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
39、鬼子投降了
对于沦陷区的人们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一天中午，三哥突然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大喊，“鬼子投降喽！鬼子投降喽！阿爹，鬼子投降了！”说着把手中的书一起抛向空中，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地学着施碧斋老先生的样子吟诵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三哥是个好学生，我从未看到过他能做出把书抛在空中这样的“高难度动作”，有点害怕他是不是得了神经病。
爸爸也惊得站起来，大声问，“你说什么？大声一点！”
三哥对着爸爸的耳朵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鬼子！投、降、了！”说完，他才低下头去拾散落在地上的书本。还好，不像是神经病。
当我凭借着记忆写到这一场景的时候，不禁有点疑惑了。我想，三哥是放学回来的，他抛向空中的应该是书包而不可能是“散装的”书啊，会不会是我记错了呢？再仔细一想，方才想明白过来，原来这毕竟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那时候的中学生多数是不带书包的。那时中学生一般都穿两种服装，一种是中式的长布衫，一种是西洋的学生装。中学生的“典型”标志就是插在衣襟上的那支钢笔，还有胸前悬挂着的晃里晃挡的三角形校徽。书本大多是夹在腋下南京话叫“胳肢窝”下面的，再不就是斜斜地靠在小臂臂弯里像单手抱个婴儿，待人接物都是一副后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温良恭俭让”的样子。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酷”。书包是小学生才用的。比起现在的中小学生的书包，要么像是干“倒爷”的背着个几乎超过体型的大书包，要么拖行着一只带轮的小行李箱的书包来，你不得不赞叹，今天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得是何等的突飞猛进。当然这都是题外话，顺便带过吧。
不过，三哥说的“投降”这两个字，对我还相当生疏。这俩字我看过听过也大体能懂是什么意思，但懂的就是个“降”字，不知道“投”跟“降”有什么关系，但看三哥那样发狂的样子，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一桩让日本鬼子倒大霉的事，否则三哥不至于那样疯疯癫癫，那可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把三哥叫过来问道，“你说的‘投降’是什么意思？”
“怎么，这两个字你不懂吗？”三哥反问我。
“懂，我怎么会不懂呢？”我嘴还硬着，“不就是给打败了的意思吗？”
“哪里是‘给打败’那么简单，他们亡国了！”
“啊？”难怪三哥发神经病哩！“亡国”这两个字我懂，太懂了！从我懂事起，爸爸就经常挂在口边。“亡国”就是我只能挨小龟田的打不能还手，只能忍饥挨饿吃那种要用妈妈的手指去抠屁眼儿的猪食，生病只能要嘛坐在震耳的锣鼓声旁要嘛就是躺在“炕”上死扛，我们的家宅只能让日本人侵占毁坏完了再给他们的那帮狗腿子占用，我们的人只能被人家鞭打、灌辣椒水、上电刑……“亡国”对我是刻骨的耻辱、苦难和仇恨啊！
我立刻想到了小龟田，想到了我的水晶球，我必须去找他去。
我跟爸爸说，“阿爹，我到街上去看看。”
爸爸回答得空前爽快，“去吧！到街上去看看吧！高兴上哪里就去哪里吧！今天放假。早点回来就是了。”
我拔腿就朝中华城门跑，我想我在那儿一定能找到小龟田。
出了门口，我才发觉，从陈家牌坊到六角井的这条紧贴城墙根一向十分冷清的小道上往来的人比以往多了些。朝回走的人脸上都带着兴奋，似乎刚刚看了一场好戏从戏院里散场回家，脸上带着满足的神情，嘴里还不断议论着，发出“啧啧”的说不清是什么意思的声音，从他们口中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快去看，龟田队长剖腹啦！”
我一听这话，脚下更快了。等我赶到中华门的城门口，我看见城门口那儿人已挤得水泄不通，原先站在城门口两侧的日本兵跟二鬼子都不见了。人们都踮起脚尖望着那座水泥台子，就像是看一出好戏。我因为个子矮，被前面的人一档，根本看不见台上发生了什么。我只有往远处退，一直退到一处墙根。那儿站着些人，正听着一个赤膊的人在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他讲的绘声绘色，吐沫星子四溅，满口是地地道道的南京城南粗话。
“我说这个狗日的小鬼子，伤德伤的是一塌糊涂，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kī)咧,听讲了吧？前些日子，老天爷两只眼睛都气掉下来了。”
“怎么？老天爷的眼睛怎么掉啦？”旁边的人赶紧问。
“对，一边掉一颗。叫什么，叫什么……哦，圆圆蛋。让小日本恶厉厉地吃了顿生活（苦头），死的那个人呕，海了（多了）！”
“什么圆圆蛋？是‘原子弹’。”有人笑着矫正他。
“不管什么蛋，反正不是卵蛋（睾丸）。”赤膊的人不满别人的纠正照样讲他的粗话，“这叫老天开眼，现世报（报应）！就说这个屄养的龟田，刚才你们是没得（mede没有)瞧见，弄得是浑身血糊淋落（là)的，啧啧啧。”
“听说龟田破腹了，你阿看到的呢？”
“我怎么没得看到呢？我是从头到尾都在看热閧（热闹）。”赤膊得意地说。
“那你快讲讲噻。”
“那个狗娘养的中午说是听了那个黑盒子里的广播，说是他们的皇帝老儿下了什么诏书，装孬种了。龟田就冲到台子上，哇啦哇啦不晓得说的是个什么玩意头，然后就坐在台子上，背靠着那颗树，把上衣扣子一起解开，裤带一解，露出个圆不溜秋的大肚子，接着用手巾包住军刀，刀尖对着肚皮，两手一用劲，‘噗嗤！’乖乖隆的咚，像破个熟透的西瓜，肚肠子就稀里哗啦淌了一地。血啊，屎啊，台子上搞的是五道尽糟，一塌带一抹……”
“然后呢？”别人追问他。
“然后，他头就一低，不动了。那个样子呕，癔里巴怪的，蛮瘆人的。”
“啧啧啧啧，老天爷有眼。狗日的也有今天！”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那后来呢？台子上怎么没看见他尸首呢？”
”后来就上来两个鬼子，把尸首拖进去了。又用水冲了冲。现在已经没得看的咧。”
于是人们又议论一番。
又有人提议，“中华门正门该开了吧？要能现在走一走才好呢？”
“这里面有什么讲头吗？”
“怎么没得讲头？沈万三的聚宝盆就在城门下面，走过去你就发财。现在走财气最足！”
“又有什么讲头呢？”
“怎么没得讲头呢？你想想啊，正门几十年一直没开过，我爷爷在世就没见开过，你想想，这财气聚了多少？海里胡天了！”
“那我要请教你了。照你这么一说，鬼子兵一直住里面，财气不都让它们卷跑啦？”
“说的是噻。现在进去，就能把鬼子身上的财气匀点过来！”
“那鬼子兵还住里头呢，人家能让你走进去？”
“说的是噻。”于是摇头叹息，嘴里“啧啧啧”不知是什么意思。
时至今日的我，每当想起童年期听到的那些对话，常常哑然失笑。哦，中国，我的中国，两千年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及秦始皇的专制集权高压的传统，让你失去了表达个人的任何政治诉求的愿望和能力，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类历史和命运的转折点上，你仍然习惯于扮演“看”与“被看”的角色。就像中华西门口的这座水泥台子，要嘛就像根宝的爹在台上被龟田打断了腿让人家看，要嘛就像今天观看龟田在台上剖腹自杀。他们早就失去自我组织的能力，他们习惯于等待：在头上失去了一个暴君之后，安静地等待下一个、再下一个暴君的到来。中国百姓习惯于“被驱不异犬与鸡”的身份，老杜算是说到了中国人的痛处。
我听这些人聊天听得正入神，后面有人故意碰了碰我膀子。我一掉头，原来是根宝！这一阵子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发现他长得比以前更高，更结实了。
他问，“洪武，想不想报仇？”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小龟田呀，你忘啦？他还抢了你的东西呢。”
我连连点头，问，“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要跟他讨回来。我以为会在这里碰见他呢。”
“你跟我走。”根宝一拽我膀子，“我知道他在哪里。他一准在陶三将家。”
他带我七绕八绕，带到了离六角井巷口不远的另一条巷子，就靠近中华门城内那条秦淮河的附近。
根宝说，“陶三将一直拍龟田的马屁。小龟田三天两头都会到他家来玩。这些日子，好像天天在这里。”
“他爹都死了，他还能在这里玩？”我问。
“他爹自杀是刚刚的事情，我猜他还不晓得呢。”
“你怎么像是小龟田肚里的蛔虫，对他知道的这么清楚？”
“哼，你当我是吃素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可一直惦记着他们呢。”他说。
你还别说，果真让根宝说对了，小龟田是在这里。我们走了没几步，就看见小龟田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陶三将那里听到了什么消息，因为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那副桀骜不驯的神情，而显得有点畏畏缩缩，他的眼睛警觉地四处探寻，看见了我们，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呔，”根宝大喝一声，拦住了他的去路，“狗日的小龟田，你往哪逃？老子今天找你算账来了！”
小龟田一看明显是躲不过去了，他两眼发出凶狠的光，像只小野狼。他退到一处墙角落，我想他是防备我们两人从两边进攻。
根宝才不管呢，他上前去就是一拳打在小龟田的脸上。小龟田也在拼命还击。但根宝比小龟田大，又一直在干力气活儿，明显的处在上风，两个回合下来，小龟田已经被根宝打倒在地上，根宝一屁股坐在了小龟田的身上，随即一拳就重重砸在小龟田的鼻梁上，他狠狠地说，“这一拳是替我爹揍的！”接着又是一拳，“这一拳是替我自己揍的！”两拳下来，小龟田满脸是血。
根宝掉过脸来看见我还愣在那里，喊道，“洪武，你也来，揍他！”
我愣住了，我看见小龟田的鼻孔里喷出来的血淌的到处都是，一下子想起了两年前他打我的那一拳，那时候我的脸也是这样子。那疼痛啊，像钻心似的，要不是文老师的那条冷毛巾，我还不知道怎么收拾我那张脸呢。一想到这，不知为什么，我捏紧的拳头打不下去。
我恨不恨他？当然恨。尤其是想到了他抢走的水晶球后来给我，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灾难，我就特别地恨。但是我看到他满脸的血，一想到要让我的拳头再沾上他的血，我就十分地不情愿。我想起了姐姐的话，“战争不该把孩子都卷进来。”我就不想打了。我对根宝说，“我不打他了。你已经替我打了。你让他起来，我问他话。”
根宝不情愿地站起身，叫小龟田坐起来。小龟田坐在地上，鼻血还在流。
我问，“我的水晶球呢，我要你还给我。”
小龟田嗡着鼻子说，“不在了，给我的爸爸看到拿走了。”
原来他会讲中国话。
“我要你赔！”
“我去找爸爸要。”
他果然还不知道他爸爸的事。他更不知道水晶球后来传到了哪些人的手里。
“还不去要呀！”我朝他吼起来。
“对不起。”他顺从地站起来。
我看他的鼻血还在淌，想起了当初文老师帮我止血的办法，便说，“把头向后仰，一会儿鼻血就止了。”
他向我一鞠躬，果真后仰着脑袋走了。
“记住了：以后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我又对着他的背影紧喊一声，“别学你爸！”
多年以来，这一幕也常常在我脑海里回旋。我一次次地反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勇气打他一拳？在以后无数次的向党交心的会上，在一次次的“斗私批修”的检讨书里，我都曾把这一段当成思想根源来狠狠地挖掘，结论当然也就不断地变化。我曾归咎于我生性的软弱，我也曾归罪于从小读了太多的封资修的书深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影响，我更把它的危害性提高到了一旦敌人入侵或是阶级敌人猖狂向党进攻时我的这种思想有可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高度，以后我甚至试图加以理论的解释，认为这反映了自己具有国民的劣根性……其实，一个孩子，当时能懂得多少呢？我承认，我怕血，我胆小，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不得人家受罪，心太软。
龟田的剖腹自杀，成了居住在城墙根一带家喻户晓的事情。第二天一早，我又特意跑到六角井的巷口去看，我看见了令我吃惊的一幕，在城门口的水泥台子下面站起了长长的一列日本人，都是妇女和孩子，她们手牵着手，有的背上还背着婴儿。她们沉默地站在那里。许多中国人站得远远的，围成个半圆形。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走到台子前。我看见台子上立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大大的中国字：
“好心人，把我们带回家吧！”
我听几个旁观的中国女人们议论，“啧啧啧，也怪可怜。当兵的男人缴了械，都集中走了，剩下女人孩子没人管。作孽呕！”
另一个问，“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
“不就是住中华门城门洞里的吗？这里面大得很喽。”
“听说周围住的日本婆娘也过来了。”
“这年头，自己的嘴都顾不上，哪来的钱养活外人啊？要不你们家带一个走？”
“死人！你跟我缺德好了。你让我跟那口子干仗啊？”
周围的几个女人们轻轻发出了笑声。
我从日本女人的队列的头看到了尾，看见小龟田也站在里面。他的旁边是他的妈妈，还是那件当初我看见她穿在身上的衣服，她们母子手牵着手。小龟田鼻子上的血没有了。，他的眼睛跟我对视了一会儿，很快就转到了别处。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悲凉和无助。我想这一夜过来，他也应该长大不少吧。
我回到家后，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想着城门口的那一队日本妇女和孩子，爸爸让我读书也读不进去，一直熬到当天的傍晚，爸爸让我出去“散心”。我一溜烟地又跑到城门口，看见那儿的队伍已经没有了，那块硬纸板也没了。城门口没有一个兵，只有行人在自由地进出。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华西门是这样地敞亮，中华门那雄伟的建筑是这样地美丽动人。
回家以后，我说到了白天发生的事情。三哥说，“这件事情今天不只发生在中华城门口，南京城有好几处地方都是这样。听说最后都给当地的居民带回家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过去教过的一名女学生突然到家里来拜访我，她说是来向我告别的，因为她跟她的母亲都要回日本去了。我这才知道原来她跟他母亲都是日本人。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过去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呢？她是个美丽的聪明的女孩子，笑起来特别甜，两只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牙，完完全全是个中国人。她过去做我学生的时候，总说最爱听我上的语文课，我也很喜欢她的作文，特别有灵气，常常拿出来读给学生们听。
我问起她是什么时候、怎么来的中国？她说她就出生在中国，南京就是她的出生地，她就是在日本投降的那天跟母亲一起被他现在的爸爸带回家的。这么多年没跟人讲也不单单是怕惹麻烦，更主要的，她说，“我自己都忘掉了自己是日本人。我日本话都不会说。我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日本话。”这也难怪，从小生在这里嘛。
临走的那天，我去她家送别，她们家就住在南京大学旁边陶谷新村的南大教工宿舍里，由此我猜想他父亲应该是南京大学的教职工，只是她跟妻子女儿一起去了日本，我也无从去打听了。
由于分别已三十多年，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最后一个字是“红”。我很想念她，不知她现在生活的可好？我至今仍记得我离开她家出门后回首望见她在楼上的窗户里和我挥手告别时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我忘记问她，她可是当年站在中华城门口里的一员？
在南京发生的当地人收养日本弃妇弃婴的事，也常常促使我思考。我想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诚然，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统治给她的身上打上了许多不良习性的烙印，但她的宽厚和善良，她发自内心的对每一个弱者的同情和爱，难道不同样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品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