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根据事务所的建议，我和妮子在移民局大楼外排队排了一个通宵，据说早一点面谈，有可能碰到好的移民官。
熬过寒冷的长夜,黎明时分，移民局正式上班了。我排在第三位，进去后，很不巧，将和我面谈的是绰号”总工程师”的一位白人，近乎面谈“杀手”。妮子不需参加面谈，在大厅等着，我和翻译随着总工程师进了一个小隔间。我觉得美女翻译也有一些紧张，绝无可能给总工程师熊抱的礼遇。
一开始，我就严重失分。总工程师问我，以前有没有以任何方式申请过来美国。我略加思索，回答说没有。他又强调一句：
“你确定吗？”
我又反复回想了一下，确定自己从没申请过来美国，便回答：
“确定。”
“1995年某月，你以中国某公司美国分公司经理的名义，申请来美——”
我如梦初醒，想起来了：那是在一次饭局上，当时的公司总经理梁自强，再一次提出让我到美国来看看，而我再次拒绝，因为我当时正在经营管理着多家家用电器连锁商店. 在我拒绝后，记得梁自强拖了一句：“我不管，帮你办了。”显然，梁自强真的办了。
我连声向总工程师致歉，简述了当时的情况，总工程师听完，也不置可否。
接着，在询问圣经一书的内容时，我居然在个别地方答错了。因为其中包含有数字，后来翻译说当时都没法帮我改。这不是一般的考试，一百分可以错四十分。我答错一个地方，有可能就要扣掉四十分。
一个多小时的面谈结束了，从总工程师的脸上捕捉不到任何喜乐或悲哀的信息。不象有的移民官，会在最后告别时，给你一句热情的话语，这常常意味着对你成功的祝贺。
十四天以后，我将回到这座大楼的某个窗口，获取一份通知，上面写着通过还是不通过。
这十四天是一天一天数着过去的。数到第十四天，满满的希望在这里,被从窗口里递出的一张纸，划破了!
安娜爆粗口：
“操xxx! 上诉！”
“行吗？”我疑惑的问。
“努力做好，完全有可能！”
我们决定上诉——不成功，没有退路。
这一次，妮子不能逍遥自在了。上法庭，必须两个人出席，法官会随时询问我们其中的一位。安娜为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好的白人律师，并向我们强力推销他，让我们要有信心。
为了上诉成功，我请求教会的黄牧师到时陪我们一起出庭，黄牧师欣然答应了。
面谈失败后五个月，开庭的日期到了。
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事务所都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不能穿的太时髦、太时尚，但要保持整洁、得体；对法官要尊重，法官问什么，答什么，不要讲太多等等。
在法院上楼的电梯里，适逢法院指派的现场翻译，听妮子和我讲话，知道我们是上海人，他便难得的和我们说了两句话，告诉我们他也是上海人。我说到时请多关照。他说一定会，并关照我们不要太紧张，自然一点。
法官是位白人女性，大约四十出头，五官标准漂亮，但神色严肃。她主要根据我们的申请材料提问题，翻译翻给我们听后，由我们回答。我深切体会到，翻译的极为高明之处。他翻给我们听的语言，是极为通俗易懂的话语，这会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 甚至，有的重点地方，他会看似很自然的重复提醒我们, 使我们能够抓住重点回答.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法官问问题，主要由我来回答，因为法官没有提问妮子。最后，出乎我们的意料，法官没有当庭作出判决，而是说，下次继续开庭。
一天一天数，数了二十八天。第二次开庭。
阵容依旧。法官除了问我问题，这次她时而提问妮子。或许，女性天性善于演戏。妮子在回答问题时，不时带出哭腔，眼泪也不止一次流出来。
在问到我们参加教会活动时，黄牧师所说的一番话，我感觉给法官的印象很好。
黄牧师告诉法官，说我们到美国不久，就开始参加她所在教会的活动，这些时间以来，她通过观察了解，认为我们真诚善良、热情友好，这些也为教友们所认同，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人。针对法官的疑问，牧师起誓，表示自己所说的话全部是客观真实的。
又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后，法官大约花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做了一个回顾总结，翻译没有详细翻。最后，法官当庭宣布：批准我们的申请。并问移民局派出的律师，要不要上诉？那律师回答：不要上诉。
我们赢了！
一个星期后，按照事先的约定，法庭胜诉，我们要请客。在一家我事先踩过点的中餐馆的包厢，安娜和他老公、美女翻译、白人律师加上我和妮子等，坐了满满一桌，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我和妮子向大家敬酒，衷心感谢大家的帮助。
法庭胜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当一部分申请人在移民局面谈失败后，没有勇气和信心上诉，从此成为非法移民，过着极为艰辛的“海外”生活；也有一些人上诉失败，再次承受痛苦的打击，依然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
明天，对我们来说，变得充满了想象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