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我妈生于苏州一个封建大家庭。有关她儿时的情况我不清楚，只有一点，是她亲自告诉我的，那就是她激烈反对裹足。
“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封建礼教下，小姑娘是不用念多少书的。 念完小学后，我的外婆希望她不必再念书了，在家学点家政，以后早早嫁人。我妈是我外婆最小的女儿，她迟迟不愿离家，一直到21岁才从苏州远嫁到浙江，海盐，朱家。朱家当时是海盐豪门，我在回忆祖父的文章中有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必重复。
我是妈的幺儿，她41岁生了我。 和我大哥相差18岁，和我最小的姐姐相差11岁。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我妈就是再盼望生一个儿。当时的社会重男轻女，听说她到庙里去求菩萨，菩萨居然应了她的愿，给她老来得子。
我就是在妈和5个哥姐他们的呵护中成长起来的。
我妈特别喜欢我，因为我是她求了菩萨得来的子。另个原因是我比哥姐小得多，他们都到外地工作了，我还在念小学。 所以，在苏州老家，和我妈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考上大学。
我妈年轻时曾经过着悠闲的日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她一辈子没有工作过， 家庭妇女。
日寇的铁蹄，破碎了我妈妈的美梦。 由于战乱，老家海盐是不能待了，亲戚们忙于到上海租界避难。 我家和其他人一样，带着全家老小，带着细软，带着两箱珠宝，来到上海租界，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
海盐老家，一说是被日本人烧了；一说是管家趁东家去上海避难，卷走了带不走的古董，字画，放火烧了老家。 无从考证。
我的父亲从小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热衷于旅游摄影，进出于舞厅戏院，不会经营事业。在这花天酒地的大上海，没有工作，只出不进，带来的积蓄也很快地被消耗掉了。从我妈妈的口中得知，爸爸有一个优点，仗义，疏财。 只要见到亲戚，朋友有难，他总是出手相助。 由于他这种性格，在我家最最困难之时，总会有人给予无私的帮助。
父亲看到家庭的经济状况渐渐难以维持，只能找工作就业。 他做过中学教师，银行职员，但微薄的工资难于维持当时巨大的开支。 妈妈当机立断，带着孩子们移居苏州老家，以减縮家庭开支，那是在解放前，我已经出世。 外公很早归西，老家住宅归我外婆所有。小女儿归来，她当然乐于接受。给我家一进住房，有7-8间房，足够我家居住，不用再付房租，从而节约了很大一笔开支。
我父亲后来也因脑溢血，早早谢世。妈妈更无经济支助，她勇敢地挺起胸膛，带领着我们兄妹6人，度过了十分艰难的时光。当时，我的大姐（护士），二姐（小学教师）已经工作。每月寄点钱回家，当然，还有一点首饰变卖，来勉强维持这个家。 我记得最最艰难是在解放前夜，有一年儿童节来到，没有钱给我买点什么来庆祝，一直等到我大姐下午送来了她的工资，才买了一块烧饼来庆祝我的儿童节，其艰难可想而知。
尽管艰难，妈妈毫无怨言，乐观面对。 到我长大之后，才体会到一个家庭中，母亲何等重要。她是我家的中坚，是我家的砥柱。 没有她沉着，稳健的掌握住这个舵，很难想象如何度过这个艰难时期。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面对她的孩子们，她必须付出，必须忍受，必须坚持，必须乐观。这便是女性的韧性，母亲的伟大！
解放初期，我的一个哥哥和我的三姐要进大学念书，没钱啊！这时一个我的堂兄接济了我姐姐的上学费用；一个我父亲早年的朋友，他在抗战时间去了重庆，我父亲把他的全家接到我家，供给吃住，那时我家经济尚可。解放前，他家去了香港，反过来接济了我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这都是因为当年我父亲的义气，豪放所致。
到1954年前后，我的哥姐大学先后毕业，工作就业，我家的经济状况慢慢得以改善。
自我家家道中落，妈妈一改以往的养尊处优的习惯，变得非常勤劳，节俭。 早上要出去买菜，回来清理内外，准备中饭晚餐。中间抽空要做点针线，给我做点衣服，还在后院重点素菜。 当经济稍有好转，我放学回家，她总把一份点心放在桌上。 常常是一杯牛奶外加两片面包。中间闲来，往躺椅上一靠，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好悠闲。可能她正在回忆年轻时候的美好光景。 收音机开起，常常放着软绵绵的苏州评弹，或侯宝林的相声。到冬季，晚餐之前，她总要喝一小杯烧酒，她自己泡制的，用玫瑰花瓣加上蜂蜜浸于烈酒中，泡上半年，等到冬季才开封，享用。明年春季再泡。
一年之中最最让她开心的是过年。 除了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 过年，必然回来探望母亲。妈妈为此要准备一周时间，她要做好多好多的菜，除了她的拿手红烧蹄膀之外，鱼和年糕是少不了的，“年年有余”，“年年走高”啊。 烧好的菜放在带有纱窗的碗柜内，当时没有冰箱的。
除了我大姐，那时她去广州工作，其他哥姐都回来了。妈妈在一张大圆桌上擺上满满的一桌菜，中间总是一只大砂锅，里面盛的不是鸡， 是金银蹄（一只白蹄膀和一只酱蹄），是我们的年夜饭。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四周坐定，妈妈居中。她看着她的孩子们狼吞虎咽，露出微微笑容，发自她内心的。过完了年，哥姐们又各奔东西，妈妈却累倒了，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只有我伴着她，给她递烟送水。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妈妈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 妈妈对我百依百顺，我要练字，她给我买毛笔；我要学绘画，她给我买纸张；我想养鸽子，她给我钱买鸽子；我想打乒乓，她给我买球拍。
我样样跟我妈学，7岁开始，我就跟我妈一起喝茶；12岁开始，嚷嚷着要学炒菜；甚至缝纫，结毛衣都要学一点。不男不女，呵呵！结了婚才知道有用。 我太太不会做饭，我教她；不会做菜，我教她。那时，我真感激我妈。不过，太太结得一手好毛衣。
文化大革命来临，她年事已高。我从学校回来，她主动和我一起“破四旧”，把以往的家具，书籍，一股脑儿送到居民委员会，只留下最最简单的生活用具。 她对我说：“要顺大流，逆世要亡。”她头脑十分清醒，冷静的对待这场人们不太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她说：“你外婆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动乱；我，经历过日本鬼子铁蹄的奴役，蹂躏，能活到今天是菩萨在保佑着我们。 除了命，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了不起。”她照样开朗地生活，但对外面的时局，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工作。 一度她想跟我去贵州生活，但考虑贵州当时生活条件过于艰难。汽车站下来，还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加上她是地主成分，在农村对地主要严加管制。我劝她还是留在苏州，上海为好。 她有点不太高兴，我看得出来。可能她喜欢跟我生活在一起，生活艰难与否，她从不去考虑。这使我常常感到内疚，我没有理解她的心情，我没有如了她的愿。后来，我从乡下调到贵阳医学院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由于接任教学任务很重，成天忙于读书，实验，教学，再也没有考虑妈妈要和我一起生活的问题了。
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终止了十年动乱，研究生制度又重新恢复，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在一片热烈的赞同声中，唯独妈妈冷静地对我说：“别考什么研究生了，你在大学教书不是很好吗？”我没有作声，清楚地知道做母亲的在心痛儿子，不希望我再去奋斗，拼搏了。
她的晚年，过得比较艰难。 她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变形，疼痛难受。到处寻访名医，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在忍受疼痛中度过余生。一旦我回去看她，总会带上几包好烟给她，红双喜，牡丹，中华，等等。 她平时很节约，总是抽大前门牌烟。 看到好烟，她挺高兴。
我念研究生期间，她一次胃肠道大出血，无法及时抢救，驾鹤归西，享年80岁。
到美国之后，我时时想起我妈，尤其在清晨醒来时，或在进入睡眠之前。我十分希望能在梦中和她相会。 遗憾的是，这几十年来，做梦从未遇到过我妈。 是否她还在生我的气？ 因为最后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