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东老家
父亲的老家在川东的涪陵山区，地处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口，也是武隆、彭水以及贵州地区山货物资进入长江的重要口岸。父亲的家人们后来的居留迁移活动，也不外乎于这三地之间。涪陵是进入重庆、武汉、上海的必由之地，不但山里的货物，就连家里的人出去闯世界，也是从涪陵开始的。
离涪陵县城不远，位于长江之边有个义和镇，黄家祖籍便在附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一个叫做鸭子坝的地方。黄家的兴旺是从父亲的祖父进士及第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清廷委他以贵州镇江、同仁等地道台之四品官衔，他的几个孩子后来也以读书为荣，大儿子北上念京师大学堂攻教育与政治，二儿子东赴南京就读于中央大学立志电机工程。曾祖父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他家境殷实的大哥膝下无子，便将大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过继到长房继承家业，我的父亲就成了黄家的长房长孙，小小的年纪，备受家人的宠爱，童年还算是幸福的。
据说，只是在他年幼的时候，惊险过一回，有一次山里的土匪下来抢大户，“绑票”索要赎金，一共掠走黄家五口人，父亲也是其中之一，祖父要求家族卖地卖田赎人，可并不是家家都愿意破这个财，祖父使用了家长的权威，逼迫被绑家庭出钱出力，卖地卖田凑钱，害得很多亲戚记恨他。有了这次事件，祖父认为，要好好地保护家人和财产，必须要有自己的枪杆子，于是买枪招人，拉起了自己的武装，居然也建起了碉楼，以此看家护院。做梦也不曾想到，对新政府而言，民间拥有枪支，是万万不能允许的，祖父此举无疑给自己带来“反动武装头子”的罪状，遭来灭顶之灾，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
黄家是重视教育的，从中了进士的曾祖父那里往下传，后代们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由于涪陵教育水准的限制，父亲年幼离家，到重庆求学，在加拿大传教士教会办的“求精”中学读完了高中，之后便追随姐姐，考入国立贵州大学电机系，不知是水平不够入知名大学，还是为了与姐姐在一起，总之，他进了贵大。由川入黔，父亲走过了曾祖父入黔为官的道路，沿着乌江，没有官轿，乘坐了现代化的燃烧木炭的汽车。父亲的姐姐在贵大就读工商管理专业，那时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鳞角，尤其是女子，十分难得。
父亲解放前的生活是如此之美好，在山城重庆的求精，以及贵阳花溪河畔的贵大时光，可谓风华正茂，偶尔在暑期回乡探望父母，也总是城市大学生们时髦的西装革履，贼亮贼亮的牛皮鞋十分晃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的远房表弟从台湾回家乡探亲，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乡人眼中的父亲形象。对于这位翩翩少年，亲戚以及家中同龄的表兄弟姊妹们，都说大少爷他很高傲，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隔阂就像不可逾越的鸿沟，让他高高在上。
我在重庆念大学的时候，在鹅岭公园看见了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父亲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了激烈的空战。父亲的学生时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战况惨烈，陪都重庆时常会遇日军空袭，国军几乎没有空中还手之力，苏联红军飞行员担当了重庆空防之重任。每当日军来袭，他们这群不知胆怯的中学生，空袭警报响后不钻防空洞，却在山上观看苏联红军飞行员与日军激战，全然没有安全意识。
然而真正对战争残酷性的了解，却是在贵阳的一次经历，父亲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年日军攻占东南亚以后，为了其补给线的侧翼安全，派遣了一支部队向西攻击贵州独山县，由于当时国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轻易便占领了独山。远在独山西北的贵州首府贵阳市，也算是云贵高原的重要城市，当时人人都以为日本人要打贵阳，随着城防司令汤恩伯将军部队的撤退，这座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就像一座死城。父亲在贵大的教授是汤司令的顾问，父亲随教授回学校取东西，在吉普车里所见的空城令人毛骨悚然，市民大都逃离，只有一些门上的字条在等待日军。字条上所写，皆为祈求占领者不要破坏家产，屋内东西可以任意取用，请保留房屋完好的期盼。字条上还告诉日军，祖辈置下的家业是如何的不容易，幻想着占领军的仁慈。老百姓的天真无助以及战争的残酷跃然纸上。
最终日本人也没有打贵阳，他们止步于独山，也许面对这样的一支中国军队，他们的侧翼已经足够安全。不过这也让陪都重庆惊慌了一阵，据说这是日军攻陷离中国战时首都最近的地方。
两年以后，日军投降，二战结束。父亲也从国立贵州大学电机系毕业，开始找工作，像大多数人家一样，家里还是希望他能继承家业，至少能够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找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投出去的简历犹如石沉大海，除了遥远的台湾新竹棉纺厂，寄来聘书，要雇用父亲作他们的工程师外，再就是北方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城市急需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当时的主要工业都集中在东北，是日本人经营满洲国多年的结果，大学毕业生只要愿意，招工单位马上要人，并发给北上的路费。可是因为国人正在担心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内战烽烟四起，共产党发起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辽西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的几大战事，又将刚刚战胜日本的中国大众推入战乱之中，南方青年宁愿在老家呆着等待，也不愿冒险离家。父亲当时最青睐的工作是国军的雷达兵，据说那时学电机的大学毕业生一入伍便可获上尉衔，不知是因为二战后雷达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人才奇缺之缘故，还是国军前线告急，急需年轻军官，上尉衔的诱惑也是很大的因素，父亲告诉我，他向部队递过了简历，要是有聘用的话，他是一定会接受的。另外，在当时找工作的人们之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参军便是端上了金饭碗，入职金融银行业则犹如有了银饭碗，再不济就是进入国企，也可以有个铁饭碗。
国府可能已经预见大势已去，准备撤迁台湾，因而投资建设和工作的机会都在台湾。父亲在家里等了不短的时间，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就决定接受新竹棉纺厂的聘用，开始准备前往台湾任职。就在临行前，新的工作机会却来了。国立柳州铁路局打算聘用父亲做他们的工程师，面对这一理想的铁饭碗工作，父亲没有犹豫，立即接受了这个工作，放弃远赴台湾的计划，从此离开了老家，去广西赴任。这一离别，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竟成了父亲最后一次阔别故乡，整整六十多年了，父亲再也没有重踏故土一步。
民国政府晚期的贪腐和治理经济的无能，再加连年战争耗尽了国人对政府的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已是风雨飘摇，一触及溃，除了社会各界政治团体对现政府的不满因而鼓动游行、罢工、罢市等雪上加霜的难题，空前的通货膨胀，更是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根基，经济政策失败，成了社会生活的普遍担心，连工薪阶层都体会到了物价飞涨恶果。得益于国企的优势，父亲公司发薪水的日子，并不在财务处领金元卷薪水，一大早便去柳州飞机场，等待南京运来银元发饷的飞机。在机场开包领得薪水的员工，立即购置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一到下午所领薪酬就会缩水一大截，可见通货膨胀威力。
还未成家的父亲，领得的薪俸自然不能去买那些东西，也不能听之贬值，父亲告诉我，他一领到银元，立即去了金店，首饰、项链等物品成了他的保值品。然而，到我记事以后都没见我们家有多少金银财宝，并不是因为文革抄家丢失了，而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患病期间，用这些东西换营养品补身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