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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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 | 程海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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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女 |
| 出生 | 1935年 上海 |
| 逝世 | 2009年9月21日 巴黎 |
| 學歷 | |
|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 |
林希翎（1935年－2009年9月21日）女，原名程海果，生于上海，是中国少数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
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
父亲程逸品，原是东北流亡学生，后入北京大学，是语言学家，通英语、日语、世界语。母亲林静枝，浙江温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希翎随父母去温岭外婆家。父亲在税务局任职，1948年弃家出走，后在台湾大学任职员。[1][2]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温岭，当时在温岭中学念高中的林希翎报名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任文书，后调入干部部组织科。因父亲的历史不清，林希翎在部队没能入团入党。[2]
1953年，时为排级干部的林希翎作为调干生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她是科研小组成员，对社会科学十分感兴趣。一次李希凡、蓝翎等应邀赴中国人民大学作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林希翎在报告会上就经济学家吴大琨教授的一篇论文发言，对吴大琨所持的因有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才有林黛玉、贾宝玉等人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受到蓝翎的支持。[2]
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潮中，林希翎认为胡风并不构成反革命集团，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但又认为林默涵（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李希凡、蓝翎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同胡风是一致的，他们世界观本身均存在矛盾。1954年，林希翎就此撰写了文章，其中点明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观点与胡风一致，结果稿子被《文艺报》压了1年多未能发表。该文章被《文艺报》直接送林默涵审阅，此后《文艺报》编辑部告诉林希翎文章可以发表，但不要在文章中点出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该文后来以《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为题于1955年发表在《文艺报》上，林希翎叫印刷厂将文章的署名改为“林希翎”，即间接点出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此后，笔名“林希翎”成了她常用的新名字。[2]
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颐和园中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3]
维权风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林希翎参加了评论组。[2]
195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刊发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林希翎撰写了《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在交付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部打印时，遭到科研部干部曹某的拒绝和批评。林希翎乃致信校长吴玉章（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吴玉章决定将该文打印分发给该校各部门及校外有关单位。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曹某化名“究真”撰写的《灵魂深处长着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一文，并配发了丑化林希翎的漫画，文章攻击林希翎，并称其因崇拜李希凡、蓝翎而改名为“林希翎”。[2]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看到该文后，令秘书召来《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进行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聂真也说要对该文进行追查。[2]为此，1956年，胡耀邦还约林希翎来自己家里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谈话。林希翎自此结识了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曹治雄和林希翎恋爱，并成了她的未婚夫。当时正逢学校即将放暑假，胡耀邦让林希翎任《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同总编室主任陈棣以及崔同华考察西北地区，写些报告供罗毅参加下次团代会时参考。林希翎乃赴陕西、甘肃考察，见到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干部走后门买火车票等现象。在考察甘肃玉门油矿期间，她发现这里的上海支边工人经常罢工逃跑，因为中共干部当初许诺给他们的待遇没有实现。她还发现该油矿的先进典型——女子测量队为充当典型弄虚作假，女队员们十分痛苦。林希翎帮女队员们起草了致胡耀邦的信，并请全体女队员签名，最后回到北京替她们将信交给了胡耀邦，还写了《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一文，刊于《中国青年报》。胡耀邦将信转交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随即解散了女子测量队，队员全都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此外，林希翎回到北京后还写了《喜相逢》一文，配有丁聪的漫画，刊于1956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为了该文章，《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还找林希翎谈话。[2]
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批评了究真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还于1956年7月10日发表检讨，8月4日发表《事实与教训——关于“林希翎事件”的调查报告》，称究真的文章失实，向林希翎道歉并认错。[2]
林希翎不满曹某的诽谤行为未被追究，乃按照法律文书的形式撰写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经聂真批准打印分发调查小组、学联、妇联等单位。林希翎自己还打印了100多份四处寄发。[2]1956年底，林希翎到中南海上訪，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负责人王文等人的接见。[4]
右派生涯
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后，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了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会。当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的林希翎正应其在部队时的战友、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干生的刘秉彝的邀请，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遂顺便到该辩论会会场旁听。会议主持者当场要林希翎讲话，林希翎遂发表讲话，从法律角度分析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并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还认为苏联和中国均尚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表示“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民主制、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2][5]《人民日報》随即将有关情况通过5月23日的「內參」上報，劉少奇就此批示：[4][2]
極右分子。請公安部門注意。
自此次讲话开始，1957年5月和6月间，在整风运动中，林希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共进行了六次公开演讲，发表了“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等言论。[5]她还在同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约会时，通过曹治雄获得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并在公开演讲中披露的报告内容。[2]
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点名批判林希翎。[6]
此后她被划为右派，留校监督劳动。[5]在将其划为右派的问题上，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但未果。[4]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林希翎看的事情泄露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处对曹治雄进行查问。[2]1958年7月，林希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5]当时胡耀邦表示不同意逮捕林希翎，但未果。此外，之前曾多次在家中接待过林希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也对林希翎抱同情态度，但也未能阻止林希翎被逮捕判刑。曹治雄、吳玉章的外孫蓝其邦、謝覺哉的秘書吉士林均因同林希翎的联系而被打成右派。[4]曹治雄还被撤职遭隔离审查，也结束了同林希翎的恋爱。[2]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先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1969年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被转移到浙江继续服刑。[5]
1973年，毛泽东偶然向吴德问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好不好？ ”当得知林希翎在反右运动后被判处有期徒刑正在服刑后，立即指示释放林希翎并安排工作。1973年，林希翎在浙江提前几个月释放出狱，被安置在金华地区武义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1973年底与本厂小她10岁的技术员、1970届大学毕业生楼洪钟结婚。[7][5]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林希翎赴北京上访，结果由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捕，并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3月，林希翎赴北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5]1979年，胡耀邦先后三次批示要为林希翎平反，但林希翎拒绝了胡耀邦的秘書戴雲提出的寫檢討過關的意见。
1979年7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复查结论”，列举了林希翎的三条罪状：一是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并对其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结论。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告诉林希翎，他们本来同意给其改正，但是中共北京市委不同意。[2][8]中共中国人民大學黨委給中共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建議对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改正」，但要求撤销其「反革命罪」的判决。1980年4月21日，中組部、統戰部、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五個單位召開聯合會議，商讨林希翎案，主持會議者为中組部副部長楊士杰，胡耀邦親自委托處理林希翎案的中宣部幹部王仲芳、戴零出席會議并介绍了胡耀邦的三次平反批示，但會議結論仍为「不改正，不平反」。据林希翎了解，不改正不平反的原因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以及原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系统的人士坚决不同意改正平反。[9]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称，“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成了少数几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5]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学生右派中惟一一名“不予改正”者。[2]此后，胡耀邦介绍林希翎到浙江省金華市文聯任編輯。[9]
旅居法国[编辑]
1983年，林希翎与楼洪钟离婚[5]，并经胡耀邦請習仲勳批示获准前往香港[9]，逗留三个月后转往法国，后携带两个孩子定居法国。其间，1983年，她拒绝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收买。[5]
1984年底，由于父亲的癌症病情恶化，林希翎决定赴台湾探亲。后来大陆灾胞救济总署曾在报纸上称，林希翎将会在记者会上“控诉共产党的暴政”。[7]1985年9月23日，林希翎从法国巴黎飞抵台湾，在机场受到卜乃夫迎接。9月24日，林希翎看望了几十年未见的父亲，次日其父飞往美国治病。此后林希翎应台湾党外人士的邀请作了三场报告，直言批评国民党及蒋介石。[1]她还称，“由于我三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大陆，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这两年来又是生活在法兰西，我的思想和说话向来是自由惯了的。我既不是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也决不作国民党的‘反共义士’……我关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应当准许自由往来。在这方面我认为共产党的三通政策是得人心的，开明的。 ”[7]中国国民党中央黨部对此十分不满，并担心她同党外人士结合，影响同年11月16日即将举行的县市长选举及省市議員選舉。蒋经国乃嘱咐汪敬煦「你要想辦法，讓她在選舉活動開始前，離開台灣。」[1]后来汪敬煦设法诱使她临时赴香港，台湾国民党政府便禁止其再次入境，变相将其驱逐。[7][4][1]
2000年，台湾民主进步党（民进党）的陈水扁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林希翎应邀出席了其總統就職典禮，但公开发表演说反对台独，结果又同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不欢而散。[4]
1997年，林希翎18岁的儿子林小翎因在法国笃信科学神教而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跳楼自杀身亡。林希翎十分悲痛。2001年，她参加了法国侨学界揭批法轮功座谈会，回忆亡子，痛斥邪教。[10]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林希翎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的安排见到了胡锦涛，双方握手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9]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原为右派）访问法国期间，林希翎作为旅法华人华侨代表受到接见。[5]2003年底至2004年初，林希翎曾经回到中国，继续为自己的平反问题同中国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及統戰部官員会晤，但未取得成果。[9]
1999年，法国出兵南斯拉夫科索沃，林希翎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导致自1990年代起一直无条件资助林希翎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停止了对她的资助。[5]
林希翎还是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2004年曾到香港参加中國和平統一論壇。[9]
2009年9月21日（法国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左右，林希翎在巴黎圣·凯米勒医院（Hospital Saint Camille）逝世，终年74岁。[11]
林希翎的一部分骨灰于“头七”那天安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剩下的部分于2010年11月9日安葬在温岭箬横镇太平山公墓，墓碑上刻有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因为楼洪钟希望以后去世之后能和林希翎合葬。[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