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中日冲突，德国居中调停
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1935年～1938年任德国驻华大使，曾在中日战争初期居中调停。
1904年陶德曼法律专业毕业后即工作于柏林的德国外事部门，1907-1914年德国驻圣彼德堡副领事，1921年任德国驻神户总领事，次年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助理。1924年任德国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1926-1931年返回柏林工作，1931年冬在北平任驻华公使，1935年使馆升格后赴南京任驻华大使。在中日战争初期居中调停，失败后不久被召回德国，1942年退休。1950年12月10日在勃兰登堡邦科特布斯东郊的小镇许力求（Schlichow）逝世。
1937年9月以后，中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短期的冲突，而必将成为一场长期的、耗费巨大的战争。经过多次反复，德国在中日战争的立场问题上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保守派势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和战略原料。因此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此时日本也出台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结束事变，恢复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
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中正。蒋中正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于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攻克南京成功，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虽然德国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让日本军部的主战势力变得强大，日本政府已彻底丧失对军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日，蒋中正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改变对华政策。1938年初，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纽赖特均被撤换，亲日的里宾特洛甫上台。此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德日关系中的几大障碍——承认满洲国问题、在华军事顾问问题和军火出口问题。1938年2月21日，德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同年3月3日，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返回德国。
在日本的坚持下，德国政府于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滞留在德国的中国军事订货总额达2.82亿帝国马克。德国国防部认为，这对德国的军火工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938年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他在6月25日向蒋中正辞行，于26日从汉口乘飞机前往香港，从那里返回德国。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中国则仍保留驻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华民国对德国、意大利宣战为止。
此外，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则被视为公然叛国，将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在这种最后通牒下，国民政府只得同意无条件放回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在启程回国之际，曾向蒋中正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中华民国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