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大选在即，九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时间狼奔豕突，烽烟四起。三个主要政党，各出奇兵，使出浑身解数，深入敌后，发动群众，争取民意，挖掘票源。
做了多年奴仆的选民们，忽然又产生自己是主人的幻觉，忙不迭地研究各个政党的治国纲领，看看有没有涉及收入支出的利害关系或限制民主自由的恶法劣律。比较来比较去，究竟该选谁？
在保守党，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之间，我对新民主党情有独钟。九三年第一次参加选举，便把选票投给了新民主党。个中原因，不光是因为新民主党是穷人党，更是因为这个党与我们中国人有极深的渊源。这渊源之初，可以追溯到一位叫朗宁Chester Ronning）的外交官和他的父母。
朗宁的父母是传教士，两人因神的呼招，心里火热，于一八九二年刚结婚便和朗宁的姐姐一起来到中国湖北樊城传扬福音。但是在炮舰保护下的传教活动，一开始便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由于医疗条件不好，两位年轻女士在数年中先后去世。朗宁的父亲眼看着失去母爱的子女，耳听着义和团“杀洋鬼子”的呐喊，霎时间乱了方寸。没奈何，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北美，定居在加拿大阿尔伯塔(Alberta)省。
朗宁的哥哥立志要继承他父亲在中国传教的事业，但不幸遭遇风暴，英年早逝。于是朗宁便义不容辞地于二十多岁来到他在中国的出生地办学传教。其时正是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中国青年，因着共产主义或三民主义的理想，舍弃荣华富贵，来到乡下，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宣传进步的文化，描绘民主的前景，其中有年轻的革命者，与朗宁惺惺相惜，成为至交。
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天下震荡。朗宁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便在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中，一个个慷慨成仁。朗宁义愤填膺，结果只招来政府的敌意，只好于一九二七年被迫回国。
(由此可见，早期的共产党人真是有理想，有热情，愿意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而赢得中外人士尊敬的仁人志士。据说杜聿明老怀疑郭汝瑰是共谍，常和密友说郭汝瑰身为国军高级将领，竟然一不贪财，二不纳妾。这样的人，必定是共党无疑。这从侧面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的人品。)
朗宁回国之后，便积极参与组建加拿大的第一个农民组织（阿尔伯塔省农民联合会）和其后的CCF党。这CCF党，便是新民主党的前身。朗宁为了为穷人谋福利，多次参选，可惜虽然屡败屡战，但终究还是屡战屡败。须知资本主义社会的选举，是要以金钱和大佬们做后盾的。当年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竞选，前者坐拥金山，有四个美国的竞选顾问，在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上狂轰滥炸，而后者却连在最便宜的报纸上登广告的经费都没有，所以大败。朗宁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一个人如果面对逆境，仍能挺身而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亮剑疆场，虽败犹荣。
（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可参看许国璋英语第二册中由Paul William Ryan化名Mike Quin发表的《The Golden Trumpets of Yap Yap》）
竞选虽然不尽人意，但朗宁的人品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却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尊敬和政府的认同，被派往重庆任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饮马长江之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个西方国家，拒绝和蒋介石政府南迁，将大使馆留在南京等待解放。朗宁等外交官目睹了国民党官兵败退时对南京人民的劫掠以及退兵后南京老百姓对南京旧政府和所有商铺的劫掠。也看到解放军入城后，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一个充满暴民的城市，似乎一夜间回归文明。美英加三国的外交官们相视而笑，都向本国政府作了对共产党的正面报告。可惜当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误解实在太深，外交官们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没有能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据说是最早承认这一年轻共和国的西方国家。朗宁于是便成了众望所归的第一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周恩来在北京重逢，抚今追昔，分外亲切。（附上总理接见朗宁的照片一张，两人说中文，后面的翻译不知道该做啥。）
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五零年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害得中国与联合国军大战。加拿大是联军之一，在朝鲜也留下了六百多官兵的冤魂。开战之后，原来已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断交，加拿大也不例外。朗宁于五一年回到加拿大之后，终其一生，竭尽全力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国军队出兵朝鲜，乃是出于无奈，情有可原。朗宁虽然因这些努力备受攻击，却仍然不改初衷。真是一条好汉。
朗宁参与建立的CCF党于六一年和另外一个组织合并为新民主党。这个党几十年如一日，为穷人能当家作主而奔走呼号。这在物欲横流的西方，尤其难能可贵。
我是于八六年在加拿大的一部纪录片中听说朗宁的名字。当时便想去拜访他，但旋即了解到这位先生已于八四年去世。呜呼！逝者已矣。生者能做的，便是将这张选票，投给由当代朗宁们所组成的新民主党。虽然知道这张选票于事无补，但至少能让候选人得到一点安慰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