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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反冒进不依不饶，他指责出席会议的陈云说，“经济的事都由陈云签字，这是对我进行封锁。”指责之外还有警告，“‘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 |
本文原载于《翻阅日历》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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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6日，陈云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紫光阁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起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候选人。对于陈云这个候选人，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然而此后不久，在经济建设速度上，稳当的陈云与求快的毛泽东之间产生了分歧，陈云遭遇到其财经生涯中极为困难的一段时期。
“能人”陈云反冒进
陈云有很多个称号：红色掌柜、中共财经第一人、开国财头，等等，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能人”这个称号，因为这是毛泽东亲笔封的。之所以称为能人，是源于建国初期陈云打了一场漂亮的经济仗。
刚解放时，一些怀疑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甚至有资本家叫板说：“共产党打仗100分，政治80分，管经济只能是0分”。
的确，开始执政的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全国金融中心上海，一些不法奸商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此时，被上海资本家视为“ 土包子”的共产党，把陈云派往上海坐镇。
陈云是处理麻烦的能手，不管是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东北解放区，陈云在复杂形势面前总能妥善应对。走马上任后，陈云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平息银元风波。为应对投机商的囤积居奇，陈云打响“ 两白一黑”之战，仅仅几天就让投机商赔得血本无归。有人说，陈云的招太狠，陈云却说：“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陈云就平抑物价，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说陈云的功绩“不下于淮海战役”，还提笔写了个“ 能”字。
陈云是搞经济的“能人”，尽管在党内排名第五，但论做经济工作，谁也不敢跟他争第一。毛泽东说陈云有眼光，看问题能抓到要点。确实如此，当中国经济步入正轨后，陈云又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在陈云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到第三个年头，1955年，毛泽东嫌农业合作化速度太慢，指责某些干部是“小脚女人”。之后，各地的经济建设指标大幅度提速。
当“冒进”开始在1956年出现时，引起了陈云的高度警觉。1956年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针对冒进，作为中央财经委负责人的陈云警告说：“现在马跑得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明年要削减投资……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他明确表示“ 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
陈云是个务实的人，多年主管经济，他深知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这些话后来看，未雨绸缪，句句在理，但当时听起来却十分刺耳。
陈云反冒进，毛泽东要速度。于是，当陈云开始筹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
离“右派”只差50米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反冒进，“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共产党应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这年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听到赫鲁晓夫发出的“苏联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的豪言壮语后，毛泽东受到强烈的刺激。回国后，毛泽东对“反冒进”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
“有的人！”明明白白的告诉别人，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还是给正在养病的陈云造成了很大压力。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约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这些主管经济的负责人去南宁开会，但是陈云请了病假。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更加尖锐，“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会议第六天，毛泽东递给周恩来一份报告，报告是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起草的，名称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能说：“写不出来”。毛泽东于是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大家都在猜想，这么严厉的措辞，到底是说谁呢。而刘少奇打圆场的解释，让本来紧张的人更加紧张，他说：“主席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人的’”。
中央财经工作五人小组中，除组长陈云生病缺席外，在座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四人，反冒进也全都有份。毛泽东一句话，搞得四个人倍感压力，李先念甚至得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好在第二天，毛泽东给出了一个明确解释，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个月后，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中南海怀仁堂内的气氛却十分凝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对反冒进不依不饶，他指责出席会议的陈云说，“经济的事都由陈云签字，这是对我进行封锁。”指责之外还有警告，“‘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
毛泽东这话说得非常重，让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那时，右派是敌我矛盾，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之下，陈云只好在会上违心地做检查，表示对“反冒进“中财经工作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对这次挨批，素来平和的陈云感慨良多。多年后，1980年陈云还提到此事，认为当时民主集中制已经受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对胡乔木说，五十年代那次“反冒进”，中央领导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一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
批评反冒进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由陈云负责；在这之后，毛泽东统揽了经济大权。于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了。
陈云慎劝毛泽东“降温”
尽管挨批，但挨批的人也得继续工作，毛泽东说财经工作还得由陈云等人来做，此外也没别人了。但是，由于毛泽东走上前台领导经济，陈云率领的中央财经小组变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向毛泽东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
那个年头，农业最缺粮食，工业最缺钢。所以，大跃进的战线上，农业高产“卫星”不断升天。毛泽东开始操心的已经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太多吃不完，他甚至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赫鲁晓夫，问“苏联是怎么处理粮食吃不完的问题的”。而实际上，大跃进之后，中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粮食“高产”同时，毛泽东问冶金部长，说钢产量能不能翻一番，冶金部长想了想说“好吧”。结果1958年计划钢产量就从530万吨，“嗖”地一下成了1070万吨。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无奈，冶金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当时，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找到陈云，希望他就“大跃进”中一些问题找毛泽东谈谈。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陈云明白，那时候提反对意见没有用，但他又不能像其他领导一样讲违心的话，所以陈云选择沉默。
但是当1959年的计划钢产量变成不靠谱的3000万吨时，陈云说话了，他要尽可能地对这个指标采取降温和补救的措施。当然，一定要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矫正。
就这个3000万吨的指标，毛泽东也征求了陈云的意见，陈云没有直接说不行，而是给了毛泽东一组数据：英国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言外之意，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还多，不可能完成。
于是，毛泽东退了一步，把指标降到了1800万吨。即便是1800万吨，陈云也觉得无法完成，可这事不能硬顶，因为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他找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希望胡不要把这个具体数字写入会议公报，因为一旦公开，就很难再加以调整。但是胡乔木没敢把陈云的意见反映给毛泽东，而是把这段数字堂而皇之的见报了。
1959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在这次会前，胡乔木才把陈云给他的建议转告毛泽东。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不过，当时就算胡乔木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
在毛泽东批评胡乔木的时候，其实已经觉察出大跃进的问题，所以对指标曾提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陈云适时地对毛提出1800万吨难以完成，毛泽东直接说，“那就拉倒！”这表明毛已经着手要调整高指标。想起陈云以前的反冒进，毛泽东说陈云“很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
但是这种偶尔出现的调整，并没改变“大跃进”的整体走势。
“经济还得由陈云出来搞”
在整个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钢铁。结果，为了炼铁，山上的树砍光了，庄稼荒在地里，而炼出来的却是海绵铁，根本不能用。工业建设上，为了快为了省，许多重点基建项目质量问题严重，有的工厂连地基都没打好，有的建造项目连勘察程序都省了，画张图纸就敢开工。造成许多厂房倒塌，工人死伤。
由于尝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苦果，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承认，“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为了对乱糟糟的经济实行“调整”，毛泽东点名要陈云讲话，说“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搞。”毛泽东让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长，收拾一锅粥似的中国经济。而这种整顿，陈云其实从半年前就已着手准备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不足。为了解决粮食不够吃造成的营养不良，陈云提出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过一笔账，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供应城市30亿斤大豆，这是可能的。在缺少肉蛋的情况下，拿大豆补充营养，是个比较可行的办法。
但总吃豆子也不行，人总是要吃饭的，陈云提出进口粮食。可在当时，吃进口粮还属于禁区，但是不进口粮食，百姓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为了搞到粮食，哪怕是禁区也要闯。于是，500万吨的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运回了中国。
再说通货膨胀。那时货币流通130亿，实际只需70亿，多出60亿，如果不收回来，物价肯定要涨。怎么收，提高糖价，把多余的货币回笼，通货膨胀自然可以避免。为恢复农业，陈云甚至提出实行毛泽东强烈反对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
这么干了一年多，中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然而，随着毛泽东对陈云“分田单干”的再次批判，陈云再次“靠边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