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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无论什么宗教，都有一套独特的礼仪，它的神职人员和所有信众均必须依此诵经，祷告和礼拜。文化大革命中，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视毛主席为至高无上的活着的神明，对他的崇拜和敬仰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全体中国人像是信奉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对老人家冠以“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简称“四个伟大”，“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及诸如此类的称谓，人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人人佩带各式各样，各种材质、花样翻新的毛主席像章，把城乡所有街道，院落、墙壁，办公，教学，开会等所有场合统统涂成红色，用黄漆印上毛主席的语录—而且，一般都使用林副主席的词语称“最高指示”，这种状况，时称“红海洋”，各地还流行唱“忠字歌”，跳“忠字舞”（那种舞蹈动作僵硬，操不像操，舞不像舞，不伦不类，毫无美感可言）。除此之外，无论部队，机关，厂矿，学校，还是农村生产大队，所有成人甚至孩子，一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即恭立于毛主席“宝像”前，敬礼如仪，念念有词，诵读一段或几段语录，另外，凡有集会，无论大会小会，参会者人多人少，还有食堂，家庭吃饭前，均要人人立正站好，面朝“宝像”，齐声高减“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种仪式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外蒙古荒漠之中，才戛然然而止。）另外，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最新最高指示”，无论城乡，立即集会游行，呜炮奏乐，敲锣打鼓，欢呼庆祝，召开大会，表决心，立誓言，这叫做“宣传、贯彻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晚，周恒顺拉排车回到家，匆匆洗了洗，盛上饭吃了几口，听见大喇叭正广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领导同志姚文元的长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周恒顺对坐在对面小凳儿上的弟弟说：“石头儿，快吃，恐怕马上要开社员大会，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兄弟两个赶紧吃喝，石头用劲咬煎饼，咬一口，头往后甩一下，周恒顺“吁溜吁溜”地喝碗里的热糊涂，烫得嘴“哧哈哧哈”，奶奶说：“小儿哎，别那么慌，烫着，噎着，难受。”奶奶话音没落，就听见从大队部方向传来了锣鼓声，路上有人走过，不大会儿，生产队长就在大门外喊他们去大队部集合开会。周恒顺和石头儿两兄弟不敢怠慢，赶紧放下饭碗往外走。到了大队部门外场子，已经来了不少社员，场子里高挂着两盏马灯，钟向东、于二车、孙志春等大队领导跑里跑外地忙着，几个青年人正起劲地敲锣打鼓，陈会计和几个人正忙着张贴大字标语，青壮年男社员在三、五成群地啦呱儿，姑娘们凑在一起叽叽嘎嘎，嘻嘻哈哈。老头子有的无精打采地蹲在一边，有的叼着烟袋“吧嗒吧嗒”地抽旱烟，每当这种时候，周恒顺脑海里就翻滚着矛盾的思绪，一会儿想，毛主席把全中国的人组织成一支举世无双的庞大队伍，这支队伍怎样行动，全听他一声号令，中国人再也不是“一盘散沙”了，以他老人家的雄才大略，不断地努力，总会让中国的革命更纯洁，社会更进步，人民更幸福，这会儿，特别是看看周围破衣烂衫，肌黄面瘦的社员们的时候，又不由得想，中国的老百姓，真是本份，听话，好领导，让朝东不朝西，让说“红”不说“黑”，不论城里还是乡下，看欢呼庆祝的人群，听欢庆的锣鼓声口号声，你会以为，人们为之欢呼跳跃的“最新最高指示”一定和人们命运攸关，是他们翘首企盼的，难得的喜讯，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显著的幸福和快乐，而实际上呢，却是无论这样的场面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无论怎样欢呼，庆祝，无论世事怎样“折腾”，城里的市面，乡下的庄稼，却一点儿不见起色，甚至一年不如一年，人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所有这些折腾，这些按“最高指示”开展的工作都好像往空转的磨盘里加水，在做无用功，像抛锚在泥沼里的车，越用力拖拽，越往下沉。……一九六七年秋天，从县到各公社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大队也都搞了大联合，建了新的领导班子，虽然两派仍在明争暗斗，但是公开的山头儿总算不见了，两派的大喇叭不再没白没黑地鼓噪，叫嚷，相互谩骂了，社会总算稍显些安稳，但是“继续革命”就像开足马力的车，不会停歇，毛主席号召继续“斗、批、改”，前两个月，一个下雨天，周恒顺到钟向东家串门儿，看到了中央转发的毛主席亲自抓的“斗、批、改”的“点”“六厂二校”之一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周恒顺想，新一轮的斗争又要开始了，在把党内走资派这些大人物们整得稀里哗啦夸掉了之后，又要收拾老百姓中有“问题”的人了。文件中特别列出了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本人划不清界线，表现落后的人，作为教育，“挽救”的对象，这让周恒顺感到很不自在。他想农村一旦开始这项活动，于二车，孙志春他们一定会找他的麻烦，但那以后，两个来月过去了，一直没什么动静儿。今晚上广播了“最新指示”后，各级“红色新政权”定会闻风而动，恐怕很快就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这么些年来，周恒顺本人没有在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但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特殊情况，他对以整人为内容的政治运动总是很敏感，去年在县上待了八、九个月，和本派的战友们在一起，那些日子，他有一种脱离了挨整者阶层的感觉，他希望从此有一种新的，不一样的人生，但好景不长，他又被无情地拨拉出来了，他还是他，他仍然是一个蒋匪兵的儿子，仍然有一大堆有问题的“社会关系”，依旧是和一般“好人家”的孩子不一样的，不能平等做人的人，而且说不定有个什么运动会整到头上。
周恒顺估计得不错，很快，县、公社革命委员会就布置各大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工作。榆树对大队革委排查“清队”对象时，于二车、孙志春提出排上周恒顺，钟向东坚决反对，他反过来提出翠花和丁香母女，道德败坏，勾引男人，弄得不少人家夫妻不和，搞得村里乌烟瘴气，要把她们排上，于家老大老二两兄弟都和这母女不清不白，孙志春也和丁香勾搭上了，他们极力反对，说钟向东听信流言蜚语，矛头对准贫下中农，双方互不相让，争持不下，没办法儿，只好请示公社。钟向东对周恒顺说：“我豁上不当这个革委主任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弄成‘清队’对象。”周恒顺说：“问题是他们巴不得你不当这个主任了。你不当了，他们就独霸榆树村大权了，社员就更倒霉了。不要紧，大哥，‘清理’就是弄清楚，也不是就确定你是坏人，我不怕被‘清理’，我从小上学，下学后当社员，拉排车，就像一本翻开的书，家庭和社会关系都是明摆着的。我现在就写好说清这方面事情的材料，交给大队。至于翠花和丁香，她们在村里名声不好，但她们毕竟是贫下中农，那些事儿也不是政治问题，应该不属于‘清队’范围，可不要因为秃子兄弟整我，便为了报复他们就扯上翠花娘俩儿。这样不好，显得大哥没水平了。”钟向东说：“恒顺兄弟，你的心胸太宽亮了，文化大革命你做了那么大贡献，没落下一点儿好，还要挨整，哥对不住你—哥当时真不该拉你上这条船。秃子兄弟处处为难你，欺负你兄弟俩，你还替他们那边儿的人说话。”周恒顺说：“咱们对事不对人。我不愿看到你因为我的事而陷入被动。”钟向东接受了周恒顺的意见，第二天，周恒顺就把自己对个人历史和家庭及社会关系情况及个人认识的材料交给了大队。于二车和孙志春坚持让周恒顺在“清队”大会上“说清楚”，钟向东反对，但周恒顺主动上台做了“交待”，气得石头儿和小杏儿了不得。杏儿偷偷流眼泪，石头儿直跺脚，散会后，周恒顺对他们说：“‘清队’是毛主席部署的，中央文件上也提到了家庭和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属于清理对象。我们不能对着干。不交待，对抗，那就是态度问题，那是拿鸡蛋碰石头，秃子兄弟们巴不得我硬顶，他们借此机会抓我的‘典型’，整我，甚至给戴上‘帽子’，关进监牢才好哩。”石头儿和小杏儿不吱声了。周恒顺忍着羞辱和痛苦，过了“清队”这一关。上台“交待”那天晚上，从大队开会回来，周恒顺在奶奶和石头儿面前，做出什么事儿没有的样子，但睡下以后，被憋屈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了，他咬着被角儿哭了好大一会儿。他寒窗苦读十几年，被卢正人这个鬼一样的恶人笔下改动几个字，彻底埋葬了他的“功名”，他成了一个社员，脚夫；文化大革命，他受邀参加，却落得铩羽而归，曾几何时，他还以“革命造反派”自居，甚至幻想“自己解放自己”，而不到一年以后，他已然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上台子向全大队社员做“交待”，真是从天上落到了地下。他深悔自己误入歧途，去县上干那几个月，他觉得自己的梦，自己的幻得幻失，何等的虚妄，可笑甚至可鄙，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现在，想想当时参与的那些批判，斗争，对对立面群众组织，对不同观点的“大人物”的攻讦，现在想想，多么荒谬，他甚至有一种“附逆”的感觉。而今，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为被整肃的人了，而他还不得不逆来顺受，做出恭顺姿态，检查，交待。他觉得自己活得太没脸了，自己真正是“苟活”于人世。古时候韩信忍“胯下之辱”，是他相信“大丈夫能屈能伸”，忍辱于一时，图谋实现自己的鸿图大志，而他周恒顺却要忍辱，忍辱，再忍辱，永远忍辱，忍辱只为了偷生，永远永远的壮志难申。这“另册”身份，是要让他苦一辈子了。……
奶奶看着自己孙子竟然在“清队”中上大台子做了什么“交待”，十分心疼。周恒顺劝奶奶“别拿着当事儿，我还是我。只要人家还让我拉地排车，挣两个钱，咱一家人有吃有穿，就没事儿。”奶奶说：“小儿，奶奶知道你是宽奶奶的心，你的苦都在自己心里。没办法儿，谁让你大大上江家爷们儿的当来？谁让你托生到这周家门儿里来？”周恒顺说：“奶奶，咱不说这个，也不这样想了，好吗？”奶奶叹口气，说：“这个‘清队’，我也挂着你两个姨奶奶，挂着你姑和洪秀、洪全姊妹俩，不知道人家治作他们不？”周恒顺说：“奶奶，你不用太担心。过几天，秃子兄弟不找我的事儿了，我就上趟济南去看看。”
周恒顺还没来得及去济南，姑母周继香就和洪全还有洪全刚娶的媳妇儿一起来了。是周恒顺提前接到洪全的电报，从县城汽车站把他们接来的。在车站上，周恒顺见到一位中等个头儿，黑灿灿的，总是抿着小嘴儿微笑的姑娘站在姑姑和洪全身旁，周恒顺觉得眼前一亮，姑笑吟吟地说：“端阳，你还不认识张丽，你表弟媳妇儿，上个月刚结婚，非得来看姥娘和妗子，也认认老家是什么样儿。”回头对那女孩儿说：“张丽，这是你恒顺表哥。”张丽笑得小脸儿犹如花朵儿照着阳光，露出好看的煞白的小牙儿，说：“这位就是娘常说的，长相、学问，在表兄弟姊妹中数第一的恒顺—端阳表哥？表哥，你好。”周恒顺面对年轻的，清丽可爱的表兄弟媳妇儿，想到自己比洪全年龄大，仍是单身，不禁略觉难堪，有点腼腆地回答：“欢迎你，弟妹。这边是乡下，家里又穷，委屈你了。”张丽说：“表哥，别客气。咱们是自家人，条件好孬，都应该来看姥娘和妗子。”周继香给周恒顺使眼色，意思是，听见了吧，这闺女有多么懂事。周恒顺和洪全忙把带来的大包小包放到排车上，扶姑上了车，周恒顺让张丽也坐车，张丽说什么也不肯，说：“我年轻轻的，坐到车上，让表哥拉我，不像话。”说着，就往车站外跑了。洪全喊道：“不坐车就不坐车，慌着跑什么？小心一会儿，跑丢了。”张丽回头说：“放心吧，丢不了。”姑在车上坐好了，周恒顺弯腰去拉排车，洪全抓着车把，说：“我先拉一段儿。”周恒顺说：“你别跟我争，我是拉脚儿的，拉着姑和这些东西，就跟拉空车一样。我这就算是休息了。”洪全说：“你是拉脚儿的，我是泥瓦工，当小工，壮工，推车，拉车都是熟套子活儿。”姑说：“端阳，你就让洪全拉一阵子，让张丽也坐车上。咱娘俩说说话儿。”洪全拉了排车往外走，到了车站外边，洪全停下车，让张丽上车坐好，张丽说：“我说好了，只要表哥拉车，我就下去。”洪全说：“好了，小姐，那咱干脆不让表哥拉车，我一直拉到家门口儿，行了吧。”姑问：“端阳，你从县里回来，就又拉排车了？”周恒顺说：“对。一个是这样有点收入，日子好过点。再就是庄里闹两派，这样可以躲着点。就这样，于秃子兄弟们还找我的事儿。”姑说：“没想到你老姥爷救了你拴柱爷爷，过了一家子人。这于家老大老二这么没良心，真是狼心狗肺。”周恒顺说：“土改那会儿，他们是洑上水，捞官儿当，当上官儿了，他欺负成份不好的，显得觉悟高，让上级喜他。于大牛那几年欺负俺娘，‘四清’咱还保了他，没想到还是不行，确实是喂不熟活的狼。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江家亲戚交浮财捣鬼的事，牵扯上了于大牛，他认为江世荣没向着他，恨死了，还觉得江世荣听我的，所以也恨我。这不前些日子大队里搞‘清队’，非逼我写‘交待’，还上了台子去说清楚。”姑问：“没什么事儿吧？”周恒顺说：“倒没什么事儿，再整不就是个社员吗？我怕给俺奶奶惹事儿，不跟他们顶，都过去了。姑，俺奶奶天天挂着你，你这回是？”周继香说：“济南街道上也‘清队’，有政治问题的，成份不好的，都跟过筛似地挨着过一遍。祖宗八代，刨根问底，又得写‘坦白书’，又得在众人面前说道。我也不会写字，洪全写了交给街道主任了。主任是好心人，她是你三姨奶奶家房客，这么多年，你姨奶奶没少帮她，她解放后入了党，当了干部。她没忘了你三姨奶奶家的好儿，能看顾就看顾。这人会来事儿。上级布置的事儿，她都跟着哟喝，对人讲政策，不下死本儿地作践人，能让人过去就让人过去。俺娘三个多亏了她。上户口，他两个人找工作，都是她给办的。一九六二年下放人，她也没下放咱。这回清队，洪全交上材料，她说，反正也就是这些事儿，我跟上级说了，周继香娘三个，成份不好，可是表现好。你们放心，没大事儿。头几天，她交待我回老家避避风头儿，不起户口，过些日子再回来。反正洪全也娶媳妇儿了，也有人给他做饭吃了，你也不用挂他了。等张丽有了孩子，你再回来就是。对了，忘了给你说了，洪全跟张丽的事，也是亏了这个主任，张丽家对她和洪全这事，除了她妈，全家人都反对，是张丽央告她妈妈，找了这个主任，给开了介绍信，两人登记结婚的。要不就说吗，到哪里都有好人。这叫好心好报。”周恒顺说：“五八年以前，还不兴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幸亏那时候你一家上了济南，要是不走，那才苦哩。”姑说：“那还不是亏了你长兴大爷，没他帮忙，想走也走不成。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在牟家扛活，晚上饿了，给他拿个干粮吃，他就忘不了。所以我时常给洪全说，甭管世道怎样变，人有个好心眼儿总是错不了的。”周恒顺说：“那是啊，洪全听你的话，在路上奋不顾身救张丽，这不就成就这么好的姻缘吗？也是好心好报。”周恒顺说：“姑回来，献春哥知道吗？”姑说：“我离开济南了，洪秀带两个孩子，挺困难的，我捎信把献春叫到济南去了，街道上刚才说的那个主任给找了个看大门的活儿，先糊弄着。”
女儿，外甥，连新娶的外甥媳妇儿都来了，程兆兰十分高兴，把自己收拾得头紧脚紧，刮刮净净，颠着小脚儿一会儿到大门口看一趟。地排车终于进了家门儿，张丽跳下车，站到老太太跟前，甜甜地叫声“姥娘”，老太太攥着张丽的手，说：“好孩子，让姥娘好生看看，俺洪全怎么找了这么好个媳妇儿？”张丽满脸通红，洪全打趣道：“姥娘，你仔细看看，别是你眼花了没看清楚。这媳妇儿好吗？我看着也不是了不得的好，不过大差不离儿的，凑付事儿呗。”老太太说：“小王八羔子，还学着跟姥娘耍贫嘴哩，你是‘两眼不识金镶玉’，得了便宜卖乖。这么好的媳妇儿，你小子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洪全说：“姥娘，济南街上有电灯，亮着呢，没用打灯笼，就找着了，还领家来看姥娘呢。”周继香说：“娘，你外甥逗你高兴哩。他找上这么个好媳妇儿，也是托你老的福。”老太太说：“哼，还托我的福，什么福？渣豆腐。”说得大家都笑了。老太太让周恒顺和洪全冲水，弄水洗脸，让周恒顺上生产队豆腐房买豆腐，周继香说：“娘，我来家头两、三天，小云上俺那里去，说端阳给她写信说他找对象了，是邻居家的孩子，叫小杏儿，小云说着说着，守着我就掉泪了—看着让人心疼。”程兆兰说：“待会儿端阳回来，你可别给他说这一节儿。没办法儿，他两人这辈子是到不了一起了。”周继香点点头，说：“那么端阳和这个小杏儿到底怎么样了，定下来了吗？”老太太说：“这个小杏儿比端阳小好几岁，多年了，端阳对他们家挺照顾的，也不是图希什么，端阳生就那种品性。小杏儿长成大姑娘了，她也知道端阳跟小云成不了了，铁了心找端阳，小杏儿她娘—她大大三年饥荒时长肝炎死了—也说不出端阳个‘不’字，就是觉得咱在庄里不撑劲，怕她闺女跟着受气，受欺负，把小杏儿许给老家一个远门儿的侄子—那人在公社里当什么头头儿—了，小杏儿说什么也不愿意，非端阳不嫁，她娘也不松口儿。娘两个天天叽嘎。就这样平搁着。头些日子，小杏儿她娘得了急紧病，端阳连夜送她上煤矿医院抢救过来，还给交了住院费，小杏儿她娘出了院，过来道情，也没提两个孩子的事。小杏儿说她娘‘没良心’。这事儿就看娘两个谁犟过谁了。端阳看样儿是忙不迭地写信把小杏儿这事儿给小云说了，好让她死了心，快另找。端阳这事儿就把我愁死了。”……周继香娘三个来到榆树村，老太太托人给酸枣岭那边儿捎了信，第二天，苦妮儿一家四口都来了，石头来家，换子也跟着一块儿来了，周家一下热闹起来，小杏儿听人说周恒顺他姑来了，从坡里干活儿回来，趁她娘不注意，偷偷地跑来问候。张丽，小杏儿，换子，还有小珍，小玉一帮女孩儿、大闺女一起啦呱儿，小闺女玩耍嘻戏，一片莺声燕语，周家院子里像过节或办喜事似的。周继香说：“小杏儿这闺女可真不孬，百里不挑一。”老太太说：“就看咱端阳有没有这福份了。”奶奶指指换子，说：“这个换子，是你嫂子她本家一个大伯哥的闺女，跟石头儿一起长大的，两人早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周继香说：“定亲了吗？”老太太说：“闺女那边儿催着定亲，石头儿不干，非得等他哥定了亲才肯自己定。”周继香说：“咱门儿里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仁义。”过了一会儿，小杏儿说：“奶奶，我得回家了，看一会儿俺娘找我。”奶奶说：“妮儿，你走吧。端阳，去送送小杏儿。”端阳送小杏儿出了大门，两人在墙角儿里站住，周恒顺说：“我给牟洪云写信，把咱俩的事儿给她说了。”小杏儿红着脸，点点头，说：“孙志春那个小坏黄黄又找我事儿。”周恒顺说：“他怎么了？”小杏儿说：“上午我在坡里掰棒子，他人五人六地去‘检查’，人家别的干部都走了，他坠堵着不走，磨蹭着到我跟前，说你是‘清队’对象，有什么前途，问我为什么不理他。嘻皮笑脸，烦死人了。”周恒顺说：“你怎么说的？”小杏儿说：“我没好话打发他。我说，你们说周恒顺是什么人，我管不着。他无论怎样了，就是罚了劳改，我也看他好。他要了饭，也比你孙志春强。那小子让我噎得说不出话，白瞪了两下眼，臊不搭地滚了。”周恒顺说：“他现在大小是个干部，又闹两派儿，不敢十分胡来，不用理他就是。也不用怕他。”小杏儿又说：“端阳哥，那回从医院回来，俺娘也觉得怪对不住你，可是她又不好回脖儿。我虽然生她的气，可是，俺大大没了，她又不很壮实，我不能让她太生气，咱的事，慢慢来，行吗？”周恒顺说：“杏儿，咱既然说定了，我这边儿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时间再长，我都不会嫌。”小杏儿眼圈儿一红，眼泪下来了，周恒顺慌了，说：“怎么好好儿又哭了？”小杏儿说：“庄上‘清队’，人家又为难你。我心里难受，又不能常常安慰你，见了你，心里憋屈，老想哭。”周恒顺强忍着眼泪，说：“不是都过去了？我这不好好的？别担心……快回家吧，省得婶子着急。”小杏儿盯着周恒顺看了看，脚步匆匆地走了，……周恒顺心想，牟洪云之后，这个女孩儿又在为我吃苦了。……
牟洪全和他媳妇儿在榆树村待了两天，周继香怕耽误他们上班，就催他们回省城了。洪全他们走后过了两天，周恒顺把姑的行李和给姑带上的粮食、煎饼装到地排车上，让姑上车坐好，就拉起车上路了。他送姑回牟屯。路上，姑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往这，三年没跟邵长兴联系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周恒顺说：“那还能怎么样，估计还在挨斗。傅冬梅 他哥大愣造反成了‘人物’了，公社革委副主任兼大队革委主任。”姑问：“是不是因为统购统销他家失火死人，他恨邵长兴，才造反的？”周恒顺说：“大愣对邵长兴有意见是肯定的，不过造反也不能说是全因为那事。邵长兴搞统购统销也是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他也不愿意让傅家失火。我在县里待那几个月，常见傅大愣，他虽然人愣不几的，但不是于大牛那样的人。他跟我从来没说过邵长兴的事。”姑说：“他爹娘都是老实人，他妹妹冬梅那么好个闺女，大愣也差不到哪里去。”周恒顺说：“这文化大革命一起来，社会乱得跟‘翻坑’似的，没点儿正形儿了，坏人整好人，好人整好人，什么样儿的事儿都有，当然也有坏人挨整的，挨整的也不全是好人。乱麻一样，没法儿说没法儿道了。”周恒顺拉车一溜小跑儿，半晌午就到了牟屯，把排车停到姑那个破家门前。周继香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两只手哆嗦着拿出钥匙开门，但怎么也开不开，周恒该看了看，锁已经锈坏了，只好找块石头把锁砸开，打开房门，满屋里各处的尘土有铜钱厚，屋顶的秫秸箔长着白毛，土味儿，霉味儿呛人鼻子。周恒顺说：“姑，你先别进屋。我挑了水来，在屋里洒上水，扫了，擦了，弄干净了，再往屋里搬东西，人再进屋。”周恒顺说干就于，顿把饭时功夫，屋里变得干干净净，几件破旧家具见了本色，把门大敞着，撕掉破破烂烂的窗户纸，让屋子通一阵风，跑净了霉味儿，这才把东西拿进屋，周继香 找邻居借了柴禾，烧了开水，姑侄两人吃了从榆树村带来的饭食。周恒顺又去供销社买来了白纸，让姑打了糨糊，重新把窗户纸糊好，然后挨墙靠跟儿地打扫院子，好一阵收拾过后，旧屋，小院儿，复了旧观，俨然现出十几年前周恒顺在这里住着上高小时那个“家”的样子了。周恒顺屋里屋外看了看，物虽是人已非，不禁心里有点感慨。姑说：“俺端阳真能干呀。”周恒顺说：“这还算点儿活儿呀。我在方庄，在县里那些公家单位，常替人家干零活儿，都是人家坐办公室的人怕脏，嫌麻烦，也不愿用力气干的活儿，多少给俩钱儿，我就给人家干得利利索索，一妥百当。那些人也惯了，有了这种事儿，就给我留着。这都是小份子事。卸货，装车，往仓库里搬，或者从仓库里往外转，二百斤重的大包，扛到肩上，驮到脊梁上，踩着踏板，摇摇晃晃，往小山一样的垛顶上走，电影上表现旧社会工人受压迫，经常出那种镜头，岂不知，这些年，那是我的家常便饭。我自己都没寻思能这样干，可是都干了。真地练出来了。”姑眼圈儿发红，说：“唉，俺小儿可受了老罪了。”周恒顺说：“没办法儿，出力的命。”过晌午，周继香让周恒顺陪着，去大队见傅大愣。傅大愣见到他们，猛地一愣，说：“怎么是你们？”按庄乡关系，傅大愣应该称周继香“婶子”，但十多年没见过面，早已生疏了，周继香成份又不好，是共产党的干部应该疏远，保持距离，“划清界线”的人，而大愣如今在牟屯儿这里是正而八经的“官儿”了，当官儿的以长辈称呼一般老百姓通常会有心理障碍，所以傅大愣对周继香并不称呼什么，只“哼着哈着”，但对周恒顺，因为一度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表现得很热情，很客气，忙“安排”人来给他们倒茶，对周恒顺问长问短，说些对周恒顺同情，而对县里“某些人”不满的话，周恒顺等他说了几句，说：“大哥，谢谢了。县上那些事，都过去了，我差不多都忘了。今天是有点事来找你，俺姑从济南回来，找你报到。 ”周继香说：“傅主任，明人不做暗事，我得给领导说实话。济南街道上清队，我也被清着了，街道上让我回老家。没迁户口。他们的意思，下一步看政策，能回去就回去—两个孩子都在济南上班儿，也都成家了，要是不让回去了，再往回起户口。我回咱大队当社员，请领导高抬贵手，我保证好好劳动，好好改造。”周恒顺说：“大哥，就是俺姑说的这么个情况，俺姑今后就依靠你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请你照顾，也不让你作难。”傅大愣脸红了一下，很快恢复了常态，大大咧咧地说：“恒顺，咱是老战友了，你和洪秀、洪全跟冬梅又是同学。庄乡又都挺不错的。关系归关系，原则是原则。你姑成份不好，但不是‘分子’，不属于打击对象，是教育，改造对象。回来了，我不可能往外推，今过午我就给生产队说，安排劳动，给弄点柴禾，秋、麦季分给口粮—当然得交口粮款。好好干活儿，让开会就开会，就行了。不会有别的事。放心，我傅大愣不会给人掐亏吃。”周继香说：“那就蒙情不过了。”周恒顺看着姑在干部面前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免想姑这辈子真够惨的，一个普普通通，善善良良的女人，因为嫁到了地主家，没半点儿过错，到哪里都低首下心，还“蒙情不过”。周恒顺又对傅大愣说几句“拜托”，“感谢”的话。傅大愣说：“你们来得正巧儿。明天上午，公社召开批判大会，公社书记、社长，各大队没‘解放’的书记都上台接受批判。还有原县委、县人委几个走资派都揪了来，牟永平也来。恒顺，在这里待一天，听听俺的批判会，提提意见。”周恒顺说：“我回家这么些日子了，对这些事很生疏了，提不出什么意见来了。”周继香急忙问：“永平来，俺能来看看他吗？”傅大愣说：“那是你们自家兄弟，能看看。劳改犯还允许探监哩。”回家的路上，周继香说：“这个大愣不瓤了，挺像个官样儿了。说话一套一套的，也挺给咱面子。这几年，我一听说谁谁是造反派头头，打心里发憷，吓得慌。”周恒顺说：“这人本质不坏，是个老实庄稼汉。这几年也历练出来了。我接触了不少造反派头头，并不凶神恶煞，更不是吃人生番。狠得没点儿人性的，是少数。”
晚上，周恒顺陪着姑，提了两包从济南带来的点心去看望邵长兴。邵长兴还没“解放”，是跟四类分子不一样的坏人（？），而周继香又是地主成份，这种来往显然不合时宜。离大门几十米，娘两个四处睃摸了一阵，见没什么人，才赶忙走到他门前，借着朦胧的夜色，他们见邵家大门上贴着白纸条子，周继香低声说：“我的娘，这是谁死了？”周恒顺说：“是啊，不知是谁？”周继香说：“甭管人怎么了，敲门吧。”周恒顺轻轻地敲几下门，邵长兴的独生儿子大龙来开了门，压低声音，把他们让进家，赶紧把大门插上。屋里一盏小煤油灯，像萤火虫似的，略微有点儿亮光。邵长兴身子靠着墙，腿伸到床沿上，眯着眼，嘴里叼着烟袋。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在灯底下学着纳鞋底，一脸菜色，大龙进屋来，说：“大大，俺永年婶子和在咱庄儿念过书的恒顺来了。”邵长兴猛地睁开眼，站起来，枯黄、憔悴的脸上，两只和善的眼睛在一堆皱纹里闪着亮，惊奇地说：“继香，你娘俩怎么来了？”又低声问：“是不是被那边儿撵家来了？”周继香说：“也是也不是，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邵长兴问：“怎么样？洪秀、洪全都还好吧？”周继香说：“他们还行。洪秀在工厂里当工人，俩孩子了。洪全在房管所当泥瓦工，也结婚了。他们都老实，破死命地干活儿，也不是‘臭老九’，出力的事往前跑，有便宜的事往后缩，谁有事，大上一步给人家帮忙，任谁不得罪，还真也没人欺负他们。我也没挨什么难看。全亏了你，要不刚解放没几年就走了，俺娘们儿一辈子也甭想出头儿。”邵长兴说：“因为这事，没少批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还是觉得，你也不受管制，孤儿寡母的，出去找口饭吃，也不犯法，这事不算错。”周继香问：“嫂子，她？”邵长兴说：“别提了，她起先身体就瓤拉，心脏不好，运动来了，我天天挨斗，‘别烧鸡’，坐‘喷气式’，她又心疼，又害怕，心脏病越来越厉害，今年开春，公社开批斗会，造反派又别着‘烧鸡’往台上揪我，她在会场里，看着心疼，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周继香说：“疼死人了。嫂子这么好的人。”又问：“怎么不见大龙媳妇儿？”邵长兴说：“大龙媳妇人懦，原先没吃过屈儿，运动起来，我倒了台，破鼓乱人捶了，孩子们也跟着受欺。生产队里派妇女往地里挑粪，天天派她，肩膀压得肿多高，什么孬活儿都派她，回家就哭。受不了了，跑回娘家不回来了—也没离婚。”周继香把小闺女叫到跟前，说：“我走的时候，这孩子刚会走，叫么儿还叫不清，这快长成大闺女了，是立春生的，叫春妮儿，是吧？”小姑娘点点头。周继离拿了点心给她，春妮儿拿了点心，却不住嘴里送，又放下了，周继香说：“春妮儿，吃吧，怎么不吃？”春妮儿说：“俺不吃，大队里来通知，明天又开会斗俺爷爷，省着点心，让俺爷爷吃，吃饱了，好有劲儿让人家斗，……”周继香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周恒顺也不由眼里有了泪水，心里暗暗自责，你在县里参加过多少次批斗大会，那些挨斗的人的亲属，孩子也是这样苦，这样惨。周恒顺，你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呀。周继香拿了一块点心，塞到春妮儿嘴里，说：“好孩子，奶奶拿来两大包呢，你吃了，爷爷也还有，吃吧。”春妮儿这才蜜口香甜地吃了那点心。周继香问：“妮儿，想娘吗？”春妮儿说：“想。”周继香说：“那怎么没跟你娘去？”春妮儿说：“俺不去，俺奶奶不在了，俺娘又走了。我得拾柴禾棒儿给俺爷爷烧水喝。他每回开会回来，都渴得要命。……我走了，俺爷爷得想我，他会难受。他每次挨了斗回来，愁眉苦脸的，可一看见我，就裂嘴笑了。我听人家说，毛主席让下边‘解放’干部，我天天盼着，俺爷爷‘解放’了，不挨斗了，生产队里不欺负人了，俺娘就回来了。”周继香说：“多好的孩子，长兴哥，为了孩子，你也得打起精神，想开。”邵长兴说：“我想得开。什么样的大干部都挨斗，刘少奇、邓小平都倒了，咱算什么。没事儿。”邵长兴对周恒顺说：“恒顺在咱牟屯上的高小，都夸你是好学生，中学毕业，没考出去，可惜了。”周恒顺说：“不可惜。”周恒顺问邵长兴，傅大愣这人怎样，有没有为他家失火的事报复人，邵长兴说：“失火那件事，傅家人心里肯定有疙瘩。不过统购统销是党的政策，大愣心里清楚，他没法儿提那件事儿。他们也就是批我，斗我，什么‘别烧鸡’那一套，没真打过，也找不出我的大毛病，可就是抓住不放。凭良心说，大愣还不是没人心眼儿的人。再说了，自从土改往这当干部，确实也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社员也不是真喜咱。我不怨恨群众。”周恒顺说：“邵大爷党性真强。”邵长兴裂开大嘴笑笑，说：“你大爷大老粗一个，不懂什么‘党性’不‘党性’，不过是有么儿说么儿。”临走，周继香说：“大哥，我回来了，没俺嫂子了，儿媳妇不在家，大哥和大龙过日子不容易，缝缝连连，摊煎饼一类的话，让大龙送过去，我给干。”大龙说：“婶子成份高，咱来往多了，人家更得批俺大大阶级路线不清了。”长兴说：“别担心，咱一般也不能麻烦你婶子，免得人家治作她。”
周继香姑侄两人回到家，周继香说：“明天这里是大集。端阳，你吃了饭就到集上买豆腐、韭菜，拿粮票儿找地方买点儿白面，咱包水饺给你永平叔送去，我多少年没见他了，怪想这个兄弟。”周恒顺答应着，洗洗，在外间屋床上睡下。姑又收拾了一会儿，去里间屋睡了，吹灭了灯。不大会儿，从里屋传出来姑的“呼噜”声。姑真不瓤，不论摊上什么事，一样能吃，能睡，她的适应能力和坚韧，一般人比不了。周恒顺大睁着眼，屋里黑洞洞的，从窗户进来一点儿光亮，他想起在牟屯上高小那两年半的时光，虽然喝稀糊涂汤儿，吃野菜，吃地瓜秧子，吃从地里“捞”出来的头年的烂萝卜，吃得肚子疼，但留在心里的记忆却是快乐的，在家里，姑疼他，在学校，因为功课好，模样儿讨人喜欢，老师们偏爱，傅冬梅、牟洪云，一帮小女生，像“大观园”里一帮女孩儿喜欢贾宝玉一样，愿意偎乎他，他觉得自己沉浸在爱和温暖中，觉得自己和阳光下所有的孩子一样是“祖国的花朵”，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而如今，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坎坷和磨难之后，他又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刚刚写完“交待”，当众做了检讨，而他不过是个城里人躲着走，不屑一顾，汗珠子掉到地上摔八瓣儿的脚夫而已，微躯何辜，竟沦落到这步田地。……当年教过他的老师们久已云散，最关爱他的吕志坚老师反右派运动中自杀身亡，对他最好的女同学傅冬梅早就化作了烟尘，牟洪云已然远去，可望而不可及，……周恒顺打算明天抽点空儿到傅冬梅坟上看看，……周恒顺在床上翻来调去老大会子，……不知道怎么的，傅冬梅来了，还是上高小时的样子，走到周恒顺跟前，说：“周恒顺，还记得老同学吗？”周恒顺十分惊喜，说：“傅冬梅，这么些年不见你，你上哪去了？”傅冬梅莞尔而笑，说：“我去的地方，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却知道，你虽然滞留于人世，但活得很艰难，因为，你命运不济，身在‘另册’中。还要过不少年，方得脱身。你就盼着吧。”周恒顺未及答话，傅冬梅又说：“托你给我哥哥捎个话，不要照着别人做丧良心之事，得放手时且放手，告诉他，报应之时不远了。”周恒顺觉得傅冬梅说得挺神秘又挺吓人的，想问她怎么知道这些事，要等到什么时候他才会“时来运转”，“报应之时”是多咱，怎么“报应”法儿，那傅冬梅却不肯停留，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脚底下云烟缭绕，她在云烟中若隐若现，飘飘摇摇，刹那间不见了踪影。……周恒顺急得要命，一下子醒了，噢，临睡前想到了傅冬梅，做梦就见到她了。他一路走来，坎坷艰难，这傅冬梅都知道，她还说到了什么“另册”，看来，自己的确是命运不好，怪不得别人。她又说还要过多少年，“方得脱身”，是真的吗？权当是真的，盼着吧。傅冬梅托他给她哥傅大愣捎话，他可不敢去说，如果他去说了，大愣愣不几地传出去，那可就是“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谣言”了，祸就闯大了。算了吧，傅冬梅，你托的这事，恕我做不了，你既然能托梦给我，你就直接给你哥说吧。……
第二天早饭后，周恒顺去牟屯街上赶集。集场子仍然设在牟屯一条主要的大街上。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青砖墙，平屋顶的房舍，土改前多半是牟家的宅院。土改中，地主被“扫地出门”，腾出来的房屋分给贫雇农一部分，多数成了区委、区公所—现在叫“公社”，区直各部门，供销社，粮管所，税务所，邮政所等单位的办公室和宿舍，除供销社沿街建了 一、二十间门店，其他房舍，院落不过是改门，换窗，打通或改建院墙，统一分配，使用而已。十几年过去了，牟屯大街还是老样子，房子变得更旧了，没见多少“新气象”，路还更难走了，坑坑洼洼，依然是旱天一街土，雨天一路泥，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雨，街上处处是黑乎乎的烂泥，脏兮兮的水洼，庄户人稀稀落落地蹲在街边，面前摆着自留地里种的一点青菜或自家母鸡下的几个鸡蛋，再有就是自己编的篮子，筐子，自己扎的笤帚之类，表情木然地望着眼前走的路人，心急火燎地盼着买主，但是很少有人停下来光顾，因为今天公社召开批判大会，街上行人不少，但没有几个人买东西，偶有女孩儿走过，一街两巷的男人像得了号令一样，齐刷刷地盯着女孩儿，直到看不见了。满大街红得耀眼的毛主席语录牌竟不敌一个女娃有吸引力，街面上的语录牌和走向会场的队伍举着的一面面红旗构成的红海洋映衬着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渴。周恒顺先买了豆腐，韭菜，放到篮子里提着，又挎了篮子去粮所买白面。粮所营业室里没一个顾客，只有一个黄脸的中年女人跟一个年轻男子嘁嘁喳喳说得起劲，周恒顺站在柜台外边，喊了两、三声“同志”，那女人才转过头来，很显然，眼前这个不速之客搅了她的谈兴让她不快，她眼角布满了皱纹，眼袋像小鱼尿脬一样的两只满是血丝的眼睛，带着愠怒和敌意看看周恒顺，不耐烦地说：“咋咋唬唬的，干什么？没看见这里正忙着？有什么事？看你不像这里的供应户儿啊。”周恒顺看了看墙上挂的底儿血一般红，字金子一样黄的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觉得这人的“服务”和墙上的“语录”真是大相异趣，但不敢有丝毫表露，而是小心翼翼地说：“同志，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不是这里的供应户儿，我想拿粮票儿从这里买几斤白面。”那女人黄脸一沉，说：“那你是什么单位儿的，有购粮本儿吗？”周恒顺说：“我是农村的社员，没有购粮本儿。”那女人说：“闹了半天，你是社员。社员你上这里来买什么白面？白面是细粮，按这里非农业人口的定量标准供应，都是有计划的，没有卖给社员的，社员临时发的购粮证也只供应粗粮—还不给大米，虽然大米是粗粮。”周恒顺说：“这粮票儿不也是吃国库粮的人领出来的吗？怎么到了社员手里就不顶用了呢？”那女人不耐烦了，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告诉你，这是规定，是上级定的。”周恒顺用手指指柜台里边堆着的白面，说：“你们里头堆一些白面，我只买几斤，你们就照顾照顾，卖给一点。”那女人嘴一撇，嘲讽地说：“俺里头堆一些白面？那还用说？库里更多。但不是卖给你的。你一定要买，拿十斤粮票，给你二斤麦子—不是白面，二斤玉米，七斤地瓜干儿。买不买，不买拉倒。就这点事儿，费半天话了。”周恒顺没再回话，转身往外走，听见后边黄脸女人说：“哪来这么个小子，不知从哪捡了几斤粮票，跑这来买白面，想得倒美。”那年轻男人应道：“就是呢。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模样儿，哈，哈，哈，……”一女一男两人浪声浪气地笑起来。这些话，这笑声灌进周恒顺的耳朵，耳朵觉得针针扎扎，血往脑门儿上冲，好想折回身去跟这两个混账男女闹一架，但是，他是来走亲戚的，姑让他出来买白面，白面没买着，再跟人家打一架，岂不太胡闹了？又自己劝自己，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天底下的庄户人都这样被人瞧不起，你觉着被伤了自尊了？你哪有什么自尊？你真正应该生气的事多了去了，可是你能生气，敢生气吗？算了吧。……别说他是到姑家村里来，不能给姑惹麻烦，就是在他本公社，本村，他也早已习惯了忍辱，忍气，他摇几下头，“精神胜利”地想不跟这种“没水平”的人一般见识，跺跺脚走了，姑让他买面的事还没着落呢，他离开粮店，又去了供销社饭店，到饭店柜台前，问能不能拿粮票儿和钱从饭店里买几斤白面，柜台里坐着一个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眼镜腿儿用细绳儿绑着，长得又黑又瘦，他眍瞜的眼睛从镜片下边看看周恒顺，说：“小伙子，你找错地方了，这里收粮票儿卖熟食，不卖生的。”周恒顺说：“大爷，你们行个方便，卖给俺点儿不行吗？”老先生说：“你这个青年有所不知，这事虽小，但关系着国家政策，白面是俺饭店的原材料，是不能出售的，如果卖了，既没法儿出账，还违法，使不得。你去粮管所买吧。”周恒顺说：“粮管所人家不卖给，话还说得很难听。大爷，你给想想办法儿呗。”老先生说：“怎么巴巴地非急着买这点白面不可？”周恒顺说：“今天公社开批判大会，俺有个亲戚来挨斗，俺想包点饺子给他送饭。”老先生摇了摇头发花白的脑袋，说：“噢，给挨斗的人送饭。……你等着，我上里边去给你问问。”老先生去了不一霎儿，回来说：“小伙子，我为你这事找了经理，经理批准卖给你几斤白面，不过还是得按买馒头走账。你交钱交粮票儿吧。”周顺顺忙交了粮票儿和钱，跟着老先生到厨房面食间称了面，装到自己带的口袋里，急急忙忙回姑家，放下买来的白面、韭菜和豆腐，一边替姑洗了韭菜晾上，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在这里用粮票儿买面买大米都不好使。”姑说：“那以后这事还麻烦。”周恒顺说：“没事儿。我天天往这些单位儿跑，从他们伙房里，按定量粗细粮标准买出来就行，没心烦。”姑说：“俺小儿这些年真是闯荡出来了。”周恒顺说：“这不算什么。姑，你自己包水饺吧，我上开批判大会的那里去看看。”……批判大会会场设在牟屯村南一个河滩里，靠河岸搭着坐北朝南的台子，开会的人坐在台子前满是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河滩上，会已经开始，傅大愣主持，公社革委主任秉公社武装部部长正在讲话，讲桌两边，十几个批斗对象低头弯腰垂手而立，每人胸前挂着牌子，上边写明各人的罪名和姓名，没戴高帽子，看得出，那牌子是旧纸箱板子做的，不重，这是“红色新政权”主持召开的会，和革命造反派组织不一样，是讲“政策”的，挨斗的人会被“触及灵魂”（？），当然，也触及肉体，但是很轻微，比起运动前期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不算什么事了。周恒顺根据挨斗者所站位置和胸前牌子，找到了牟永平，也找到了邵长兴。公社领导讲完话，开始“大批判”发言，内容差不多都是老一套，如果是常听这种会的人，耳朵该磨出茧子了。批判牟永平仍然少不了他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桥包庇右派，在大跃进时期，同情右倾机会会主义分子，等等，对邵长兴，指名道姓地批判他放走了地主婆周继香，……发言者指称牟永平，邵长兴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阶级敌人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互相勾结，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把人民的天下变成敌对分子的天堂，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人民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周恒顺听着这些发言，头皮一阵阵麻痧痧的，在批判发言进行中，傅大愣不时插话，质问被批判者“是不是？认不认罪？”被批判者无例外地点头哈腰，一迭连声地答“是”，说自己“有罪，罪该万死”，……周恒顺想起自己在县里“闹革命”那几个月，也参加过不少次这种批斗会，也写过这种批判发言稿，也跟着喊那些吓人的口号，……现在想来，那时自己似乎是在腾云驾雾，而如今，当他被“革命”逐出教门，才重新回到地上，体会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况味儿，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诞不经，全是扑风捉影，指鹿为马，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欲加之罪”那一套，肆意往被批判者身上泼污水，极力丑化，妖魔化，……让人觉得正在发生的不像是世间的真事儿，倒像是人们全患了集体癫狂症，大家分别扮演各种角色，共同串演闹剧，丑剧，滑稽剧，剧中人像进了哈哈镜，全被漫画化了，整个社会好像被一面经天纬地的魔镜照着，人人中了魔法，变得不顾常识，不讲道理，没了人性。……而他周恒顺也曾混迹其中，甚至异想天开，想通过这个门径，摆脱掉“另册”身份，谋个好的“前途”，……而那是什么样的“前途”，那是要用别人的血泪染红自己的“顶子”，多么可鄙，可悲，……初秋时节，蓝得让人心悸的天空没一片云，太阳无情地，放肆地喷吐着炽热的光焰，没有风，万物都在阳光下凝固了，河岸上的杨树叶和乱草都蔫了，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河边树林里的“知了”撒欢儿般地嘶呜，会场上的社员和小学生热得难受，肚子又饿，都没了精神，口号声也变得有气无力，台子上的人每人跟前一个大茶缸子，时不时端起来唏溜溜地喝水，唯有主持会议的傅大愣和发言的人仍然精神抖擞，声嘶力竭，从大喇叭传出的声音似在号叫，惊得河岸边树杨上的马鸦、喜鹊纷纷慌乱地飞去了。站在台上挨斗的从县到公社直到大队的走资派，这些过去“党的领导”的化身的书记们，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滴，偶尔因为汗水流到眼里，会抬手抹把一汗水，怕人家说“不老实”，赶紧把手垂下，站好，他们当中的大队一级的书记，顶着名曾是一级“领导”，是“当权派”，但他们就是“农民”，跟社员一样，没什么好吃好喝，站一上午，早饿坏了，突然，有个人摇晃几下，“扑通”跌倒了，台上台下一阵纷乱，傅大愣喝令两个造反派把跌倒的一个半老头子拽起来，说：“老家伙，是装熊，还是娇气？照顾你，蹲那里听吧。”“老家伙”听话地原地蹲下，满头白发奓挲着，刺猬一样，在阳光里闪亮，批判会继续进行，周恒顺看看太阳，快正晌午了，会应该快要散了，赶紧离开会场，回到家，姑已经下好了水饺，捞出来，正往一个小罐里盛。娘两个提了水饺，水壶，拿了碗筷，急忙赶到会场。会刚完，开会的正离开河滩向四外散去，主席台上，傅大愣等干部还没离场，有人在收拾东西，周恒顺急忙过去，见到傅大愣，说：“永平叔上哪了？俺姑给他送了点儿饭来。”傅大愣不像在自己家那样和气，也许还没从主持会议时的激愤和亢奋中摆脱出来，板着铁青的脸，不耐烦地说：“公社安排他和县上负责押送的县委造反派一起去公社伙房吃饭，还能饿着他了？送什么饭？多事儿。既然拿来了，就给他吧。”一边抬手指指台子另一侧，说：“那不是？在河崖那里坐着休息哩，去吧，抓点紧，不能迂磨。”周恒顺赶紧叫着姑母往河崖那里走，牟永平在树荫下一块石头上坐着，看见了他们，站起来，周恒顺喊声“永平叔”，周继香喊着“兄弟”，两人走到牟永平跟前，周继香几年没见牟永平了，见他比原先老多了，脸色腊黄，干干巴巴，头发又乱又长，胡子拉楂，没点儿精神气儿，牟永平眼里闪着泪光，说：“嫂子，你不是在济南吗？怎么回这里了？恒顺也一起来了？”周继香不答他的话，急不可待地问：“兄弟，先不说我，你怎样？弟妹好吗？”牟永平勉强露出笑模样，说：“我很好，你弟妹也好，她仍然正常上班。洪云的情况你知道，她来家说常去你那里，你对她挺关心。”周继香说：“洪云是个好孩子，对我有感情，常去看我，给我说说你们的情况。”牟永平问：“嫂子，你回来干什么？孩子们都好吧？”周继香低声说：“济南搞‘清队’，街道上的人让我回来避避风头。”一边说，一边从水壶里倒了水递给牟永平，牟永平“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水，周继香又把小罐儿里的水饺倒在白碗里，让牟永平吃，这才说两个孩子的情况，牟永平一边吃，一边说：“两个孩子没什么事儿这太好了。”牟永平明显是又渴又饿了，几句话的功夫，吃完了水饺，说：“嫂子包的水饺真好吃，我就爱吃嫂子包的水饺。”周继香心想，你跟饿狼似的恐怕连饺子是什么馅儿也没吃出来，凭着一个县里的干部，这是受的什么罪哎，一边又倒水给他喝，一边说：“兄弟，头发这么长了，胡子也不刮，回去理理发，精神着点儿，别让俺弟妹看着难受。”牟永平说：“平常不这样。最近县革委办俺这些人的学习班，在学校集中住着，出大门得向造反派请假，我也懒得出大门。听你的，回去就理发。”周继香问：“怎么，天天挨斗？”牟永平说：“也不是天天挨斗。县上，各公社开批判会，叫着就去。不是说‘斗、批、改’吗？‘斗’就是斗俺这样的走资派，‘批’就是批判刘、邓路线，也得让我们当‘活靶子’，所以一天不‘解放’，这天就得准备挨批。嫂子，不用担心，我都习惯了，脸皮变厚了，腿也练出来了，一开始，站时间长了，老想跌倒，现在没事儿了。”周继香问：“挨打吗？”牟永平低声说：“运动刚开始挨过几次打，现在成立革委会了，讲政策了，一般不会打人。有的地方开批判会，还别着‘烧鸡’上台，上了台，就放开。没事儿。不用担心。”周继香说：“兄弟，你吃苦了。”牟永平说：“不算吃苦。接受群众运动的磨炼，是应该的。”牟永平转脸对周恒顺说：“恒顺，在县里待了一段儿时间，又回去了？我听说大家对你反映不错，说你有水平，文章写得好，也讲政策。”周恒顺说：“我本来就不应该去，是县里几个中学同学硬拉着去的，赶着鸭子上架，现在看来，当时说什么也不该去搀活那些事，可是，复水难收，后悔也来不及了。”牟永平说：“毛主席发动的运动，参加没有错，不必有思想负担。洪云回来常说起你，为你惋惜。”周恒顺说：“她是同情老同学，实际上，也不必惋惜，人怎样也都是一辈子。”牟永平问：“听洪云说，你找对象了，结婚了吗？”周顺顺脸有点红，说：“她还说这事儿了？只是有这么个意思，离结婚还远着哩。”周恒顺问：“叔，毛主席要求‘解放’干部，你快了吧？”牟永平说：“毛主席是有这方面的指示，干部也陆续在‘解放’，我的事比较麻烦。我没有‘民愤’，群众组织对解放我阻力不大，但是原先在领导班子里轧伙计的被‘解放’进了新班子的，对我意见不小，还是揪住不放，说我和周桥—他是老省委定的‘三反’分子—相勾结，说我包庇程兆运，等等，没什么站得住脚的问题。我又不肯按他们定的调子检查。就这样僵持着。这事就像挤车，先挤上车的对没上来的人，是拉一下，还是推一把，结果大不一样。早点解放，晚点解放，都没关系。据说下一步没解放的干部都上‘五七’干校。相信群众，相信党，放心，没问题。”公社收拾会场的人忙完了，牟永平看一眼不远处县里押送他来的干部，说：“嫂子，恒顺，你们回去吧，谢谢你们的关心。恒顺，回去替我问你奶奶，你娘好。洪云很快就分配了，听说她们要先到农场劳动，她会给你写信的。嫂子，我走了，你们回去吧。”周继香说：“回去问弟妹好，当心自己身体。”周恒顺说：“叔，多保重。”牟永平朝县里来的干部那边走了，周继香眼泪汪汪，转身走了，周恒顺拿了带来的东西，跟在后头。突然，姑跌倒了，周恒顺忙放下东西，拉起姑来，问：“姑，你怎么了？”姑说：“我光想你永平叔的事儿了，没看脚底下，一下摔倒了，没关系。”
过午，周恒顺拉了排车，到生产队打谷场里拉来了柴禾，卸到屋里堆放好，说生产队给的这点柴禾烧不了几天，过些日子他给姑送点煤来，姑说：收秋了，她下坡干活就拾柴禾，一个人，能烧多少？“小儿，这些事，难不住我。”周恒顺说：“姑，你一个人，可冷清了。”姑说：“小儿，不用挂着姑。姑啥事儿没有还和原先一样，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犯病的不吃，犯错的不做。不扬风奓毛，也不低三下四，和邻居轧伙得好好儿的，说说啦啦，不冷清。隔会子我就上榆树村去看你奶奶，我这回来家，看出她老多了。”周恒顺说：“对，姑，你常去。我走了。”
周恒顺拉了空排车，离开姑家，来到大路上，他没有直奔回榆树村的路，而是往南朝傅家坟地走去。到了那里，见到那是一块地瓜地，黑绿色的地瓜秧儿把地盖得严严的，一个妇女在地头上割草，周恒顺说：“这位大姐，麻烦问一下，这里不是傅家坟地吗？怎么一个坟头也没有了？”那妇女说：“傅家坟地？那是哪年的事了？入社以前，这里是傅家的地，里边有几个坟，失火烧死的老嫲嫲和小闺女都在这里埋着。可是入了社，地不是他们家的了，又是耕又是耙的，坟头儿一年年快给削平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公社里下命令让平坟，说不能让死人耽误活人种地吃粮，让外庄儿的民兵来一阵子给平了。傅大愣还跟人家打了架，把老人的骨尸扒出来转走了，弄哪去咱不知道。怎么，你是傅家的亲戚？”周恒顺说：“不是亲戚，我在牟屯上过学，跟傅冬梅一个班儿，她死的时候，到坟上来过。今天从这里走，顺便问问。”那妇女说：“噢，小学同学，你这个拉排车的，还挺重情义。那小妮子儿可真是个好孩子，长得俊，书又念得好，还好脾气儿。死的疼人。”周恒顺说：“大姐，打扰了。”说完，拉着排车走了，走出一段路，见四周没人，停下车，看着南山，轻声说：“傅冬梅，我—你的同学周恒顺—来看你，你搬家了。我找不到你了。你哥现在出息了。你放心吧，在天堂里好好生活吧。”说完，拉起排车奔回家的路一溜小跑儿走了起来。回到家，给奶奶说了姑回牟屯这两天的情况，奶奶说：“这个博大愣还真不孬。你姑得一个人在年屯儿待一阵子了。他小叔子凭着这么大的干部，多好个人儿，老挨斗，也受老罪了。人这一辈子，真是谁也不知道会摊什么事儿。”周恒顺说：“奶奶，你不用挂着俺姑。过几天，我就买了米、面、煤，给她送去。”奶奶说：“那好，洪秀、洪全不在跟前，可不就得娘家侄儿孝顺地……”周恒顺说：“那当然是这样。”奶奶又说：“听咱庄上方庄赶集的人说，你四姨奶奶也回来了，你得空儿去看看她。她要是方便，让她来咱家住两天。我可想她了。”周恒顺说：“好，天把两天地我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