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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国共之争 (03 / 14 )
目录
1、舆论战
2、七七前的中日战场
3、国共从十年对抗到合作
4、抗战全面爆发：七七和八一三
5、抗战初期的退却阶段
6、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7、正面战场
8、敌后战场
9、伪军
10、磨擦
11、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12、与日、伪接触
13、资源和代价
2、七七前的中日战场
复杂的中国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组成成分
在普通人看来，那时候的中国是很明确地分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两部分的，而且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第三个部分了，干干净净。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从政治组成来看，早先的不说了，就打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所管辖的地方起初差不多只有江苏、浙江、湖北、湖南一带。湖北湖南和浙江江苏还是有国民党的两派分别管着，分成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并且互相开战。就连广东广西这块国民党的老家，也不听南京政府的。虽然后来南京、武汉合流了，蒋介石却被赶下野了，桂系成了蒋介石的对头了。等蒋介石用政治手段挫败了桂系，重新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进行第二次北伐，跟桂系一起联合西北军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击败东北军之后，总算宣布中国统一，但南京政府还只是在行政上表面覆盖到大致在关内的地区。接着又发生跟冯玉祥的中原大战。
在这之前基本上都没有共产党的份，可是到了这时，共产党的武装割据已经遍布南北，形成威胁了。即使这样，国民党内部还不停地兵戎相见。两次将桂战争，两广事变，福建独立，一直接连不断。国民党勉强才算作是一个完整的党派，国民政府却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这里还不算当时各种各样的党派和帮派，谁都管不住谁。如果笼统地讨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具体作为是应该算作谁的，认真一点的话，还是真要下点功夫的。好在1938年起，蒋介石一直担任国民党的总裁，从1932年到1946年一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中国当时军事组织来看，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是中日战场上的主要中国军队。这句话有点别扭，理由是因为“主要”这个词，首先有人不认为两者都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本文的目的，已经在前面并且还会在之后的篇幅里讨论，所以感觉别扭没有疑问。有疑问的是把两者都说成了“主要”的，那么还有哪些中国军队是主要的或者还有哪些军队是非主要的呢？有人会说是“飞虎队”、苏联空军志愿队、朝鲜游击队。他们都不是中国军队。在中国的武装力量中，有相当大部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一时或全程，积极或消极地同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共产党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按不同的标准，要么可以划到国民党军队要么划到共产党，要么两者都不是。这里又要提到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材料了，这实在太重要了。而且，不光有历史观点的愿望，历史知识也绝对重要。然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不管是身处何地，年幼和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总是很纲领性的，当然这是比较客气说法，说实在的，教育并不会把全部事实说出来，或许由于意识形态，或是由于教育资源，或许也由于学生的能力和精力，或许其他的什么什么。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其结果就是当青少年的头脑被划定了框框后，就会从社会和舆论给出的不完整的内容中按照他们已经形成的偏好，有选择地做出选取和排斥，加强他们的偏好。当舆论中混杂一些相互对立的、强烈对比的内容是，他们的偏好可能成为极端。随着影视产业的产量和作用力的加强，当代人又十分偏重于娱乐性的“历史知识”，更加容易让人把简化了的、片面了的、夸张了的、篡改了的历史当作美味吸收进头脑中。然而，历史绝对不会是像任何一出电影里表现得那样，至少不完全那样。
回到中国军队的一些组成部分，先举几个例子看看它们是属于哪个党的部队。
比如东北军，当时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中央时，他的那些由他爹收罗的各个山头的部队心里并不都服从。九一八后撤到关内的部队中的很多部队并不愿意执行派给他们的剿灭红军的任务。加上数次失败损失后没有得到补充，更是心生怨气，大部分高级将领是赞同西安兵变的。加上有相当一部分部队和将领跟共产党私下有联系，有的后来干脆与东北军的编制脱离了，那么，应该认他们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或是第三方军队呢？至少不能一概而论。
再看东北抗日义勇军，基本上来自留在东北的东北军。九一八后东北军中有的没有能撤回关内，有的不愿意执行撤退命令而自行留在东北根日军作战，其中有一部分是东北的警察部队、地方武装和武装起来的民众。东北抗日义勇军原本照理是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可是后来抗命后就跟中央基本脱离了关系，不能完全算是国民党军队了吧。至于后来，他们的一部分被击溃，一部分被日军和伪满政府收编，一部分逃到苏联，剩下的有一部分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完全成了共产党的部队。
西北军也不是一统的部队，中原大战时，由冯玉祥率领跟蒋介石打，陕军里的杨虎城又帮蒋介石跟冯玉祥打。蒋介石战胜后，西北军服从了中央，可是内部还是各干各的。吉鸿昌认为蒋介石不抗日，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长城抗战时跟西北军其他几部组织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长城抗战后自己率军要占领北平，后来被处死，部队被收编。西北军中很大部分与中央离心离德，才有后来的西安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军各部分也几经来回在各个编制中编来编去。石友三的那部分也自己乱跑，先打了一阵子日本，后来怕受损失不怎么行动了，说要和共产党合作。没过多久，就进攻八路军，被八路军打败后从察哈尔退到山东。此后又看中了日本人许诺的河北省省长的职位，准备投降日本人。结果被蒋介石密令逮捕、处死。这样的西北军怎么划归。
当然了，那些在编制上、指挥、效力方面有空隙的部队中，国共双方都想挑选能打的、有功的部队认作自己的部队。现在一般人的认知是，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外，一切国民革命军编制里的队伍都是国民党军队。这其实是大多数人对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战斗序列和战斗序列以外的大量杂牌军、地方军队、民间武装和法外武装的普遍不了解，没想过甚至没听说过。虽然这种认知实属粗浅，但是为了便于问题的展开，还是只能先避开一些细节，从粗略的区分着手，到了有必要时再因时因地加入各种中国军事力量的在抗战中的作用分析。
东北战场
还是从九一八开始。在日军开始进攻后，沈阳驻军发出的命令是“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大部分部队撤走，只有一个团因未及时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边抵抗边后撤，突围脱离接触。接下来的两天，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主要城镇大部分被日军攻陷。长春地区部分东北军自发抵抗不足一日，长春陷落。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率部投敌，
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请求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张学良在北京对日本新闻记者说他发出的命令是”...无抵抗之能力，且又无交兵之理由，是以绝对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为...”。蒋中正在南京说“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
虽然张学良的不抵抗后来受到国民政府的批评，但未见有任何处理。按照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个不抵抗的意图是来自上级的。有没有中央的命令张学良都是在执行上级的意图。这件事到了七八十年后，张还是吞吞吐吐，直到终老。
之后的三四个月，黑龙江的部分东北军与日军发生了战斗，主要有马占山指挥的的三个旅在齐齐哈尔，从吉林撤出来的李杜在哈尔滨进行了保卫战，但因实力悬殊，两城市都失守了。至此，原东北军的1个陆军师、3个陆军旅、18个独立步兵旅、1个独立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3个独立炮兵旅、2个独立炮兵团、1个工兵团、2个工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个辎重营等等共19万正规军和4个大队262架飞机的空军，3万吨舰船的海军除小部分损失，小部分留在东北抵抗外，至少有6个旅投向了日军。
此时，一二八事变已经发生了。
1932年1月，日本僧侣、浪人和侨民在上海与上海的工人和居民的发生冲突，日本人乘机扩大事态，派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当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发现驻扎当地的十九路军的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有抵抗日军的企图后，曾下令十九路军撤离换防。可是，军事冲突已经形成了。由于日军多次派出增援部队，蒋介石立即派出中央军第五军到上海增援。双方投入的兵力从一开始日军1800海军陆战队以及40多架飞机，数十辆战车和23艏军舰，增加了从本土调来2艏航空母舰和12艏其他各型军舰组成的舰队和7000海军陆战队。国军从一开始十九路军驻上海的2个旅，在战事扩大后，增调十九路军的另2个师，加上来增援的第5军一起参战。为增加后备兵力，正在剿共的第18军也从江西调到浙江。中日双方都不愿意发生无限制军事冲突，数次由英、美出面调停。国府也在十九路军在闸北获得突破性优势时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以利于调停。最后事变以外交解决，双方按照《淞沪停战协定》回到大致先前的位置，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区。受命撤出上海的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在与红军作战失利后与红军和谈停火。十九路军为此与中央翻了脸，联合粤系和桂系反蒋，发动兵变，建立独立政府。最后被击破，番号被取消。这样的部队就算做是国民党军队吧。
一二八事变本来是出于日本侨民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所引发的偶然事件，但是在事件加剧后日本想乘机扩大在沪的驻军规模，压缩中国主权，打击抗日情绪。而国民政府是要尽量维持原状，保持上海地区的主权和减少日本驻军。因此，一二八抗战实际上并不是国民政府的意图，但在事变扩大时，中央还是增派部队以争取外交解决的平衡。然而，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际，共产党正是由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主导，虽然共产党在上海鼓动抗日情绪，组织民众成立救护队、义勇军，发动募捐和宣传，但是同时却认为十九路军的抵抗和国民党一些派系和民间组织的抗日主张是反动军阀、政客、工贼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愚弄人民的把戏，应该号召民众和士兵，发起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为此，同时红军发动了赣州战役，妄图乘一二八事变之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虽然依赣南地区及附近红军可发动的的力量（约万人左右），冒险发动攻打赣州这样的主要城市没有什么把握，当然另一方面也没有对增援淞沪战场的国军产生多少牵制。可是最终的结果是不但红军受损失，而且共产党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被动，给蒋介石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根据。而王明则在三年之后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长征途中被排出了共产党党中央的核心。
一二八事变平息的同时，东北全境的主要城市全境连带热河被日军占领，留在东北境内的抗日抵抗力量主要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成有多个不同的来源。主要有原东北军正规部队中没能够撤出东北的和不服从撤退命令的部队，东北的地方部队和警察部队，已经退出军界的原军人特别是军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占山为王的胡匪，民间的社团特别是有武器、有拳脚的社团，以及东北各地和全国各地投奔东北义勇军的各界人士，包括许多青年学生。东北义勇军的总人数在1932年达到顶峰时，约有20万人。
东北军正规部队中有马占山的黑龙江省防军，有2个骑兵旅、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丁超、李杜的吉林4个旅和收拢的被日军打散的其他吉林部队，称为“吉林自卫军”。苏炳文的黑龙江3个步兵旅和一些黑龙江残部，成为“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的吉林的3个团和收编的胡匪，归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系统，编为“东北义勇军第六团”。唐聚五的辽宁的一个团加上各县的警察大队和大刀会、红枪会，先称为“辽宁自卫军”，后归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为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还有由王德林的一个营，吸收延边一带的民间武装社团成立的“国民救国军”。原警察部队的有黄显声和熊飞带领的辽宁省及沈阳市和周围各县的警察部队。
已不在编的军官和一些政府行政官员有的有军校背景，也有军旅经历或者社会影响力，因为没有自己的部队，一般担任组织领导和参谋工作。收编的胡匪，民间的武装社团和各地青年则是分散地来自各地。
自九一八后几个月，东北抗日义勇军逐渐形成，并主要成为三个系统：东北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整个义勇军并没有一个共同的领导，也没有从国民政府得到给养供应，军事上也不再受国军的指挥或者协调，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加上没有巩固的、具规模的根据地，自然环境险恶，斗争十分艰苦、危险。义勇军的经历和结果在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十分令人惋惜的。在经历了数千次大小战斗，杀伤数万日军和数万伪军后，义勇军自己伤亡了近十万，投降了约四五万，脱队了约五六万，一小部分退到苏联，一小部分绕道进入新疆，一部分退到热河参加“长城抗战”，到1933、1934年间，留在东北的人数不足万人。
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因为条件的恶劣和军事力量的不足。这20万人的义勇军由于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组成成分又是各种各样，各部分的组织、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不一致，在当时的情况下义勇军还是很脆弱的。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切记不要把当时的斗争用现代影视控的头脑，看成是清一色的舍身忘死、唯求杀敌的一群义士，在面对青面獠牙、只知杀戮的日本兵、伪军做一场酣畅淋漓拼杀的画面。切记要从潜意识中排除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预设。义勇军当时不知道这场“事变”会延续多久，国联从中调停会不会有结果，也不知道六年后中国会发起全面抗战。
九一八时留在东北不愿撤退的部队，很多并不完全是为了与日军决一死战的。一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愿意离开故土。一旦离开了东北，即使国联调停有成果，对日本有节制，部队也不一定可以回东北了，或者三年五载回不了家乡了，这和以前入关军参加阀混战是不同的。那时是拿足了军饷，打得赢在关内捞一把，把不赢退回关外还是过原来的日子。现在要是留在东北，以后还是驻守在家乡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至于留下来难免要和日本人打，那出于义愤，当然打。同时，国联在调停，弄好了打不大，打一阵子出出气，以后再相安无事。军队么，总是要打仗的，这么多年就是打过来的。
可是一旦打起来了，就要考虑如何保留住部队。一旦部队损失到一定程度，在没有后备和补充，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可作修整的情况下，可能很快就失去生存能力。所以部队的损失必须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另外，占东北义勇军主体部分的是东北军和东北的省防军、警察部队。他们不像国军中央军，更不像红军，不是革命部队，甚至算不上国家军队。国家军队怎么样也要有个国家责任的灌输和约束，革命军队更进一步。国军在政治上虽然比不上红军那样严密，但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够得上革命军队的。它的军官和士兵时时要受革命（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思想的教育，并且在部队中有固定的政治机构和国民党组织机构。红军就更不用说了，每个连以上的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即支部建在连上，政治首长与军事首长平级。革命军队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牺牲精神，当然各个部队是有区别的，但是要自行其是，随意扩充和改换门庭是要受严厉处罚的。相比之下，东北军就相当的局限于为个人负责，这么说也是句客气话。说白了它的主体人员，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首先是把这一行当作谋生、养家、发达的手段。再高的精神支柱致多是荣誉（取胜愿望）和江湖义气（同等级和上下级之间情义）。
这样的部队在困难到无法应付的时候，会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住弟兄们的性命和饭碗，保住军官们的资本，寻求不得已的“下策”或者识时务的“上策”，或者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为借口寻求“权宜之计”。日本人早就把这些情况摸透了，于是，大批抗日的队伍投降了日本人。就连在九一八后领先抵抗日军进占黑龙江省，在1931年10月的江桥战役中给予日军严重打击的马占山也在1932年2月投靠了日军。虽然在当年4月又秘密逃出，他的许多下属要么没有随他逃出，要么不愿加入他组建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了。其他还有一些义勇军将领，如丁超、程志远、王之佑等也都率部投靠了日本人。
在九一八后不久，日本在东北的军队不多，大致只有关东军3万人左右，还没有招降多少伪军，整体战斗力还不强，因此义勇军有较大的发挥空间，成绩不小。之后义勇军得到的物质援助不足，中央和原东北军基本上没有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等民间组织靠筹募难以支持战争开销。张学良虽然暗中一直支持这两会，但在财政上只能筹划对他们在北京的组织人员不一些津贴，不能擅自支援战争，也没有财政能力，所以就以“要听候南京的主张”来劝说在北平的两会人员。处于这种孤立的境地，义勇军大致只坚持了一年多就基本无法再战，几乎消失了。也正是此时，共产党开始向东北派去干部以加强党组织和创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抗日军事力量，比较著名的有杨靖宇、杨琳、赵尚志、冯仲云等等。
一开始时组建多个小规模的抗日游击队，逐步扩大。同时收编义勇军残部，和对伪军进行策反。在义勇军失利低潮后，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渐渐扩大，分散的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共6个军。到1934年包括这些部队在内的17支抗日武装成立了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到1936年，统一建制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抗日联军所面临的困难比先前义勇军还要大。关东军从九一八起，扩大了二三十倍。加上招降的和伪满洲国成立后新招募的伪满洲国军，最多时人数超过百万。抗联同样也很难从关内得到物资和人员的补充和支持，物质上十分紧缺。加上日本人又开始在东北广大居民中实行了联保、连坐制度，并把居民、村民强行移居建立集团部落，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困难。起初，抗联在采取了相互配合的游击战后，主动性有所发挥。但是经过日军伪军联合讨伐之后，大量的抗联部队被压缩到山区和林区。东北冬季的气候十分恶劣漫长。在冬季，游击部队只能依靠山地或者森林作掩护，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一旦出了森林和山地，必然留下行走的痕迹，对于隐蔽作战，隐蔽脱离极端不利。在冬季又必须要有房屋之类的居住条件，还要终日生火取暖，进一步产生了暴露的危险。这样就使抗联一直在持续相当大损失的情况下坚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就连杨靖宇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在战斗中牺牲。抗联在建制的总人数一直没有超过过3万人，有的部队有时还不得不转移到苏联境内暂避。
即使这样，抗日联军还是不停地打击日军和伪满军，牵制了大量的日本关东军入关或派遣往太平洋战场。关东军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最强盛时期的总兵力为31个师团，共85万人。直到1944、1945年间，在太平洋节节败退和在中国战场及滇缅战场大量消耗兵力，本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即使有着11个军的伪满军队协助，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一直保持在16到24个师团。在那个阶段“苏日中立条约”还一直有效。所以，东北抗日联军在牵制了一半以上甚至四分之三的关东军兵力的作用上，功不可没。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东北抗日战场上是一个逐渐演变过渡的过程。起先，抗日义勇军是自发的抗日部队，没有国民党的领导，而且还部分抗拒了来自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但是直到逐步过渡到抗日联军起，还不能算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后，整编了的抗日联军就是完全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了。
长城抗战
九一八之后，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之后又占领了热河省。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和驻华北的西北军和中央军等一部分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据以华北一段长城的险要地势，在各个隘口驻守部队，日军一时不能再前进了。等日军占领了东北所有的主要城市，在东北又增加了部分兵力，其目光继而投向了华北，开始不断在双方军队交接处制造事端，纠纷的规模也不断增大。在发生几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后，中日双方为了都不愿意在此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因而签订了《塘沽协定》。军事上的冲突平息了下来。这一段发生在1933年1月到4月，长城一线的战争，就称作“长城抗战”。
虽然在长城一线有不少战斗，有规模的只有几处，例如在山海关、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南天门。
日军和伪满洲国警察部队首先在山海关附近不断滋事，寻机开战。1933年1月1日双方接火。到1月3日，中国山海关的东北军不敌，撤离山海关。这场战斗成为长城抗战的开端。
3月4日，日军进攻喜峰口，驻当地的西北军有宋哲元的29军、冯治安的37师、张自忠的38师。日军有两个旅团参战，有二三十架飞机协同作战。在日军几次进攻后，喜峰口外围阵地失守。为此中国军队发动大刀队冲锋和夜袭战，阵地稍稳。但此后经不住日军猛攻，17日喜峰口失守。中方宣称共歼敌数千，为喜峰口大捷。据日方资料，日军伤亡为二三十人。之后日军进攻罗文峪，未得逞，两军在罗文峪形成对峙。
在3月4日日军攻占了承德之后，撤退的东北军在古北口外与日军再战，中央军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的关麟征率杜聿明旅和张耀明旅前往古北口接防。3月9日发生激战，战至3月12日退到南天门，得到十七军第二师的增援。14日又得到十七军第八十三师的增援。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在多次进攻，中国军队损失惨重，战至5月11日，南京下令撤退。5月19日部队撤到北苑，古北口战役结束。
由于日本天皇担心在还未准备好之前战事过于扩大，造成损失，命令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一线。中方也担心战事继续扩大会受更大损失，并要把主要兵力用到南方剿共。因此中日双方暂时收缩军事行动，在5月31日签定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撤离长城一线，行动进一步受到限制，在华北中国几乎无险可守。日本得到了有利于继续向华北压迫的态势。
长城抗战爆发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才一年多，人们还处在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羞辱和愤怒中。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民众中有相当程度的支持抗战情绪，声援和募捐踊跃。长城一带作战的部队被誉为“义勇军”。中国军队的战绩被每每夸大，各种报纸此呼彼应。共产党影响和掌握的书报、演剧、电影、音乐界助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推出了许多救亡作品，著名的有歌曲《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
虽然中国军队的战绩只可以说是微弱，自己的损失却不算小。此次作战一方面受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赞成和支持的，但也受到限制。长城抗战差不多是自九一八后，到七七事变为止，除了东北地区的自发抗战外，唯一的对日作战。
借着塘沽协定的成果，日军又继续在察哈尔和绥远制造事端，以向南扩张，步步蚕食中国在华北主权。1935年1月又制造“察东事件”，以伪满洲国军和西北军29军的矛盾，要求中国军队撤到察哈尔长城以西以南，日军进驻察哈尔长城以东的一些村庄。1935年5月，日军以四个无护照的日本人进入张北县进行测绘地图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人员被暗杀为借口与中国政府密谈，最终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按协定中国军队撤出冀东，停止向察哈尔移民。伪蒙古国在察哈尔建立“察哈尔盟”。中国在华北的一些军政官员被撤换，中国反日人员的行动在华北受限制。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又后退一步。
1936年日军继续鼓励被拉拢的地方武装李守信部队和伪蒙古国德王部队等伪军武装，试图到红格尔图、土城子驻军。当地傅作义的晋军第35军一直持克制态度。当形势渐紧，得到蒋介石准许的阎锡山的增援后作了对应的准备。在1936年11月，在百灵庙等处中国军队与伪军发生战斗。中国军队以杀伤数百人、俘虏300人的战绩获胜。接着又在锡拉木楞庙等处发生战斗。伪军部分部队反正，中国军队杀伤伪军约500、俘虏约200人。这场被称为“绥远抗战”数场战斗在1936年12月结束。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有计划有准备的一次针对敌伪的战斗，由于对手伪军的战斗力较弱而获得了瞩目的战果，因此大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也诱发了“西安事变”。
20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