痛苦和羞辱，而对马云和她爸妈来说，无异于飞来横祸。但是他主意已定，不再犹疑，开始给母亲写信，信上说他和妹妹已经决定向党组织坦白交待政审作假的错误，请娘设法将此事告诉表叔，并劝表叔尽早找工作队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他又忍着痛苦给妹妹写信。信上先痛陈利害，让妹妹接信后，毫不迟疑立即向党组织坦白交待。又多方劝慰，鼓励妹妹正视现实，坦然面对此番人生剧变，包括由此而引起的任何不好的后果。为了母亲，为了苗苗，坚强地生活下去。信写得很长，他写着写着，几次泪眼模糊，泪水打湿了信纸。写完信，他又赶紧写自已的检讨材料。信和《检查》都写完了，他又打电话询问了夜班生产、安全情况，才步履沉重地回家。马云听到他回来，睡意蒙眬地嘟囔道：“怎么回来那么晚？炉子上温着饭，吃点睡吧。”方学增把炉子上的饭端下来，放好了，一口也吃不下，就睡了。他躺在炕上，听着马云轻柔的呼吸声，想到今晚也许是最后的平静时刻了，他带给这个美丽，聪明，好学上进的女子的灾变和痛苦正一步步向她逼近，他觉得太对不起她了，但是，他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只能“破釜沉舟”，走这一步了。
第二天上了班，方学增把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交给办公室秘书荣子忠，请他帮忙发出。信发走后，方学增在惴惴不安中过了十几天，他估计，妹妹应该收到了他的信，并且找领导坦白了。他决定不再等了，这天早饭后，参加完生产例会，他对尹矿长和尚书记说：“我找你们两位领导说件事。”尹矿长和方学增一起去了尚书记办公室，尚书记说：“学增，你是矿上最忙的人，要找我门两人汇报，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方学增说：“不是矿上的重要事，是我个人的非常严重的事，是我给组织添麻烦的事。”尚书记和尹矿长两人都愣了，几乎同声说：“有这样的事？你快说。”方学增胀红了脸，把从考初中前到以后升学，入团，毕业参加工作，入党，提干，每次填表儿，家庭成份和家庭成员政治情况以及重要社会关系一直欺骗组识，填写虚假内容的情况，一口气说完，临了，说：“我学习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特别是王光美同志的讲话，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觉得不能再继续欺骗组织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向组织坦白交待，请求组织严肃处理。事情是我自己做的，路是我自己走错的，我只恨我自己。无论组织怎样处理，我都虚心接受。是我罪有应得。我学的是采煤，我唯一的要求是仍然能让我留在煤矿工作。”方学增话还没说完，书记、矿长两人都惊呆了。尚书记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先是震惊，很快由震惊变成了震怒，坐不住了，猛地站起来，伸手指着方学增，嘴唇哆嗦着，说：“方学增，你怎么搞的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看上去那么忠诚老实的人，却长期欺骗党，欺骗群众，你知道党组织为培养你，做了多少工作？这下子你让我们出了大洋相，丢了大丑了，搞得我们多么被动？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么坏吗？你知道你的错误性质有多严重吗？你这种人，就是混进党和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知道不知道？”方学增低声说：“知道，知道，我知道性质很严重。”尚书记说：“知道，你为什么还这样搞？”方学增说：“小学毕业的时候，怕考不上初中，第一次填了假的，后来，一直错下来，就身不由己了。也想过坦白，但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尚书记说：“什么‘身不由己’？我看你是立场反动，好了，别废话了，马上写出深刻检查，向全体党员检讨，听候处理！”说完，怒气冲冲地坐下，还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尹矿长先是震惊，继而恼怒，很快又变得惶惑甚至懊丧。他看着在尚书记暴风雨般指责，呵斥下蜷缩着的方学增，又觉得这青年好可怜，心想这事麻烦大了，他对方学增这个煤矿职工中近乎完美的人居然隐藏着如此可怕的另一面，非常失望，另一方面，这个人毕竟是给 煤矿出了大力，做了大贡献的人，煤矿事事离不了他，他觉得尚书记刚才的话太刺激人了，对方学增伤害太厉害了，他想起了郁工，他怕方学增这么年轻，万一一时想不开，有个好歹,走了郁工的老路,那就糟了.这个方学增跟郁工一样,早就是桦树沟煤矿的顶梁柱了,可不能再出现意外了.可是,他不光是矿长,他还是老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无论是干什么工作的,第一先要讲政治,他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可是,今天,他面对这个年轻的技木干部,这个尚书记所说的“阶级异己分子”，却怎么也狠不起心来。这个没日没夜，舍生忘死地为煤矿操劳的年轻人，算是什么人？坏人吗？反革命吗？“阶级异己分子”吗？不是啊。是的，他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跟蒋介石跑台湾去了，他隐瞒了实情，他混进了共产党，可是他做的事，干的工作，出的力，流的汗，熬的夜比谁都多，不都是为了煤矿，为了国家和人民吗？……怎么办？老工农干部，没什么文化的尹矿长作难了，该怎样对待方学增，他拿不定主意，他烦恶他欺骗组织的行为，但心里又为他惋惜，甚至还有点同情，暗想他不就是有点私心，想挣个好一点的前途吗？他也不是想危害共产党啊，……他对他一时还恨不起来，而且，如果方学增现在倒下了，煤矿生产当时就抓瞎，就可能出大事，这可是人命关天啊。他想，可不能把他整“毛翻”了，把他压趴下了，不能让他耽误工作，得让他“戴罪立功”。至于政治上怎么处理，党支部慎重研究，请示矿务局再定。尹矿长觉得自己理清了思路，长出了一口气，说：“方学增，你给我们惹大麻烦了，出了大难题了。你不能怪尚书记发火，生气，我也气得恨不得给你两巴掌，可是，光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事情已经出了，肯定要处理，还处理不轻。好处是你主动坦白交待，这个态度好，是改正错误的开始。回去好好检讨。不能耽误上班，要干得和原先一样好，要将功补过。听明白了吗？”方学增说：“明白了，只要组织上还让我工作，我一定干好。”尹矿长说：“你这是什么话？组织上怎么会不让你工作？别胡思乱想，回去吧，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方学增走了，尚书记像烧炸了的螃蟹一样蹦了起来，说：“老尹，你怎么回事儿？方学增这样严重的问题，你连一句硬气话都不说，就和哄小孩儿似的，你怎么回事？”尹矿长说：“我‘怎么回事’？我从实际出发，我开煤矿，离不开技术，离不开技术人员，咱一下把他吓坏了，吓趴了窝，甚至走了郁忠的路，我们就完蛋了。”尚书记说：“我不和你争了，我们得抓紧开会研究怎么处理。”方学增走出了书记办公室，才觉出自己满头都是冷汗。这一步总算迈出去了。过了几天，他有工作上的事去找尹矿长，尹矿长对他说：“你老家那边的工作队来人取证了，跟矿上通报了你政审作假的事，你总算赶在他们之前坦白了，要不，这事就更糟了。算是万幸。”方学增从尹矿长那里出来，心里感到庆幸又后怕，他现在更加担心，不知道妹妹是不是已经找过组织上了，要是耽误了，可就糟了。
方学增向矿领导坦白政审作假的事，很快就在矿里传开了。在这个闭塞的山沟里，这种不寻常的事情会引起矿上的男人女人们的兴奋，激动，议论之声此伏彼起，很像成群的蝗虫落在一片豆地里“刷刷”地噬咬的声音，妇女们往往“哎哟”，“我的妈呀”，“啧啧”连声，像是被针刺着了似的，男人们则感叹“真是想不到”，“这人真会装”，“知人知面不知心”，多数人心里同情，但嘴上不敢说，怕别人说“立场”有问题。有人见方学增闷闷不乐，私下对他说：“方科长，你一定要想开。”有的井下工人甚至大声大气地说：“方工，别当成什么大事儿，你家庭有问题，你个人不是反革命。你是好人，你干的事儿，都在那里，谁也不是瞎眼，都看得见。不就是不让当党员，不让当官儿吗？那也死不了人。”方学增赶忙说：“师傅们，咱们不说这个。”也有早就因为“怀才不遇”，不受重用而对方学增受宠心怀妒忌的人则幸灾乐祸：“哼，这就是咱们矿还有矿务局的当官儿的大红人，是他们培养的‘接班人’，天天挑到舌头尖儿上表扬，吹得雷闪火闪，夸得像一朵花儿似的，这下好了，露原形了。看他们怎么处理，看他们怎么收场。”大家都在议论，唯有马云和她爸妈蒙在鼓里。马云发现和她相熟的女同事看她的眼神有些异样，说话不大自然，马全礼也发现老伙计和他啦呱儿有点闪烁其词，东扯葫芦西扯瓢，言不及矿上大事，马全礼和女儿马云都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方学增就像发了疯一样地拼命工作，白天下井，有时晚上也下井，就是不下井，每每在办公堂里忙到深夜，说是有几项小改小革项目，得趁天不上大冻抓紧施工，他要赶做设计。马云知道他这人就这样，任务紧了，就玩儿命地干。好像过了今天，没有明天了似的，也没怎么嫌他。几天过去了，方学增每次走在回家的路上，都鼓起勇气要把“坦白”的事告诉马云和她爸妈，可一回到家，面对淳朴正直的岳父，善良温厚的岳母，洋溢着青春之美的妻子，顽皮的儿子，天使一样的女儿，他的勇气就像鼓胀的气球出了孔眼儿无声地消失了，到了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不怕马云的责备，那是他必须面对和承受的，他不忍心看到两位老人伤心，更不忍心看到马云突然从天堂般的快乐跌入地狱般的痛苦。他知道，本来用不了两个月，马云就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在出了他这个事之后，马云的入党至少是现在甚至是永远地泡汤了。要强上进的马云的理想，将像他们跟孩子放飞的风筝一样，飘向不可知的远方，不知所终了。很有可能，马云的热情和活力也会像冬天里他们在家门口堆的雪人在阳光下慢慢消融，直到无影无踪，她将会背负着羞辱，满怀着痛苦，上班下班，混天聊日，泯然于矿机关上那几个整日叽叽喳喳的娘儿们之中。……方学增恨自己当初和马云恋爱，他把马云害了，如果不是找了他，她本来会有一个幸福得多的人生。他把她全家都害了，他玷污了他们这个在当今社会中“自来红”的家庭。他本来应该一个人背负着荆棘，去走苦役般的人生之路，他却拉上了马云这个在现存体制、环境条件下，平安，快乐，幸福的女孩儿来为自己陪绑，甚至殉葬！他觉得白己罪孽深重，百死而莫赎，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 ……除了埋头于工作之外，方学增就像在一个烂泥塘里挣扎一样，整个人沉溺在这种难言的苦闷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之中，没法儿自拔。他没有想到，原先对马云和她父母的欺骗，已经是很难原谅的，而现在还继续隐瞒，就是无法饶恕的了。方学增找过矿领导几天后，矿党友部组织委员，矿办公室秘书荣子忠喊马云去了尚书记办公室，马云激动得脸通红，心在狂跳不止，她以为是领导上找她淡话，让她填写《入党志愿书》，准备提交党支部大会通过，距离入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进屋以后，她发现尚书记的表情很难看，马云正心里纳闷，尚书记说：“马云，我和荣秘书找你来，是代表支部通知你，你的入党申请，支部研究过了，否了。本来，你出身好，根正苗红，表现也好，在几个发展对象中，是最有希望的，矿上女党员少，我们也很想培养你，没有想到，天上掉下来方学增这档子事，一下子全完了。你作为培养对象，也应该主动向党支部表明态度，重写入党申请，但是你没有这样做，这表现了你政治觉悟存在很大差距，远远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马云的脸由刚进门儿时的通红变成了腊黄又变成了灰白，她强忍着泪水，颤声问：“方学增出什么事儿了？他犯什么错误了？”尚书记看了荣秘书一眼，惊讶地问：“怎么，方学增来找矿领导坦白交待，你事先不知道吗？”马云说：“尚书记，我越听越糊涂了。他坦白交待什么？什么时候坦白交待的？不用说‘事先’，就是现在我也是云里雾里，啥也不清楚啊。”尚书记一拍桌子，说：“这个方学增太差劲了。他欺骗组织不说，对爱人，对家庭也这样隐瞒，欺骗。”荣子忠阴阴阳阳地说：“哼，是太不像话了，这人平时的一副完美形象看来全是装出来的。确实太不像话了。”马云忍不住哭出声来，说：“尚书记，我是你和尹矿长看着长大的，方学增虽然来的晚，但在你们跟前，他也还是个孩子。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是怎么回事儿，给我说说吧。”尚书记说：“是要给你说。荣秘书，你把具体情况说给马云听听。”荣子忠窄而长的黑脸上，各个“部件儿”难看地往当中聚拢，他在冷冷地，坏坏地笑着，尚书记话音未落，他就抢过话头儿，把现在方学增交待的，组织上也落实了的方学增的家庭，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他多年来如何作假，拿腔作调地说了一遍，临了，阴阳怪气地说：“方学增的母亲是个很有能量的地主婆，她使用非常手段为儿子和女儿换得了假政审证明。她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尚书记不满地说：“老荣，别说没用的。”荣子忠讪讪地住了嘴，谄笑着看看尚书记。马云听了尚书记的话，已经觉得天旋地转，荣子忠的一番说明，几句淡话，让马云觉得像是被人扇了几个耳光，她受到的不止是打击，还有羞辱。屋里很冷，但她浑身是汗，原来是这样，竟然会这样!这就是她马云求之若渴,爸妈视如珍宝的好女婿！她被无端拖进了黑暗之中，她被玷污了，她遭到了羞辱，她被方学增欺骗了。他骗走了她的青春，她的爱情，他毁了她的前途，她的一生！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瞒，还在骗。马云恨得牙根疼。她没法儿接受这个现实，她觉得自已是在做一个恶梦，一个荒唐的梦。不，不是梦，尚书记又说话了，他的声音在马云听来，好像很遥远，很空洞：“马云，不要过分难过，不要冲动，事情已经这样了，要面对现实，要正确对待。”马云鼓起勇气，说：“方学增是方学增，我是我，他欺骗组织的事，我一点也不知情，我也是受骗的，难道就因为他，党组织的大门就对我关闭了？”荣子忠不等尚书记回答，赶紧接上话茬儿，马云觉得他的声音很阴冷，很瘆人：“方学增欺骗组织，你作为他的妻子是不是知情，组织上一时无从判断。你说的不错，他是他，你是你，可是，他毕竟是你的丈夫，组织上只能认定这个事实。谁也没有说党组织会从此对你关上大门，但是你的入党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考虑了。除非你以实际行动和他划济界线。明白了吗？”尚书记说：“荣秘书说得对，是要划清界线。当然，即使你有和方学增划清界线的实际行动，解决组织问题，也不是现在。最起码，今年是无法儿考虑了。好，就这样，你先回去吧。记住，不能大吵大闹，不能影响工作—包括你自己的工作和方学增的工作。”马云问：“我再问一句，怎样才算和方学增划清界线呢？”尚书记一愣，未及回应，荣子忠就说：“这个问题，组织上就不方便说了。自己考虑吧。就这样，尚书记很忙，你先回去吧。”马云像呆了一样，又坐了一会儿，她想站起来，却动不了了，坐得时间长了，一动没动，她的腿麻了。她艰难地站起来，活动了一下两腿，摇摇晃晃地走出书记办公室，在走廊里，抬头看见中午的太阳，十分刺眼，办公楼上非常安静，各个房间都锁着门，已经下班了。她头昏脑胀，耳朵里嗡嗡响，好像尚书记和荣子忠的话一齐在里边响。她下意识地捋一下自己的头发，用手背抹去眼上的泪痕，极力做出没事儿的样子，往家走。回到家，妈妈已经把饭菜摆到饭桌上，爸爸坐好了，方柱、方琴忙着“占”座位儿，爸爸问：“学增还没回来，怎么，又下井了？”马云气鼓鼓地说：“下井了。往后别管他了。他就是不下井，以后也不许他吃咱家的饭了。”两个孩子听了，跑到马云跟前，方柱问：“爸爸怎么了？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吃饭？”方琴摇着妈吗的手，说：“不嘛，不嘛，不让爸爸吃饭，我也不吃。”爸爸问：“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妈妈问：“怎么？你俩闹架了？”马云说：“闹架？比闹架可严重多了。”爸爸正色道：“马云，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呀。”马云看看年迈的父母和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很后悔自己沉不住气，惹得一家人饭都吃不成了，忙改口说：“没什么，我嫌他黑白地往井下跑，不顾家，在办公室说他两句，他凶得很。气死我了。不管他了，咱们吃饭吧。”一家人吃完饭，马云出去找人请了假，让方柱、方琴跟邻居小朋友一起去了托儿所，这才把上午尚书记和荣子忠两人找她谈话的事给爸妈说了。末了哭着说：“爸、妈，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两个孩子也得跟着倒一辈子霉啊。”马全礼锁紧了眉头，说：“这事是够严重的，这孩子太胡闹了，他不应该一直瞒着咱们。”妈妈说：“他愿意瞒咱？他是不敢啊，心里头有事儿，他不天天吓得了不得？孤儿寡母的，也真不容易，他大老远跑到这山沟里来，破上命地干，累死累活的，还天天提心吊胆的，也够可怜的。”马云说：“爸爸，你听听俺妈，不怨他还可怜他。”爸爸说：“你妈说的是心里话，一个女婿半个儿，他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别说你妈，我也可怜他。”马云说：“你们可怜他，我不可怜他。我恨他。他把我害苦了。他不该一直骗我。我头一趟上他老家，见他家的房子，屋里用的家具，还有他娘的长相，穿戴，行事儿，就有点怀疑，问过他，他编瞎话儿混过去了，更可恨的是，这回他向矿领导坦白，事先不跟我说，过去这么些天了，还不说，上午尚书记批评我，说我对方学增的问题不主动向党组织交待。我冤不冤？这倒好，全矿上都知道了—有那个荣子忠，他还不给胡乱传？—就咱一家人不知道。方学增他这是安的什么心？”妈妈说：“还能安什么心？他害怕说出来，你受不了，跟他闹腾。”马云说：“噢，他不跟我说，让矿领导找我谈了话，入党的事，也吹了，我就受得了了？爸妈，我想好了，我还这么年轻，不能一辈子毁到他身上，特别是不能让两个孩子跟着倒霉。我听领导的，以实际行动跟他划清界线，离婚！”妈妈说：“什么？‘离婚’？说得轻巧，这个婚是说离就离的？我不愿意！”爸爸说：“尚书记说让你离婚？”马云说：“他倒没说，是荣秘书让我以实际行动和他划清界线。”爸爸说：“‘荣秘书’？就荣子忠那小子？他算哪门子领导？他能说出什么好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不就仗着他舅贾日升在矿务局当处长，替他说话，尚书记不敢得罪姓贾的，荣子忠一个小义务兵，来矿没三天，就从井下调上来，什么功劳？又转干，又入党，又当官儿？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别听他的。”妈妈说：“我听人家说，他嫌他老婆是农村妇女，闹离婚，硬把人家憋堵死了。他说这种话，挑着你离婚，还不知心里怎么想的哩。”马云说：“妈，你想哪去了？姓荣的打我的主意？瞧他那尖嘴猴腮的样儿哎。”爸爸说：“小云，不论这个姓荣的小子样儿孬好，反正不能听他的，‘离婚’这两个字，可不能轻易吐口儿。”马云说：“可人家是矿党支部组织委员，矿办秘书，人家不就管这个吗？这回我是真恼了，方学增害得我太苦了，再说了，两个孩子怎么办？以后填表儿，爷爷是逃台的反革命，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阶级异已分子’，让他们怎么办？还让他们活不活？”马全礼说：“他们的姥爷是矿工，老党员哩。他爷爷再坏，他们没见过，他奶奶也不和他们在一起，他爸爸是好人，我看问题不大。”马云说：“爸爸，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只要孩子的表儿上有他们方家这些人，他们就完了。”妈妈说：“干脆填表儿不填他们，不就行了？”马云说：“爸爸，你听俺妈糊涂不？不填他们，那两个孩子不和他老子一样，又政审作假了？”爸爸说：“这事儿是个实际问题，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个离婚。”马云说：“离不离婚，是我自己的事，你们先别管，让我自已想想。”妈妈说：“小云，这可不是你自己的事，我……”马全礼说：“好了，小云她娘，算了吧，她正在气头儿上，你越劝，她越上劲。先让她想想再说吧。”
夜深了，俩孩子都睡了。马全礼吸闷烟，马云妈妈在灯底下缝方柱白天撕破的裤子，马云在自己房间躺着，手里拿本书，却看不下去，过一会儿，就出去一趟。马全礼对老件儿说：“看见了吧？她心里还是挂着他，这一会儿功夫，出去好几趟了。”马云妈说：“两个人结婚几年了，孩子都多大了，感情说没就没了？这事儿可怎么办啊？我非让你闺女愁死不可。”两人话音未落，马云在前，方学增在后，两人回屋了。方学增说：“爸妈，你们都还没睡？”马云说：“都没睡。你有功，等着你哩。还等着你回来再骗人哩。”方学增脸色立时变了，定睛看了看马云，马云正气鼓鼓地瞪着他。妈妈说：“小云，有话好好说，别胡念八说。学增，回来这么晚，饿坏了吧？先吃饭。小云，给学增端饭。”马云说：“好，他骗人有功，我去给他端饭。”方学增说：“今天在三号井抢修风机，完了工才上来的，矿上准备了加班儿饭，一块儿吃了。爸妈，小云，我的情况，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么些年，我骗了马云，骗了您二老，我对不起你们。”马云大声说：“方学增，我问你，”妈吗打断她的话，说：“小云，你有话小点声儿说，慢慢说，别嗷天呜地的，不怕乱醒孩子？让邻居听见，好听？”马云说：“好，我小声说—本来就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我气死了，也得忍着。妈，我看你是嫌我说他，你嫌，我也得说。方学增，咱先不说你原先欺骗组织，欺骗我们一家人，就说这回，你都找领导坦白了，为什么还瞒着我，瞒着爸妈？我问你，你还编瞎话？你真打算一直瞒下去，骗下去？”爸爸说：“学增，你确实欠考虑。”方学增说：“是非常欠考虑。我向矿领导坦白以前，就想跟马云和二老说，坦白了，更是天天鼓自已劲说这个事，可是，每次都怕你们受不了这个打击，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确实太不应该了。”马云说：“那你说怎么办吧？”方学增说：“我这种情况，组织上还没处理，在外边，在自己家，我都丝毫不占理，毛病全是我的。在外边，组织上无论怎么处理，我都是罪有应得。在家里，马云，你看着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我二话不说。”马云气得哭了：“你还像个男人吗？你一点主意没有？一点血性没有？”方学增支支吾吾说：“不是，不是，……是我觉得太对不起你和爸妈了。我也不敢求你和爸妈原谅，因为我的问题是没法挽回的，无可救赎的。”爸爸说：“学增，你总得有个想法儿。”方学增愣了一会儿，说：“我的想法儿是，要是矿上开除我，赶我回山东老家，我就没办法儿了，我和马云只好分开，孩子我一个也不带走。”说到这里，方学增已经哽咽了，他擤了一下鼻子，又说：“要是矿上还保留我的公职，我请求爸妈，马云别把我从这个家里撵走。”爸爸苦着脸，眉头结成一个疙瘩，妈妈满脸都是泪水，马云说：“你想的还很周到哩。我不能等着你开除，走人，这边组织上还看我的态度哩，我们没法再在一起了，我听领导的，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妈妈说：“小云，‘你说‘一刀两断’，我不同意。我觉着学增说得在理，他就是有毛病，那也是老辈儿的事，不是他个人的事，咱不能在这个时候再逼他。”马云说：“妈，你知道吧？本来，我就要入党了，现在不行了，我的政治生命毁了。陪着他一辈子打入“另册”，我不能接受！我更不能让两个孩子一起被葬送。”妈说：“什么‘另拆’，‘拆’什么？”马云说：“什么也不‘拆’，‘另册’就是另外一个本子，里边都是阶级敌人和共产党不信任不依靠的人。”妈妈说：“噢，还有这么一个本子。”爸爸说：“倒不是真的有这么个本子，是打这么个比方。小云，你现在得冷静点儿，学增的想法儿合情合理，当年郁工是极右分子，也没开除公职，他不死，去劳教两年，还得回矿上，学增这个情况，肯定开除不了，既然开除不了，咱就错了错安排，一家人，糊糊弄弄朝前过吧。”马云说：“爸爸，你们愿意糊弄你们糊弄，我是铁了心，不糊弄！是他骗我在先，他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他。爸爸，你是党员，你应该支持我站在党组织一边，方学增，你要是敢做敢当，今晚上就搬出去住。”方学增看看马云，见她脸色铁青，两眼窜火，觉得大势已去，马云的态度如此决绝，无法挽回了，他身上浸透了冷汗，说：“爸妈，马云是对的，让她陪我入‘另册’，太不公平，祸根是我，我必须付出代价，我尊重马云的决定，今晚就搬到办公室去住，什么时候去办手续，我听马云的。”妈妈说：“学增，你傻了？拿笤帚疙瘩往外撵，也不走。”爸爸说：“学增，你迈出这个门儿，再回来，就难了。小云，你这么好强，不听劝，是我们惯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马云说：“我不会后悔。”方学增说：“爸妈，谢谢您二老对我的关怀，疼爱，我对不起你们。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恩情。马云现在有气，我先搬出去，硬赖在家里，俺两人争吵，白惹二老生气，我先出去住着，盼她回心转意，真的非分开不可，那也怪我，不怪马云。我拾掇被褥，去办公室。”说完就到他和马云的房间收拾了被褥，抱了出来，又到爸妈住的房间，看了看熟睡着的两个孩子，出来对爸妈说：“爸妈，孩子还小，不懂事，别让他们知道我这些事，就说我工作忙，临时到办公室住一段儿。”妈妈哭起来，骂道：“小云你个混账妮子，你就使作吧，你把好好一个家踢蹬零散了，就苦死了。”方学增说：“爸妈，你们也别怨马云，这事儿不怪她。出了我这样的事，在咱们这个社会中，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我走了。”说完，朝爸妈鞠了个躬，抱起被褥，出家门走了。……马云回到房间，没有了方学增，小房间双人床上，变得空落落的，马云心里空落落的。刚才她朝方学增发火，像酝酿了几个小时后喷发出的急风暴雨，现在，暴风雨过去了，变成了郁闷，阴沉的低气压，她感到窒息。这个小屋儿，这个院落，这个家庭，永远也找不回晴空丽日，风和气爽的朗朗天了。那一夜，马云默默地哭了半宿。……方学增抱着被褥，慢吞吞地走向办公室，精神压力，工作负担，加上刚才的一击，他感到疲惫不堪，两腿酸软，没一点儿力气。到了办公室，把被褥铺到结婚前睡的单人床上，赶紧躺下了，心想，躺下吧，最好是永这不再起来。他头刚放到枕头上，就睡着了。今天早饭后上了班他就下井了，一天都在抢修风机的现场，十几个小时后才回到地面，到澡塘冲了冲，就回了家，接着就是刚才的一幕。他太累了，累得甚至没有精力回味和咀嚼自己的痛苦，没有时间思考他搬出来住这个行动的性质是多么严重。
第二天早晨，马云醒了，习惯地看看旁边，床上的大半边是空的，连枕头也没有了。她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她赶紧起床，闷不作声地吃几口饭，就一个人低着头，去办公室上班，就在昨天以前，她和方学增还像一对鸳鸯一样，双栖双飞，他们总是并着膀儿一起上班，走在从生活区到办公区的路上，他们两人是多么出众，多么光鲜，多么般配，多么幸福的一对，马云很愿意享受这种让人艳羡的感觉。她以他为自豪。他的形象，他在矿上的地位和人望，都让她感到风光，而她和他在一起，又会给他增辉，添彩。而仅仅过去了一天，一个晚上，就像有谁使了魔法，这一切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倏然间成了找不回来的过去，经过大半个晚上的思量，她想好了，拿定了主意，今天，就是今天，她就跟方学增说离婚的事，然后，就向矿领导声明，她，马云，作为被欺骗的，受蒙敝的，无辜的受害者，已经和方学增划清了界线，她要告诉领导，面对大是大非的考验，她没有犹豫，而是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党的一边。马云是矿工的女儿，是纯正的工人阶级的后代，从小学到矿校，她品学兼优，十四岁刚过，颈上的红领巾还没摘去，胸前就戴上了共青团团徽。在学校里，她一直都在当干部，回到桦树沟煤矿，她被分配在科室工作，而且担任了矿团支部书记。上班第一天，她就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很快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来矿工作后，她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前几年，全国闹饥荒，除了救灾和日常生产，其他工作都停滞不前，矿上几年没有发展新党员，不然，她的“组织问题”早就解决了。后来，又受名额所限，优先发展骨干人物（如方学增）和一线工人，她又被耽误了。今年上半年，她被党支部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眼看就要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就连找对象，她也比别的女孩儿顺利，她条件优越，她找对象的标准是，政治条件好，有知识，长相能让她看一眼就怦然心动，再也忘不掉的，性格好，知道疼人。方学增来矿报到后，她见他头一眼，就相中了，他让爸爸打听了他的政治情况，观察他的为人，脾牲，她很快就认准了，她要让他成为“她的”，尽管矿上有几个女孩子特别是二号井一个叫房芳的风机工也都有此意，生方设法儿向他献殷勤，马云都装作看不见，她不认为她们具备竞争力。她断定，方学增非她莫属。方学增很快就成了她们家的人。而且，就连生孩子，也那样称心如意，头一胎，马云爸妈和方学增他娘都希望生男孩，果然生下来就是男孩儿，取名方柱，长大了，是方、马两家的顶梁柱。第二胎，她和方学增盼着是个女孩儿，就真的生了个女孩儿，取名方琴，按方学增的解释，“柱”还是乐器上的部件，一儿一女，一柱一琴，为方、马两家奏起幸福，欢乐的乐章。他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在迄今为止的人生道路上，她总是顺风顺水，心想事成。其他人梦寐以求的，孜孜矻矻地争取也得不到的，对她说来，似乎都可以信手拈来，唾手可得，“得来全不费功夫”。任凭国家形势如何变化，无论是天清气和，还是风雨如晦，她的生活中总是充满光明，她的路，总是绿草茵茵。不论社会变革如何天翻地复，社会上的人怎样起落沉浮，悲欢离合，她和她的家人总会安然无恙。从小到现在，她见过多少人被批斗，“游街示众”，抓扑，甚至被“镇压”，见过他们的孩子—有不少是她的同学，儿时的伙伴儿—是怎样惶恐万状，低眉顺眼，自惭形秽，委琐可怜。她时时意识到她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她是幸运儿，是命运的宠儿，而那些人是时代的弃儿，是上了“另册”，在社会上注定要被边缘化的人。而她，她的家人，她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都会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下，而不会沦落于黑暗之中。对这些，她从来都有充分的自信。谁曾想，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这样荒唐的，做梦都想不到的灾变，这种令人发呕的烂事儿，她怎么也没办法儿接受。无论如何，她都必须挣脱，不只是她本人，还有她的两个宝贝孩子，她必须带上他们一起挣脱，她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不能从此逆转，她的人生轨迹不能从光明滑向黑暗。她年纪不大，但看得已太多，她知道家庭和社会关系对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和发展是多么重要，对于有的人，它像是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通灵宝玉”，对于另外一些人则是披在身上的枷锁，甚至是刻在脸上的黥刑印记。作为郁工的徒弟，她知道郁工的学识、技术和为人，他不但是真正的智者，而且几乎是圣人，但是他却会有那样悲惨的下场。郁工的遭际，既是因为他讲了些实话，触犯了某些当权人物，也因为他出身不好，历史上有“污点”，听说他的女儿也被打成了右派。当他女儿来煤矿料理父亲的后事时，她虽然十分同情她，但却不能同她说一句心里话，还要冷冷的，保持距离，也许有人认为她“势利”，但她深知，必须注意“政治影响”，谁也懂得这是中国的现实。郁工的女儿形单影只地背着父亲的遗物，一个人踽踽而去，马云目送她走远，她知道，郁工的女儿一定在流泪，一定在哀叹“人世炎凉”。但是没有办法儿，人生就是这样残酷，她由此想到的只能是，自已一辈子都不要成为郁工和她女儿那个行列里的人，她自信也不会，因为她是“自来红”，她坚信自己会“红”一辈子。她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命运却给她开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玩笑。她最亲，最爱的，和她睡在一张床上的人居然来自“那样”的家庭，而她一直被蒙在鼓里，几年来，他们竟然是“同床异梦”！她受不了。是的，她深爱他，也许世上没有人能取代他在她感情世界中的位置，但马云不是一个只为情爱而生的女人，她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政治人，她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她不能只留恋和方学增卿卿我我的儿女私情，而因此被党组织抛弃，她受不了那种处境，那比死还可怕。对她来说，受到党组织信任，成为党的人，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比什么都重要。她不能因为舍不得一个有问题的丈夫而和党组织疏离，更不能背弃伟大的党。像逃难的人怕被大队扔下一样，她害怕被党组织抛弃。她反复地警告自已，不能动摇，不可犹豫，要快刀斩乱麻，和方学增分开，越早越好，越彻底越好。她像遭遇到危险被追赶着一样，要拼命逃离。方学增开完生产例会刚回到办公室，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才过了一个晚上，他竟憔悴了不少，眼圈儿都是黑的，她心里禁不住一阵难言的痛楚。方学增好像从好远的地方刚回来，用他那双和他娘一样的，好看的眼晴痛苦万状地看着她，她急忙低下头，她怕他的目光，他的神情会软化她的意志，动摇她的决心，她不抬头，两眼盯着桌面，好像那里有她的发言稿似的，吃力地说：“方学增，我想好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咱们的关系没法儿再维持下去了，咱们分开吧。你无论如何都得同意—因为事情是由你造成的。明天咱就去县民政局办手续。”方学增说：“马云，难道真的如此决绝，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你就是不顾念咱们之间的感情，你难道不考虑一下我们的孩子？”马云说：“我已经下了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为了孩子，为了他们的前途，我更得这样做。你别怨我。是你和你家庭跟社会关系的严重问题，加上你长期欺骗组织的行为，迫使我不得不走这一步。怎么挽回？你家的成份能改变吗？你父亲的情况能改变吗？经过了这场运动，你母亲在方庄会是什么处境？我今后如何和她相处？还有，你舅舅在押的事实能抹掉吗？我有什么办法儿？方柱、方琴上了学，填表的时候，你让他们怎么填？你应该理解，我是万般无奈。”方学增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将就着过。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有的本人历史上有污点，他们不还是得活着，不也一样过日子吗？”马云说：“我最不要听的就是这种话。我知道你会这样想，这样说。你不想想，我和孩子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像那些人那样忍辱含垢地，生不如死地活着？你让我和孩子为你作这种牺牲，于心何忍？你既然欺骗了我，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方学增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又问：“对这件事，爸妈怎么说，他们同意吗？”马云说：“你别指望让他们当保护伞。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已做主。”方学增又问：“那孩子怎么办？”马云不容置疑地说：“孩子？那还用说？理所当然地要归我。你还想让孩子受你影响吗？”方学增说：“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我每月给抚养费。”方学增想了想，又问：“马云，能不能再缓一缓，你再考虑考虑？”马云说：“不考虑了，明天咱们就去县城。”当天下午，马云去找荣秘书开离婚介绍信，荣秘书眉开眼笑，马云看他一眼，见他笑起来，脸上的部件都挤到了一起，比哭还难看。荣秘书尖尖着嘴说：“马云，你能处理好这件事，表现了你在关键时刻，事关阶级立场的问题上，有正确的态度，作为负责组织工作的矿领导成员，我很满意，很支持，好，太好了。”马云心里烦恶这个一时得志的小人，冷冷地说：“这也算不得多好的事。荣秘书，请你为我们保密 ，包括对矿领导，先都不要说。”荣秘书边笔走龙蛇—他很为自己甩臂伸腿的字体得意—地开了介绍信，一边点头如捣蒜，说：“那没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防止干扰—我保证谁也不告诉。”马云又去找尹矿长为她们两人请假，她知道尹矿长对方学增有感情，担心他会和爸爸一起阻挠这件事，故意说他们两人明天去县城买点冬季的衣服，尹矿长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好，趁这机会也放松放松，小方最近太累了，精神压力也大，马云，你要多关心他。”尹矿长对方学增的关心让马云心里一动，但她丝毫不表现出来，拿了矿长签字的请假条赶紧跑了出来。第二天早饭后，两人搭运煤的汽车去县城办理离婚手续。拿了离婚证从县民政局出来，两人都不说话，默不作声地走到县城外边公路上，等去煤矿的汽车。天阴沉沉的，旷野上枯草断茎让北风吹得可怜兮兮地摇来摆去，马云打了个冷颤，看看远处，说：“好冷，车还不来。”方学增看看马云，见她冻得嘴唇黢青，他脱下外衣披在她身上，她极力推让，方学增说：“没关系，别把你冻病了。我们不是夫妻了，但还是同事。毛主席说，每个革命队伍的人—当然我已经不够格儿了—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你还是我孩子的妈。—这也算不上划不请界线。”马云不出声，裹了裹方学增披在她身上的外衣，闻到了他身上那种熟悉的，让她感到舒服的气味儿，她心里一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她想大声哭出来，但强咬着嘴唇，转脸看着远处，过了一会儿，她说：“方学增，你是不是认为我太势利了，太狠心了，是个无情无义的坏女人，像朱买臣他老婆那样？”方学增说：“不是，绝不是。你跟她不一样。她是嫌丈夫地位低下，她的行为为社会上多数人所不齿，而你不一样，你这样做是顺应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阶级斗争意识，政治挂帅意识，无可指摘。我理解你，你是形势所迫，人总得趋利避害，更何况你还是为了孩子。”马云问：“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恨我？”方学增说：“不恨，一点儿也不恨。我不恨任何人，我只恨我自己。我当初答应我们的婚事，确实太不自量力了，结果给你和爸妈造成这么大的痛苦。现在后悔也晚了。”马云说：“那也不能全怪你。在这件事上，我……更主动。”方学增说：“这怪不着你，你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是现在，你做的新的诀定，仍然是在追求你和孩子的幸福，这无可指责。问题在我。以我的条件，我本来就不具备获得爱情和幸福的资格，但我却以欺骗手段，窃取了爱情和幸福，所以现在才会被剥夺。”马云突然好可怜方学增，觉得他就像一个不幸落水的人，她站在岸上，不但没去抓住他求援的手，相反往水中推了他一把。她说：“学增，我对不住你。我太狠了，太自私了。不离婚，我害怕政治压力，包括对两个孩子的影响，想想就吓得慌。可一旦真的离开你，我感到好可怕，我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能不能过。我怎么办啊？”马云终于忍不住了，扑到方学增怀里哭了起来，方学增心里刀搅一样，他抬头望望阴沉沉的天，灰茫茫的地，因为家庭，因为父辈的罪愆，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陷入了绝境，好苦啊，没有任何人能救他们。方学增强迫自己稳定一下情绪，拍拍马云的肩膀，说：“马云，别哭了。这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这全怪我，你一时没法儿接受。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马云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像是怕被方学增玷污似的，猛地抬起头，往后站了站，擦擦眼泪，不好意思地说：“我……真没出息。”方学增说：“你不必担心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我昨天就想过了，等处分决定下来，只要开除不了—按‘四清’运动的宽大政策，我想不至于—我就向矿务局申请，要求调到别的煤矿去工作。我走了以后，你慢慢地把原先这一段忘掉，重新开始。你很聪明，有活力，政治基础好，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找到自已的幸福。”马云问：“那么你呢？你可不能想不开。”方学增苦笑道：“怎么，你还怕我学郁工？放心吧，绝对不会。为了我母亲，妹妹，我的两个孩子—不管他们将来怎样看我—我会坚强地活下去。当然，我还会好好工作，因为那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我也要对得起那些井下工人。”终于等来了一辆运煤车，司机看到他们，就停了车，方学增和马云坐进了驾驶室，两人一路没再说话，回到矿里，方学增听说二号井掘进工段出现险情，匆匆忙忙跟矿长一起下了井，马云心情不好，上午又受了凉，觉得不好受，找矿医开了病假条儿，回家吃了药，倒头就睡了。
方学增向矿领导坦白后，矿党支部对方学增的处理问题，已经开过两次会，但都没定下来。党支部成员之间分歧很大，尚书记和荣秘书主张从严处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保留矿籍，以观后效。尹矿长和一位分管生产的副矿长认为，方的错误性质确实严重，但在中央文件的感召下，主动向党组织坦白交待，说明已经认识了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实际表现。方学增来矿后，表现比较突出，是有目共睹的。考虑到今后矿上的工作需要，按照中央关于“四清”运动有关犯错误干部处理的政策，建议保留技术科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尚书记认为这样处理过于宽大，和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很不合拍，不能只重业务，在政治立场上出现偏离，犯右倾错误。尹矿长说：“我们是煤矿，我们的‘业务’，不是一般的业务，那关系着矿工的生命。”尚书记又说：“方学增找过我们没过三天，山东那边工作队就来人了。哪么巧？方学增也许是听见了风声，抢先坦白的。这就不是老实态度。”尹矿长说：“我们对问题不能凭主观想像，要看事实。主动坦白就是主动坦白，主动坦白总是好的。”书记、矿长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决定两种意见同时报矿务局党委。就在方学增和马云去县城离婚的前一天，荣子忠把报告送到了矿务局党委。马云找荣子忠开离婚介绍信时，荣子忠暗想，这样好，他们赶在局党委的处分决定下来之前就离开了，很好。如果处理得轻，说不定两人不离婚了哩。马全礼没有看错，荣子忠真的在想入非非，他觉得，以他现在在矿上的政治地位，找马云应该没什么问题。
马云一家吃晚饭的时候，方柱、方琴闹着找爸爸，马云说：“别闹了，爸爸有事，下井了，回不来。妈妈头疼，你们听话，好好吃饭。”马全礼说：“不怪孩子闹，确实不是办法儿，你今晚上就让他搬回来住。”马云低头吃饭，不应声，马全礼大声说：“小云，我跟你说话哩，你听见没有？”马云仍不出声，妈妈说：“她发着烧，我硬喊起她来吃点儿饭，你就别咋唬了，明天再说吧。”马全礼气乎乎地不吱声了。马云吃了几口饭，又都哕了出来，赶紧吃了药睡了。迷迷糊糊睡到过半夜，听见有人在外边急咧咧地喊门，马全礼起来，问：“有事吗？是不是找马云拿图纸？”外边喊门的是个女孩儿—马全礼和已经醒了的马云听出是二号井的风机工房芳—带着哭腔说：“大爷，不是让俺马云姐拿图纸，是方科长在井下受伤了，尹矿长让我来喊马云姐。”马全礼一边喊马云快起床，一边问房芳：“伤得重不重？”房芳说：“伤得不轻，砸着头了，人昏迷了，井下的卫生员给包了包，刚上来，在他办公室床上，矿务局的救护车马上就到。”马全礼又问：“是怎么回事，伤了几个人？”房芳说：“二号井掘进工段地质情况复杂，很不顺利，老出险情，方科长从县城回来就下了井，一直守在那里，小夜班的工人下班，让他上井，他说什么也不上，说险情也许还会出现，他要再看看，一点来钟，又出现了塌方，方科长光顾了指挥工人躲闪，他自己砸着了。我听送他上来的工人说，方科长白天上县城有事，冻得不轻，感冒了。还说他今天跟平时不一样，好像心事特别重，要是好好儿的，也许就砸不着了。”房芳说着就哭起来，又急忙擦擦泪，说：“大爷，我回去，马云姐起来，你们赶紧去吧。”马云忙着起床，房芳末了几句话她都听见了，她匆匆来到外屋，见妈妈也起来了。爸爸急得在屋里转圈儿，马云问：“爸爸，刚才我没听清，方学增伤得很重？”马全礼说：“听话音伤得不轻，这可怎么好啊。全怪你跟他闹，弄得他心事重重，这不出事了？看你还闹不闹？”马云哭了，说：“爸，妈，是我害了他。”马全礼和老伴两人异口同声地问：“你说什么？怎么回事？”马云抬起头，哭着说：“昨天上午俺两人上县城离婚了。”马全礼“呜”地声站到马云面前，厉声问：“小云，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马云低声说：“俺两人上午在县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了。”马全礼怒目圆睁，伸出右臂，照马云脸上“啪”地扇了一巴掌，骂道：“你这个混账妮子，你怎么这么狠心？长的是狼心狗肺啊？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就去办了这个？”马云说：“我也是没办法儿，我得跟他划清界线。”马全礼气得浑身发抖，说：“你听荣子忠那个坏小子放狗屁！划什么界线？方学增又不是汉奸，他那都是家庭，上辈儿人的事，你和他划什么界线？你不就是怕受他连累吗？那你就不和我们商量？你还是我们的孩子吗？”马云说：“我怕你们不同意，没敢跟你们说。”马全礼失望地摆摆手，说：“唉，我怎么拉扒了你这么个闺女？”妈妈说：“不怪你爸爸生气，我更生气。这是小孩儿们过‘家家’？说离就离？你好糊涂。怎么划清界线？离了婚，他不还是方柱、方琴的爸爸？”马全礼说：“别说了，走，快点上技术科，方学增要是有个好歹，我看你还能不能活！”马云泪流满面，跟着马全礼急急忙忙往技术科办公室跑去。
方学增躺在技术科他自己的床上，头上包了白纱布，合着眼，一动不动，像个死人。尹矿长，副矿长，矿医，夜班几个工人在技术科里焦急地等待着。马云跑进技术科，到了床前，晃着方学增，喊道：“方学增，你醒醒。你醒醒。”矿医说：“马云，别晃他，这会加重伤势。你叫不醒他。看样子他是颅脑受了伤。”马云趴到床沿上哭泣。马全礼把尹矿长拽出办公室，气哼哼地说：“老尹，塌了天了。俺爷们儿苦死了。这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我问你，你们到底想怎么整治他？他家庭、社会关系不好，就了不得了？我们不就是挖煤吗？解放前来煤矿的地下党有几个出身好的？”尹矿长说：“老哥，你先别发火。这不还没处理吗？先治伤要紧。你寻思光你难受？我一样难受。”马全礼又问：“是你们矿领导让小云跟方学增离婚的？”尹矿长很吃惊，说：“什么？马云和小方离婚？没有的事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马全礼说：“刚才小云在家里说，昨天上午，他和方学增上县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他们去县城，不找你们请假？打离婚，不找办公室开介绍信？”尹矿长说：“前天下午，马云找我请假，说他和小方上县城买衣服。我很高兴，还说小方最近太累了，让他放松放松。我哪知道他们是去打离婚？介绍信？那是荣子忠给开的，他也应该找我汇报一声啊，怎么偷偷就办了？这种信，谁让你开就开？你不劝阻？这人心眼儿够坏的。哼，离什么婚？为什么要离婚？至于吗？”马全礼说：“小云说她入党被否了，她恼了，说要离婚，让我骂了 。”尹矿长说：“这事儿是挺麻烦。出了方学增这个情况，马云入党的事肯定要往后拖了，那也不能立马去离婚呀。也不能说这边离了婚，那边照样入党啊。胡闹，太胡闹了。”马全礼说：“我让小云给气死了，刚才在家里让我扇了。”尹矿长说：“老兄，你打她，也不是办法儿。这孩子一直要强，政治上很上进，这件事确实打击太大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先缓一缓，等把方学增的伤治好，局里批下小方的处理决定来，再做他们的工作吧。急也解决不了问题。”
救护车来了，马全礼，马云，尹矿长，矿医，房芳跟着上了矿务局医院。当晚，从省城大医院请来的大夫就给方学增做了手术。天明了，手术才结束。大夫说：“脑颅受了伤，还好，没伤到要害处。把淤血取出来了，问题不大，估计要昏迷几天，因为受伤时神经受到了压迫。完全恢复要几个月。”天明，尹矿长和马全礼回煤矿，马云要留下照顾方学增，尹矿长说，方学增受伤了，你不在，生产上有事需要看图纸，找技术资料，你不在不行。让房芳留下吧。你抽空儿再来。马云哭哭啼啼地走了。
手术完了三、四天，方学增才醒过来。见到马云，很激动，但很快就想起了什么，只是眼角里涌出了两滴泪水，过一会儿就平静了。又过了四、五天，才完全恢复了神智。为了留空儿让马云和方学增说话，房芳常借故离开病房。马云说：“那天晚上，你没把人吓死。”方学增说：“我倒希望真的死了，那就好了。我因公牺牲了，就永远解脱了，组织上对一个因公牺牲的人可能就不作处理了，对你和孩子的影响可能就很小了，我母亲还可以享受一点抚恤金。”马云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无论怎样，孩子也不愿意失去爸爸。学增，是我害了你。”方学增说：“我受伤跟咱俩的事没关系，你别胡乱往自已身上揽。我也想过了，咱两人分开确实会让孩子少受我的连累，这确实很重要。你没有错，对于咱两人来说，孩子是第一位的。既然咱们已经离婚了，你还是要放下包袱，重新走自己的路。”方学增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房芳正提了热水瓶想进病房门，她听了很愕然，马云跟方科长离婚了？就因为方科长家庭的事，好好的夫妻就散伙了？几年的夫妻情份说扔就扔了？真是奇怪。世上什么人都有。这个马云，平时看着多好个人儿，怎么办这样的事？不就是个团支部书记吗？至于这样“革命”吗？这个马云，看你上哪找方学增这么好的人。
又过了六、七天，矿务局党委一位副书记由尚书记，尹矿长陪同来医皖看望方学增，荣子忠也来了。局领导对他忠于职守，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行为作了表扬，又告诉他，局党委对他的问题作了研究，认为他政审作假，长期欺骗组织，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在“四清”运动中主动向组织坦白交待，说明已经认识了错误，有了改正错误的表现，同时考虑到他一贯良好的工作表现，决定按党的政策，对他宽大处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不变。消息在矿里传开后，有不少人私下议论，说方学增搭上了半条命，换了个处分“从轻”。
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生死关都闯过来了，方学增感到放松了不少。他不放心矿上的生产，特别是安全，几次让马云和矿上来看他的人回矿交待“注意事项”。马全礼严令马云跟方学增复婚，他还亲自跑到医院来说这件事。方学增说：“虽然这次组织上对我处理得很轻，但我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肯定会影响马云和两个孩子，我们两个分开确实利大于弊，既然己经办了手续，就别急着再合起来。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再后悔了，就晚了。分开就分开吧，马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的事耽误她一辈子的前途，她难受，我也不安。”马云认为是她把方学增的心伤透了，不复婚就不复婚吧。破镜即使勉强重圆，毕竟留下了伤痕。马全礼见他的两人这种态度，也就没法儿再坚持了。现在，方学增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和妹妹。娘来了信，他大体知道了娘的情况，但是妹妹却一直没有来信，这让他非常牵挂。他躺在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莫非妹妹没接到他的信，还是收到信了，没来得及向领导坦白，老家那边工作队就来人了，想坦白也晚了？那样就糟了。……方学增的心抽紧了，不敢往下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