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渔夫读书》里，要和朋友们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三位了不起的文学巨匠。那就是1910年出生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才子钱钟书，1902年出生的北京大学旁听生沈从文和1942年出生，只读过高中的乡村教师陈忠实。
从发布作品的数量，尤其是用长篇小说说事，这三位的确不能用“巨”字来形容。如果不把散文和短篇小说考虑在内，钱钟书一生中只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围城》， 而沈从文也强不了多少，家中翻箱倒柜寻自己的大作，也仅仅找出一部中篇小说《边城》和一部不怎么起眼的长篇小说《长河》。尽管陈忠实的情况似乎稍好一点， 怀里也不过揣着一本长篇小说《白鹿原》或几本薄薄的中篇小说（比如《康家小院》）。比起钱钟书和沈从文来，那也是孔雀瞪眼看凤凰，比不出三瓜俩枣的。不过就作品的质量，读者的喜爱程度和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与贡献而论，《围城》，《边城》和《白鹿原》这三本书那可是巨作中的巨作，精品中的精品。如果就单本小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来讲，不是这三部小说还能有那一部？舍我其誰？所以，就凭这一点，我给出一喜句，称他们仨人为昙花一现的中国名作家（作品又少，又都是精品，恰似昙花，罕见的艳美）。
先说说钱钟书。很久以前，只要朋友们一提起《围城》，我脑子里就晃出了著名电影演员陈道明的影子。在电视剧《围城》中，陈道明把小说里的人物演的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让人看了就入迷。至于这部电视剧是根据谁的小说改编？小说的作者又是谁？我一概不知。直到2007年，在朋友的聚会上，还闹出了一点笑话。记得那是一个酷暑的夜晚，大家边喝酒边聊天。也不知为什么就谈到了读书。有位朋友问我看没看过《围城》，我有点取笑地说：“明知故问。这谁没有看过， 不就是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围城》吗！”那位朋友马上改口，说：“我说的是小说，不是电视剧。”我没考虑就脱口而出：“又在胡扯。哪有什么小说叫《围城》的？只有电视剧《围城》。”没想到那位朋友被我的话惊呆了，眼睛里竟然浮出了迷茫的色彩，黑夜里月亮身上擦过的乌云似的。就在这时，另一位朋友急忙过来答腔，用手点着自己的手掌冲我说：“渔魂王，你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钱钟书的大名鼎鼎的小说《围城》 你难道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电视剧《围城》就是根据钱钟书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那位朋友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脸腾的一下就火辣辣的了。我问自己：“看来这事是真的。悔不该多年来一门心思都扑在了专业上，连这样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于是我开始眨么起眼睛来，装作有酒的样子，含含糊糊地说：“说的对！你们说的对！”然后，我随便找了个借口，一转身灰溜溜地跑到一边去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寻找小说《围城》，果然被我查到，的的确确有这本书，作者是钱钟书，电视剧《围城》确确实实是由小说《围城》改编的。由于当时网络电子书还不普及，我不得不在一年后，回国串亲访友的路上买了一本。
等到我开始读《围城》这部小说的时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这部小说竟然被写的难以描述的妙不可言，故事情节委婉动人，简直把读者的魂魄都摄去了，比电视剧《围城》不知要强去多少倍哩。
钱钟书，这位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的文学界大才子简直把《围城》这本书写得妙绝了，即阳光灿烂又讽刺幽默。被外国人誉为狄更司同时代的萨克莱（代表作为《名利场》），国人则评论《围城》中的某些章节堪称为现代版的《儒林外史》。在《围城》这本书里，钱钟书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生动逼真的比喻句和充满迷离的故事情节把一段男男女女的情爱史写的有鼻子有眼。文章从头到尾让人读了三句一小笑，五句一大笑，到处是妙语连珠，让读者看了上一段就想看下一段，不知不觉地就醉在了故事情节之中。
如果说后来的陆文夫在《美食家》中把书中的一位苏州肥头大耳的吃客写得栩栩如生，跳跃纸上，把苏州菜写的留芳百世，其笔法恰似神笔马良的话， 那么这位钱老先生把几位男男女女的恩恩爱爱写得时而如膝似娇的浪漫，时而肝肠寸断的矫情，书中的人物仿佛就活在读者的身边，让人看了惊喜的恍如鬼魂附体一般啊！
钱钟书的《围城》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量应该是中国小说中的佼佼者，高达400多万册。该书已经被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藏。 写到这里我便生了兴致，随便从小说《围城》里捏出了一段，共朋友们分享：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二十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分，好比西洋古代哲学家下颔必有长髯， 以示智慧。他在本省督军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菱角胡子，就像仁丹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威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僭妄；大帅的是乌菱圆角胡子，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竟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
如果说钱钟书是地地道道的洋派作家，那沈从文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乡村派书豪。这一位比钱钟书大8岁，没有留过洋的中国作家，就凭一本中篇小说《围 城》就能稳获当代近代中国文学界的鼻祖称号。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莫言。有谁知道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应该是沈从文，并且比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早拿到20多年。没有想到吧，就是因为《边城》这本书，在1987至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候选名单中，沈从文入选了。当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沈从文的时候，才发现沈从文刚刚过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必须发给活着的得奖者，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才不得不遗憾地另寻他人。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里写的是十里洋场繁华闹市里的男男女女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沈从文的《边城》则述说了在充满泥土香的中国边远小城或乡城里发生的羞羞答答的你情我爱。一位用西洋式新派文笔洋洋洒洒，而另一位则用了仿古袭旧的文风谨谨慎慎。在《边城》里沈从文用字简凑而深含，语句噼里啪啦就像快板书那样有节有奏，那样有韵味，饱满的恰到好处。故事的结构更是没说的，起承转合自然又奇妙。最重要的是故事情节，那男女之间的事儿在沈从文的笔下被写得忽而令人牵肠挂肚，忽而令人捧腹大笑，忽而又把人搞得凄泪满面。好文章放了再久还是好文章，好文笔就是到了现代化的今天仍然是好文笔。我庆幸我的坚持和执着。 我在两次读小说《边城》，只读了开头就读不下去的情况下，最近我逼着自己再试读一次。这一次我读下去了，并且真正读到了妙处，爱不择手，像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一样的惊喜啊！
其实，在中国曾经发表的小说里和中国的近代现代文学家中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和作家何止几部和几位。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作品没有打入世 界，好的作品也无法被恰到好处或到位地被翻译成其它国家的语言，尤其是英文。比如中国当代的文学家陈忠实和他的惊世杰作《白鹿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许多外国名作家的眼里，中国的小说主要是描写苦大仇深的农民，描写土地，揭示农民的愚昧和贫穷，那些悲惨的人生。有些西化的华侨对中国文学还抱有极偏见的观点和看法，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少有哲学，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意义上的寓意，不值得多读。
事实上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简直是说反了。中国不但有中国版的茶花女，也有中国版的基督山伯爵，不但有中国乡村式的简爱，也有中国乡村式的红与黑， 不但有中国样的普希金诗集，也有中国样的格林童话。这么说吧，外国文学能有的，在有上下5千年历史的中国全都有。只不过在这些数不清的中国文学好作品中， 许多取材于农村，毕竟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与西方社会相比要短的多。但中国有中国的优势，那就是中国有5千年比天高比海深的文化沉淀，有一批接一批层出不穷的勤劳而智慧的中国文人。最近一个小小的麦家在世界文坛上引起的轰动，让外国作家刮目相看的程度不就鲜明地表达和述说了我上述的观点吗？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许多有名的外国文学家纷纷到中国来访。当他们/她们真正准确地了解到中国的文学现状以后，都禁不住惊讶地发出发自内心的感叹：“唉！世界上没有的好作品，中国也有啊！”
就拿陈忠实写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来说吧，里面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一环扣着一环有机地相连。借一位小说评论家的话说：“小说《白鹿原》 即描述了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又反映了民生经济的冲突，即揭露了剧烈的民族矛盾，又揭示了宗法背景下的家族纷争，即有从乡村文化伦理的纠葛到人性欲望的争 斗，又有风云变幻的历史。”我再加上一条，里面还穿插着偷情的故事。
就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来看，读《白鹿原》主要欣赏小说中那些对秦地乡村文化与当地村民生活质朴清淡的描写，欣赏小说中对人物活鲜鲜的叙说和那种跳跃性十足，即复杂又迷离的故事情节。
在《白鹿原》这部小说里，陈忠实用朴素的语言，到位的描写，恰当的比喻，有时夹杂着当地的土话，把一个又一个即有联系又各有特点的故事描述的像一匹匹在绿色草原上狂奔的骏马。每匹骏马虽然都有它自己美丽的皮毛和动作上的奇特，但就个体而言突显着凄然和孤单。好在这些俊马组成了一群狂奔的马队，让人看到了个体美的同时又看到了整个马队的大气和云一样的飘然，让人看了就着迷，就心跳，就越看越想看。
写完了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我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下面我补上点内容，希望朋友们喜欢。
提到陈忠实，不免让我想起贾平凹，尽管贾比陈小十岁，尽管陈忠实在1965年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时贾平凹还在小学里流着长鼻涕。就作家的出身和作品的题材来说，陈忠实和贾平凹雷同的宛若一哥一弟。两人都生活在有八百里秦岭的陕西，两人都没有大学文凭（工农兵大学生和后补的学位不算），两人把写作的眼光都投在了乡村生活，两人都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农民出身的文学家。在发表作品上，陈忠实花去了近十年时间用在精雕细琢有五十万字之多的《白鹿原》上，而就在这十年的时间内，贾平凹在干什么？在这十年期间，他花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商州》和《浮躁》，在后来几年他天天闭门不出，在家里正反复斟酌那本给他带来苦恼的四十万字的长篇《废都》。
他俩还有一点非常相似。1992年在《白鹿原》发表之后，陈忠实除了获得一片赞美声之外，还不得不忍受一阵强过一阵的义正词严横眉冷对的叫骂声，毕竟那时候小三小四现象还没有盛行，毕竟那时候社会上正进行着五讲四美的运动，毕竟那时候大家谈性色变 。书中仅凭“那女人的胸脯突然像两个鸽子从衬衣内飞出”这一句话，就羞得读者装腔作势的遮眉捂眼，手指之间的缝隙竟然又宽又大。以至于在以后的矛盾文学奖的评比过程中，陈忠实不得不忍痛割爱，把《白鹿原》中那几千字描写性爱露骨的一段删去。而贾平凹在这一点上还不如他的大哥陈忠实，他那《废都》在1993 年刚一发表，头上就飞来了砖头，江湖上还给一绰号——流氓作家。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段陈忠实的故事。大约在1982年吧，中国著名杂志《当代》的一位小编辑突然来访，请求陈忠实能不能写一篇中篇或长篇小说什么的。当时陈忠实二话没说，拍着自己那干巴巴的胸脯一口答应。自那以后，一年过去了，没有动静，二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声响。要说还是这位编辑有含养功夫，竟然在默默地等了5年后，在仍然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不急不躁，谈笑风生。当时他摇着头在心里想：“这也难怪。有的作家出口成章，有的作家肚子里的货有限，半天拍不出个屁来。陈忠实可能就属于后者吧！”
慢慢地这件事被那位编辑给遗忘了。在那个年月，时间过的飞快，天天有变化，日日出新彩。1992年的时候，那位小编辑已经不是昔日的小编辑，今非昔比，估计至少官升三级，肚子肥的鼓起。一天的白日，正当那位编辑在办公室里闲事生非地哼着小曲，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一步登天的时候，“叮铃铃”电话铃响了。
这位编辑便慢条斯理地拿起了电话，没想到电话里传来了外乡人急呼呼的声音。
“喂！你是编辑xx吗？”
“是啊！你有什么事？”
“我是陕西的陈忠实啊！”
“谁？”
“就是你约我写小说的西安老陈啊！”
“啊？是你啊！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啦！最近好吗？”
“还行！你哪？”
“还凑付。你有什么事吗？”
“有啊！你约我写的小说我写完了。”
“终于写完了。是中篇还是长篇？”
“长篇。”
“好啊！我请示一下领导后，做火车去找你。等我的电话。”
“好！好！好！”陈忠实激动地紧握着电话，仿佛求急时握住了领导的手。
自那以后，陈忠实就开始了耐心地等待。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陈忠实接到了那位编辑的电话，说是已经到了西安城，并约着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那时节，陈忠实比他现在的名气可差的远了。他基本上都住在老家——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我记不清那天陈忠实是坐公共汽车呢？还是骑自行车？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当天的下午和那位编辑在旅馆里见了面。经过一阵寒暄后，陈忠实哆哆嗦嗦从怀里掏出一个大纸包，递给了那位编辑，语重心长地说：“你把它保存好了，千万不要出差错。我给你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我给你的是我的命啊！”编辑接过那个纸包，马上小心谨慎地放在了手提包里，还上了锁，一本正经拍着胸脯，严肃地说：“我就是把自己给丢了，也不会丢掉你给我的东西。”
就是这个纸包，最后变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当它连续在《当代》文学杂志上刊登后，简直像一颗重磅原子弹在文化界爆炸一般，冲击波和放射线瞬间波及了工厂和农村，波及了乡村和城市，波及了中国每一个角落，变成了影响了人们在那个年代的文学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