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４月步鑫生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网图）
中国企业家步鑫生的1983-1988
一、
1983年的改革者，谁都不会比步鑫生更有名。这年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发的一篇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让步鑫生一夜之间成为了这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
步鑫生是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童宝根在他这篇著名的报道中写道“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第一流的专业衬衫厂。”
海盐衬衫总厂的前身是海盐县武原镇服装社，1978年以前，靠承担商业部门的加工任务维持，20多年来企业变化不大，有时遇到经济困难，甚至连退休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改革”给了步鑫生机会，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到，“长期依靠商业部门‘包销’，不了解市场情况，完全听凭人家的安排，企业永远没有出息。”
1979年开始，在步鑫生的带领下，这个厂生产出了“双燕牌”衬衫和“三毛”牌儿童衬衫，并且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样的变化，并设计出一些新款式的衬衫去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的情况，从中挑选出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这样，“双燕”和“三毛”就逐渐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到1983年，已经有30多家上海的服装店经销海盐衬衫厂的产品，全国各地驻沪的采购员也经常到海盐来看样订货。步鑫生还采取了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方法，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构建了销售网络。
步鑫生此时已经注意到，衡量服装销售好坏的标准首先是花色品种是否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也因此把如何适应市场需要放在了第一位。这个衬衫厂甚至还有个“衬衫研究所”，专门从事新品种设计和试制工作。在海盐衬衫厂，供销员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场调查，出差时就去观察哪种颜色、哪种衣型最受人们的欢迎，回厂后，还要填写市场信息调查表，以便及时掌握全国各地衬衫市场的动态。步鑫生特别强调“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
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种新设计的黑底红花的针织涤纶面料颇受女青年的欢迎，他马上让工厂赶制出这种花型的女衬衫投放市场。这种被称为“黑牡丹”的女衬衫很快就流行全国各大城市。正当销售高潮出现的时候，步鑫生却忽然停止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转向生产软立领花边女衬衫等新品种。因为在步鑫生看来，销售高潮的出现正是生产低潮的开始。果然，他的新产品又开始风行起来。
步鑫生治厂也颇严，并且有一套“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的思想。他规定厂里的职工除了产假、婚假、探亲假、工伤假可以享受全国劳保外，一般病假不能享受劳保待遇，只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不过，对于患重病和因病住院的职工，医药费还是可以实报实销，工资也照发。步鑫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消除那些无病装病、拿了药乱扔的现象。他也的确做到了，1983年海盐衬衫厂的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车间不准吸烟、不准做私活、不准聊天、不准到外车间乱串、不准把与生产无关的东西带入车间这些，也成了步鑫生订立的制度。迟到、早退也要扣罚工资。与彼时国营工厂的“大锅饭”不同，步鑫生对那些有能力的青年职工大力提拔，破格重用，并且在生活待遇上也给予关照。厂里的自建住宅，也分配给了表现优秀的职工，那些表现不好的则不能分配。他的这种做法都吸引了不少青年人来海盐衬衫厂工作。
步鑫生甚至还自己创作了一首厂歌，新工人只要一进厂，就要学会唱厂歌。1980年的11月6日，海盐衬衫厂从以前的破旧民房搬入了新厂房，于是这一天便成了他们的厂庆日，每年都要庆祝一次。这一天晚上，厂里都会举办文娱晚会，全厂工人高唱厂歌，步鑫生则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下一年度的任务。对于表现优异的职工，厂里还会在结婚、生育子女、子女上学或者本人退休时赠送一些礼品。海盐衬衫厂1983年有600多个职工，70%是青年人，在步鑫生的领导下，这些青年人一起在社会上惹事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哪怕是一些曾经的“失足青年”，有的也在这个厂里成为了生产骨干。
步鑫生日后还会有更大的名气和更大的光环，1983年，他的耀眼光芒才刚刚开始。
1984年5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步鑫生委员在主席台上（网图）
二、
到了1984年，步鑫生在中国已真正成为改革的样板和风云人物。尽管他比起同时代的中国企业家，实在看不出在经营上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历史还是把他推向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坛”。
步鑫生不是没有机会选择另外的一条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但作为被胡耀邦点名的典型，他的所作所为和结局似乎已经被设定。他的结局也并没有和历史上其它时期的样板人物——譬如说陈永贵或是郭凤莲——有多少区别。
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船王之一的何兆丰，约步鑫生在上海静安宾馆会面。在步鑫生介绍了一些“改革”的情况和简短的问答后，何兆丰表示希望他能去香港创业，说凭借步鑫生改革创新的能力，一定会搞出名堂来。何兆丰甚至表示只要步鑫生肯去，创业所需的资金、厂房和设备等，全由他来解决。但对此，步鑫生的回答却是：“如果去香港，我相信在你的关心帮助下，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就会答应，但我不能去，因为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何兆丰听后不再劝说，只说以后企业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忙。
步鑫生的确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了。这一年，他频频在中国媒体露面，宣讲他的“事迹”。仅在三、四月间，关于他的报道就层出不穷。3月9日，新华社报道了步鑫生应轻工业部邀请，在北京给全国的轻工业局长厅长发言，介绍他的改革经验，与会人士“高度评价”，轻工业部的部长杨波则要求“全国轻工企业的干部、职工们认真学习，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大胆探索，开创提高经济效益的新局面。”3月15日，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步鑫生的一天》，把步鑫生描述成了从早上6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多的大忙人。3月19日，新华社又发了《认真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文章，还特别提醒到“学习要扎扎实实，不搞形式主义。”3月21日，新华社南京报道，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又引起了江苏省轻工系统领导干部的“强烈关注”，成为“刚刚结束的轻工局长会议上的重要问题”。4月4日，新华社北京又报道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称赞步鑫生“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希望全国各地企业的干部都要学习他的精神，为开创我国经济工作的新局面贡献力量。”
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刚刚获得成功，改革逐渐向城市推进。但显然，城市改革的环境远比农村要复杂，阻力也更大。中国为了推动这样的改革，也许正需要步鑫生这样一位“夏伯阳式的人物”。
“夏伯阳”这个称号是当时的媒体给予步鑫生和其他一些改革者的。但这个称号却充满着讽刺和对他结局的暗喻。《夏伯阳》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富尔曼诺夫的代表作，是根据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红军指挥员夏伯阳的事迹写成。小说描写的是1919年1月至8月在苏联东线上的战事。当时在东线战场上作战的，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夏伯阳师就是其中的一支。穿上军装的农民在夏伯阳的指挥下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可他们的作风却自由散漫。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视死如归、在战争中所向披靡，但政治上不成熟，对党不够理解。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夏伯阳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夏伯阳也不断成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小说着重塑造了夏伯阳这位立下赫赫战功、声望极高、深受人们敬重的传奇人物。
显然，这部小说是为前苏联的政治服务的。但日后夏伯阳的女儿所披露的史实却与书中所写差距甚大。夏伯阳是一个充满草莽气息的英雄，一度还成立过“夏伯阳共和国”。 苏联时期的官方历史一直在掩盖一个事实：夏伯阳和他的部下一度只能靠他们的战利品来打仗。1918年，夏伯阳部队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一个师，但却被称为旅。上面任命扎哈罗夫而不是夏伯阳担任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
据一份当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在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取消选举各级军官做法的决定。会议建议中央委员加米涅夫撤销夏伯阳的职务，加米涅夫直言不讳：“对他得慢慢处治。关于这个土匪，说什么的都有。”
夏伯阳最后死于叛徒的出卖。但在同集团军司令部发生争执之后，夏伯阳与上级集团军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他的部队根本得不到增援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政委”这个角色，也是文艺作品所强加。
如同加米涅夫对夏伯阳的论定，对步鑫生这个人，也是“说什么的都有”。
童宝根继去年那篇著名的报道之后，这年又继续充当鼓吹步鑫生的旗手。他把步鑫生的经营手法总结成一篇《步鑫生的“厂长观”》的报道。
童宝根把步鑫生的做法总结为两点，一是“工厂就要厂长说了算”，二是“要让企业家当厂长”。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自然是没错的。英国《苏格兰人》报的记者尤恩•麦卡斯基尔更是直白地说“这些方针西方不论哪家公司的董事会都是会赞成的。”
麦卡斯基尔以西方人的立场描述了步鑫生的所作所为：
“他密切注意市场形势，赚取高额利润，而且解雇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人，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他已成了邓小平的务实主义领导下，在工业中进行改革的象征。
他于一九七八年接管了一家衬衫厂，决心结束‘吃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局面。除了加强纪律，奖罚分明以外，他开始进行市场研究，把各种设计方案送到各城市征求顾客意见，然后大批生产销路好的产品。
这些做法听起来颇有资本主义之嫌，但却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绝大部分利润归国家，而不是私人股东。厂长们获准留下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奖金或再投资之用。
另一个较小的差别是，在西方，一个有成就的经理可望得到很高的薪金，而中国的厂长则不然。
例如步鑫生的月工资仅合二十二英镑，按中国的标准也不算高。”
麦卡斯基尔用了“全国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来形容步鑫生，虽然他现在正在受到赞扬。但麦卡斯基尔也注意到，改革者也不都是像步鑫生一样幸运。贵州省就有一个厂长将一家处于困境中的仪表厂变成了很兴旺的厂子。他的做法其实和步鑫生很类似，给工人以刺激，调整了科室人员。但他的这些改革却引起了省机械工业厅的不满，趁他去学习的时候把他的副手全撤了，换上了他们的人，于是这个厂长也不得不辞职。
但步鑫生却幸运得多，风头正劲的步鑫生说话掷地有声：“生产上的事，经营业务上的事，行政上的事，就是要厂长说了算。因为工厂也是战场，打的是经济仗，厂长的话，就是命令，要令出如山，说一不二。”
步鑫生甚至对三套班子的工厂制度——党委（支部）、厂部、工会——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样会导致人越弄越多，大家都负责，但出了问题却谁也不负责，互相扯来扯去扯不清。步鑫生进一步妥协地认为，在这三套班子中，搞生产的中心任务应该由厂长负完全责任，党委起保证作用，工会监督厂长。至于“民主化管理”，步鑫生则认为“在上班时间，工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厂长的命令。”
假使放诸市场经济年代，步鑫生的这些关系完全可以藉由市场来厘清。但步鑫生的时代，这些市场化的改造，才刚刚露出萌芽。党委如何起“保证作用”，步鑫生没有说明，即便是步鑫生所言的“工会监督厂长”，也似乎与他的所为不符。就在前一年，步鑫生自作主张撤销了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的职务，最后甚至开除了赵荣华并且辞退了也在工厂工作的赵荣华的妻子。步鑫生甚至还是赵荣华的师傅，之所以手段如此激烈，是源于赵荣华不愿意担任工会主席而被他视为“不识抬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荣华在1984年被开除后倒是走上了创办自己企业的道路，并在随后几年一跃而起，成为成功的企业主。四年后，就在步鑫生被免职并被当年大肆宣传他的《人民日报》批评后不久，赵荣华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至少童宝根所总结的步鑫生的“厂长观”中，已经可以隐隐看出步鑫生性格中刚愎自用的弱点和独裁式管理的端倪。
但以当日的情形，这些都掩盖在全国对步鑫生的顶礼膜拜中。海盐衬衫厂的主管部门也显然是支持了他的这种做法。海盐县二轻局至少授予了步鑫生四个方面的权力：一、有权安排生产和经营；二、有权奖励有功人员和处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职工，开除职工，不必上报主管局批准；三、有权任免、调配厂内一切人事，科长、车间主任由步鑫生任免，副厂长也由他提名；四、可以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发展的机构和制度。正如步鑫生所言，“如果没有这些权力，我纵有三头六臂，也寸步难行。”
是年对步鑫生的赞扬已经逐渐变成了口号与吹捧。浙江省委党校经管教研室的人对步鑫生在厦门展销会期间让服务员每天上班穿上他们生产的衬衫的一事也大肆褒奖，认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让他们“刹时间，门庭若市，盛况空前”。至于海盐衬衫厂的推销员，也被描绘成了连逛马路、游公园都在观察人们穿着喜好的人。但这样的营销手法，实际上前几年就被很多厂家在采用了。
甚至还有一位导演跑到海盐拍摄了一部《女记者的画外音》，这部电视剧还获了奖。这部片子是以步鑫生为原型创作的，95%的镜头在海盐衬衫总厂拍摄。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对步鑫生的争论还十分激烈，正如导演奚佩兰所言，“这部片子能够和观众见面，我就很满足了！”
奚佩兰的拍摄可谓一波三折，剧组一进厂，就有人打电话去了电视台，意思是要赶他们走。步鑫生准备给摄制组一些赞助费，也被人告了状，说步鑫生用钱收买电视台为自己“树碑立传”。尽管有这些阻力，奚佩兰还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支持，省委办公会议为此还专门做出了一个决定“浙江电视台摄制的以步鑫生为原型的《女记者的画外音》，修改后可以公开播放。”
但在荣誉之巅的步鑫生却始终被各种问题困扰。就在童宝根发第一篇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之后两个月，杭州一家报纸发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独断专行》，文中写道：自《人民日报》等发表介绍步鑫生的事迹后，读者纷纷投书报社揭露步鑫生在厂里独断独行，擅自改组工会，随意撤销和开除工会主席。
海盐县信访室收到的关于步鑫生问题的来访来信也是络绎不绝，一些还是从省里甚至是北京转来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指责“步鑫生独断独行，目无党组织，他到底是资本家还是企业家”？“步鑫生的经营灵活，就是请客送礼，拉关系”。“步鑫生制定的‘土’政策，就是对工人的管、卡、压，侵犯了职工的合法利益”。“衬衫总厂花了几万元钱绿化工厂，接待室里陈设豪华，严重违法财经纪律”。“衬衫总厂搞厂徽、厂歌，大搞厂庆活动，都是为了突出步鑫生个人。”……
童宝根作为记者之一的一篇文章《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尽管还是继续对步鑫生进行褒扬，但还是隐隐透露出了步鑫生荣誉背后的一些内忧外患。步鑫生说“要打破大锅饭，就要豁出去不怕得罪人”，这是所谓的“对下”——不怕后进群众吵闹；步鑫生说“为改革，我决心已下，死不回头”，这是所谓的“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压力；步鑫生说“一份精力，一份事业。我没有时间计较社会上的闲言碎语”，这是所谓的对外——不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步鑫生说“我活着要创出一块张小泉那样的名牌！死了不要送花圈，在骨灰盒上放3个名牌衬衫商标就行。”为了这个名牌，步鑫生一天难得有时间和家人吃上一顿饭，甚至他的妻子蒋丽珍也对他说：“你一个月67块钱，一天到晚干干干，外面风声这么大，闲话这么多，叫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到底为个啥！”这就是他所谓的“对内”——不顾亲友的劝阻。
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他们的三个品牌——“唐人”、“三毛”和“双燕”，即使在当年，也算不上真正的名牌，一年后代表着海盐衬衫总厂最高水平的“唐人”牌衬衫还在全国衬衫评比中名落孙山。让后人记住的海盐衬衫总厂“品牌”中，也只剩下了渐行渐远的“步鑫生”三个字。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至少在1984年，步鑫生还是独立在了“改革”的潮头。
“步鑫生式的”，成了这一年中国企业界的流行词语。那时的中国，一个锐意改革的厂长通常会被冠以这样的定语。中国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挽救没落的国营企业的灵丹妙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职工实行浮动工资，多劳多得之后，很多工厂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在不少厂长看来，尽管改革存在风险，还是值得尝试的。
但是一些厂长还是提出意见，认为尽管给企业自主权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企业目前的自主权很少。没有权，搞改革就很难。北京服装一厂的厂长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今年上级下达给我们厂的利润指标是145万”，只要“上级敢给我们一定的自主权，不干预奖金发放办法，我们就敢用9个月的时间再创一个‘海盐’年利润，保证年终拿下200万元。”这个厂长说的“海盐”，自然是步鑫生领导的厂。
步鑫生的北京同行们尽管对改革也是充满着憧憬，却也有着不同的苦恼和担心。一些人认为，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是没有错的，但有些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步鑫生的好经验也只能是望梅止渴，纸上谈兵。有的厂长还说“海盐衬衫总厂经验好就好在对我们服装行业如何进行改革做了可贵的探索”，“他们的经验的确很好，符合党的十二大精神，我们也想当步鑫生式的厂长，但在北京不一定行得通……”这些厂长——北京市服装一厂、五厂、八厂的厂长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面要他们学习步鑫生，一面“上级”却不批准他们的改革方案。他们搞出了基本工资浮动或实行全额计件工资以及职工福利的改革方案，要求上级表态。上级却只说“研究研究”。北京衬衫厂、大华服装厂在1979年就改革了奖励办法，对超产部分实行国家得75%，企业和职工得25%的分配办法，效果很好。但在1982年的10月就戛然而止了。
福建的55位厂长经理在这年的3月就集体给福建省委的领导写信要求“松绑”。这个事情倒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他们所要求的五项权力中的四条——干部任免权、从工人中提拔干部权、奖励基金自主分配权、部分产品自销权已经基本落实；厂长（经理）负责制也正在部分企业中试行。在大多数企业，这些争取来的权力都促使了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三、
1986年，正处在改革潮头的步鑫生对当时政府所提倡的“横向经济联合”这个事情看起来颇为热心和大度。一直以来，步鑫生都想获得上海的技术支持，所以他在“联合”上海第十二服装厂的时候，提的要求非常宽松：“分厂厂名可以改，领导班子可以上海派，超额的利润可以一分不要，关键是要让产品提高质量打出去。”不过，步鑫生这样的大度也是有原因的，上一年他建成的年产量可以达到30万套的西装生产线，不得不面临国内西装滞销这样一个市场状况，而上海第十二服装厂却有着出口西装近三十年的历史，每年销往日本、美国等国家的西装总共十万套。但这家厂的生产设备却已经满足不了国际市场新的要求，而海盐衬衫厂的这些先进设备显然对他们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步鑫生开始憧憬起了国际市场，这年他对来访的记者雄心勃勃地说“这样的设备在国内是第一流的。有上海的技术加上这里的厂房、设备、劳动力就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搞正统的高质量的西服，打到国际市场上去。联合的目的不是内部谁吃掉谁，而是为了进入国际市场。”步鑫生面对媒体的口才显然是越来越好，他最后说“三五年后，横向经济联合会有个新面貌，海盐衬衫总厂也一定会有个新的面貌。”
但这年的步鑫生，也有很多别人所不知道的郁闷，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党委书记此时兼了他们厂的党支部书记，“党”这样做，据说是为了加强对这个厂的领导，但步鑫生显然与这个党支部书记合不来。是年冬天，在浙江大学学习的步鑫生写了一首回顾经验教训的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东风吹来纸老虎，小人趁机放暗箭；从中发难起浪头，伪君乱中捞稻草。”
四、
1988年，步鑫生的辉煌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年的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职。报道这个消息的正是当年写《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同于1983年和1984年的卖力鼓吹，童宝根这次和同事合写的报道，光标题就可以看出那种文革式落井下石的味道：《骄傲自满 粗暴专横 讳疾忌医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将招聘经营者》。
尔后，童宝根又与人合写了报道《步鑫生沉浮录》。童宝根在这篇揭秘式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的贬义词来形容他曾经一手炮制的“改革明星”。他写到1984年的11月8日，正值海盐衬衫厂的厂庆暨产品订货会，“影剧明星光临，八方名流济济，盛况空前”，但步鑫生却“整天沉湎于改革大功告成的庆宴之中，把有多年联系的老客户和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丢在了一边。客户们摇头叹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工厂的订单量骤然下降。”童宝根更是详细地指正，步鑫生在1985年之后，就在“密室”里办公，要进入到这个密室见他，得过4道门。“第2道门装有窥视孔，第3道门是一面大镜子。”1984—1985年间的步鑫生，据童宝根的描述：“舒适的头等舱、软席车厢、高级宾馆的套间客房、进口小汽车、丰盛的宴席”已经成了他外出活动的必须条件。但就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还为步鑫生出“坐轿车”的风头辩解过。1984年，步鑫生考虑到外地客户转长途汽车到海盐的不便，便在上海设了接待站，用轿车把客户从车站、机场、码头接到厂里。人们对步鑫生的议论“真会出风头，县委书记没车子，裁缝师傅坐轿车！”由此而来。这些前后矛盾的说辞都出自童宝根的文章，只是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是这样写的“步鑫生坦然一笑：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童宝根那时对步鑫生是极力地赞扬“不怕社会的闲言碎语”。
根据童宝根的描述，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的衰落，“从经济角度看，是由于一系列经营决策的问题造成的：新上的西装生产引进项目未能赶上‘西装热’；错误的预测使大批原材料积压，接连上马的领带，印染项目力不从心，亏损严重……”，但导致这一连串失误的重要原因还是出在步鑫生“自以为名气大了，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过，童宝根倒也指出，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某些领导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导致步鑫生犯下这些经营错误的一个原因。步鑫生的西装生产线原计划只有8万套，但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加码下，被弄到了30万套，为的就是“支持步鑫生这位全国闻名的改革人物”。
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非常蹊跷，是年他在给《青年参考》的一篇题为《峻岭与深谷之间——兼答青年朋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9个月前，我刚刚向县委、市委立下军令状：给我3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从那天起我把烟戒了。报上写过：“步鑫生吸烟的数量是一天两包。”一下子戒掉，不为别的，只想寻找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厂里情况不好转，我就不再吸烟。1988年1月13日，我同厦门鹭鹤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我厂将为该公司生产30万打广告衫间接出口。仅此一项业务就够我厂干一年。原料、制作、印染等关键工序已全部落实，该合同若能兑现，合计税利160万元（我厂全部债务290万元）。那天我刚刚松了一口气。我的副厂长和财务科长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说我不妨吸一支烟。
我点上一支烟，那支烟的牌子是美国进口的“万宝路”（这种烟我过去也轻易不吸的）。
两天后的清晨，我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了我被免职的消息。我怀疑不是收音机就是耳朵出了毛病。事后我知道都没出毛病。当天上午免职通知下达到我本人。
我不想掩饰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但媒体并不都是像童宝根这样地落井下石。正如此时的一些议论：
“步鑫生没有你们吹得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批得那么坏！”一位工人说。
“有些记者既当接生婆，又做掘墓人！”一位干部说。
“记者太势利，靠不住！”一位厂长说。
有人也对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在童宝根的报道中说，是“浙江省有关党政领导部门今天作出决定：免去步鑫生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副经理、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但是，海盐衬衫总厂只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步鑫生的级别也不过是个副科级，这个级别的干部要由“浙江省”来任免，劳师动众可见一斑。况且，毕竟步鑫生的经营失误，也有一些原因是“上面”的好大喜功，无论如何，在很多人看来，步鑫生的这次免职，至少是被过分渲染了。
然而再分析海盐衬衫总厂的管理架构，不难发现，这些年的步鑫生其实内部也理得很不顺。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兼经理到海盐衬衫总厂兼任党支部书记之后，步鑫生和他的关系可以用“同厂二心，貌合神离”来形容。1986年步鑫生在“浙大”学习期间写下的那首诗亦是为了抒发彼时的抑郁。被免职后的步鑫生曾经谈起过这位党委书记“他们把我当作眼中钉，采用‘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手段整我，把我置于死地。”由此可见，这位党委书记和步鑫生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而以直接上级来兼任下级公司的党委书记，这样的安排即便在当时也属罕见。媒体也为步鑫生鸣不平“这位党委书记至少没有做好保证监督工作”。
对于党这样的“保证监督”，1988年的柳州开关厂厂长范绍沛意见更大，他认为党委起保证作用就够了，保证就含有监督的意思。“再说监督厂长应是上级部门的事，是审计、银行、财税这些社会职能部门的事。党委监督厂长，那么谁来监督党委呢？”
童宝根所描述的步鑫生的“粗暴专横”，即便是曾经反对过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并不认同。步鑫生天生就是如此，在1984年以前，也正是这样的个性，让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在1981到1984年间年年盈利，上缴的税利也以50%的速度递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这些媒体，昔日把步鑫生说成有“主见”，现在成了“骄傲”，昔日的“果断”，现在成了“独断”，昔日的“魄力”，现在成了“专横”。
步鑫生被免职之时，离他承诺三年企业扭亏为盈的时间才过去没有几个月。而就在之后不久，海盐县政府却对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了“挂债停息，招标承包”的决定，这个厂的欠债也全部由财政部门出钱垫付，所垫的款记账停息，暂时挂起来，待企业有了利润后，归还财政垫付的债款。这个消息让先前被“上级”告知要“救人救厂”的步鑫生感到更为不平。只是，海盐衬衫总厂从此便一蹶不振，步鑫生也没有去“上级”给他安排的县二轻公司报到，而是开始了他长达14年之久在外漂泊的生涯。直到退休，步鑫生都不愿意再回海盐定居，而是选择了住在上海。
五、
1989年的步鑫生，已是上海鑫生制衣公司的董事长，回顾自己的经历，他还是觉得一言难尽。他在谈起自己的“教训”时说：“就是改革中的步子太快了。太快了就很容易失控。应该有一个巩固前一段成果的阶段就好了。这和打仗一样，你一点也不休整，总要打下去，打疲劳仗，最终要吃亏的。”
但步鑫生所谓的“疲劳仗”，却隐隐是在指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企业外部环境。他说“企业到现在为止，还未能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厂长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法人代表。”包括步鑫生在内的很多厂长经理，在这方面是“很苦恼的”，正如步鑫生所言“现在是各个部门都能管你、都能检查你，都向企业要‘效益’。在贡献上，对企业的要求是不封顶的，可是企业厂长经理要招待客户拿出一点钱来，这不行那不行，哪个公公哪个婆婆哪个奶奶都来管你，你企业要是上去了，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来要荣誉了；你要是出了点失误，马上来批你，检查你。”
步鑫生更是抱怨官方放着“官倒”不治理，却偏偏弄出十万多个工作组来“整顿企业”，检查企业，可是步鑫生却没有看到过一个检查组是检查究竟中央放给企业的自主权落实了多少。步鑫生似乎越说越是激愤“都说要搞活企业，厂长经理如果老是处在被检查被整顿的地位，他的精力分散了，应付这应付那，企业怎么搞活？总认为企业搞不正之风。我倒认为真正的不正之风是机构越来越多，庙越来越多，菩萨越来越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之风，需要整顿。因为它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实际上和搞活企业背道而驰，框死了企业，使我们的厂长非常难当，比洋厂长难当得多。”
二十六年后，步鑫生病逝海盐，他终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俞雷 FT 2015年0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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