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是西方民主的崩溃元年之三：三权分立幻想的破灭
夏天的草
这是我自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就打算写的文章，但一直觉得有些关键问题还没有梳理清楚，在2015年6月看了有关李世默（eric li）的几个视频后，大受启发，以前的疑惑顿时消失。于是，便将我的心得用三篇文章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绝对自由的变态，教条民主的失败，三权分立幻想的破灭。我的目的是去除西方民主庸俗化、教条化和神化的外衣，从而使我们能好地把握西方民主的精髓。这样的论述将为martin jacques的一个观点作铺垫：当今世界正处于千年未遇的大的观念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将迅速地在10年内超越美国并在20年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本文是最后一篇，主要谈三权分立幻想的破灭。
三权是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力，而三权分立就是上述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彼此制约、监督，来保证权力不至于过分集中在一人或几人之中，避免权力的滥用，避免独裁政治。
乍一看，三权分立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但它却不能保证权力的高效利用；换句话说，三权分立主要是防止政府的过分作为，尽量使得政府能不作为，即保持政府处在小政府状态，而由市场来实现社会的绝大部分功能。这种制度安排就使得西方民主处于天然的自我矛盾之中：选举要求候选人不断赌咒发誓画饼许愿来博取选票，如果你实话实说告诉选民：选上我实际也干不了多少活；选民就自然会说，那我为啥要选你呢？选张三可能更好因为它答应要办更多事。当候选人当选后，他（她）面临的制度安排将使当选者作为很小，于是当政不久其支持率迅速下滑。几番下来，自然造成选民的失望、厌烦和参选兴趣的极大下降。聪敏的选民会发现，不管谁上任，既好不到哪，也对自己坏不到哪。选民兴趣的下降也造成了候选人质量的下降，此时，比得不是个人执政能力，而是忽悠能力和演技。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当选人的道德水平在逐步下降，他们说假话、赖账表演变得更加常态、更加冠冕堂皇。他们正实践着希特勒的名言：将谎言反复说上一千遍，谎言就将变成真理。为了维持执政的合法性，政治家寻求理念和信仰主导实践，而不是由实践来修正理念。结果是，政治制度日趋僵化，选举日趋情绪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任务是保持现状，因此上述制度并不会带来大的问题，相反可以保持社会的平稳前进。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主旋律，这就要求政府有更大的作为，但采用了上述制度无疑是自废武功，并成为发展的天然阻障。这还只是表面问题，其深层次的问题决定了这种制度必须要在新世纪进行重大调整，目前看来，这种调整苗头微乎其微，因此未来不可避免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权分立制度的基础有两个：第一是默认上帝的存在，第二是资本与金钱对其无害。
也许有人会不解，上帝的存在怎么成了三权分立制度的基础呢？大家不要忘记，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者是将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一核心理念作为出发点的。人生而自由这一重要权力是由上帝所天然给予的。如果没有了上帝，我们就需要来重新审视自由这个概念，我们就需要依照文化和传统来对其依不同社会条件来重新解释、定义。 这就是我在前面文章中将李世默称作是颠覆当今世界秩序思想家的主要原因。也许有的读者会问，尼采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宣判了上帝的死亡，而且有许多国家并不信仰上帝，这些国家为什么采用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呢？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的存在与作用，正是意识到上帝的死亡，美国就充当了上帝的作用，来推销自由和民主。因为美国经济长期执世界之牛耳，人民富裕，成为各国发展的一面很好的镜子。向老大和强者、富者学习是人类的本性，这就造就了过去的自由和民主浪潮。不幸的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西方民主制度在很多国家水土不服。更不幸的是，从2008年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损坏了美国这面镜子，消弱了美国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迅速地从二把手变成一把手的事实也拓宽了全世界的话语范围。单一自由民主的论调和思潮正在被无情的现实淹没。
最为严重的是，资本和金钱正无情地从基础上侵蚀着三权分立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讨论的并不是简单的官员受贿，事实上三权分立制度对于抑制专权及其相应的腐败是十分有效的，当然由于其天然的局限性，它无法根除腐败。我要谈的是三权分立制度面对资本和金钱表现出的无力，由无力变为顺从，由顺从而变成彻底地被资本和金钱支配。为什么会这样？这又是怎么发生的？难道这么大的事没有被发达的自由媒体和研究者发现？难道公众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竟会无动于衷？
各类非政府利益团体是民主社会的重大特征，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认为这是避免政府腐败的最有效方式。却绝对没有料到由资本和少数银行家控制的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机构悄然地通过立法将对自己最为有力的条件固化到整个政治体制中。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这些议员不是民选出的吗？他们怎么会干这些事情？很简单，你要想当选，必须花钱，必须的有人出钱供你竞选，这就方便了财大气粗的利益团体和个人的介入。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议员要干的话就是将对利益团体有利的条文整合到法律框架之中。那如何对待那些反对特殊利益团体的候选人呢？或者将之阻碍在选举之外，或者制造障碍让侥幸当选者无法顺利工作，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民主社会合理合法，而且坏事的成本极低。因此这些特殊利益团体或许不能绝对保证你当选，但绝对容易让你不能当选或让你干不了多少事。
长期以来，特殊利益群体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对所有的候选人都下注，因此不论谁当选，他们的利益均不会受到损失。如现在正当红的共和党候选人donald trump是个很富有的商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不因自己的共和党政治倾向而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一视同仁地给予赞助，就是为了给他的商业搞双保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这些特殊利益群体做事手法非常高超，他们总是将对自己有利和对公众有害的东西每次控制在一个很小范围，使公众感觉不到自己受到伤害，这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分数就可以说明，当分母（公众）是一个大数时，你用一个小的分子（伤害）得到的数一定是一个接近零的数，结果是公众对伤害的不介意。甚至，在短期内，公众还错误地以为自己受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克林顿临下台通过的一部废除限制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法律，短期内公众还得到一部分利益，但却直接导致了从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
另外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问题是美国民主常将某些在中国人看来是腐败的东西合法化。例如在小布什时期，副总统切尼将大量军购的合同给了和自己曾任职并仍有关系的公司。这在美国合法，但在中国恐怕会掀起轩然大波。这也是西方民主的又一弊端，人民在自由和选票中麻醉，有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不幸的是，这种幻觉将被未来更大的危机无情地摧毁。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画面。
对于发展中国家，我就不详细列举了，这方面腐败和政治失败的报道太多了。在印度尼西亚，民主造成了：一个苏哈托倒下了，千百个苏哈托站了起来；在菲律宾，腐败是社会的主旋律；在印度，腐败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了解印度的人都说，如果说中国有腐败的话，那么印度的腐败就是毫无底线和肆意嚣张。我去过印度，也曾听过印度一个中层官员酒后的腐败传经，当时就让我目瞪口呆。
francis fukuyama曾在苏联解体后写了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宣告西方民主的最终胜利，并将西方民主推向了一个终极宗教。要不就是全然无知，要不就是他低估了西方民主天然的缺陷，否则他绝不会如此轻率结论。这里我同意李世默的观点，21世纪将是一个多彩的世纪，多种多样基于各自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政治制度将纷纷出现，西方民主不是作为一种终结而是被各种制度所吸收。我们需要的是西方民主的精华，而不是僵化的形式。新的制度将是什么形式，我们并不知道，但考察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用孔庆东的话来说，孔子这个思想的现代版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只有用实事求是为指导，各个发展中国家在吸取西方民主精神的前提下，创造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制度模式。任何偷懒的作法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的三篇文章所作的工作，它是一个小孩的工作，目的只在于指出：西方民主身上那些绚丽的外衣如同童话里皇帝的新装一样。于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到底能从西方民主和自由观念中学到什么，怎样来学，怎样来用。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是一切旧的迷信会被逐渐摧毁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纷呈的多样化的时代，是一个同样会产生新的迷信的时代，是一个始终都会有千千万万的斗士去不断戳穿新的迷信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