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5年10月5日，下午五点三十分，2015年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率先揭晓。随后，一个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名字——屠呦呦，进入了公众视线并迅速在网络上刷屏。这位85岁的中国药学家，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
由于中国人首次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所以，这个消息就成了大消息。特别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名中注定、名中的宿命，让“屠呦呦”三个字很难忘记。
本人只想借此人们关注诺贝尔奖、中国生物医药事业的难得机会，发掘几篇网上旧文，让更多人了解另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最不该遗忘的名字——
他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他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
他被人们尊称为衣原体之父。
据说今天国际上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任何关于衣原体的综述，都写到 Dr.Tang, 一个必须写在世界医学史上的中国人。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然而，由于“拔白旗”政治运动的迫害，有着湖南醴陵人那种刚毅性格的他，不甘受辱，在1958年就已自尽身亡。
人们说，中国与诺贝尔医学奖就这样失之交臂。还有专业人士在非典肆虐的时候叹道：如果他在，何至于此？！
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
他被李约瑟称作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因为他为人类做出的卓越贡献，邮电部于1992年11月22日发行了他的纪念邮票。
这个名字叫——汤飞凡！
以下转载并配图的这篇文章原名为《中国人不应该遗忘的名字汤飞凡》，是笔名叫京虎子的作者写于2004年的旧文。
网上介绍说京虎子旅美华人，本名王哲，科普作家，代表作《国士无双伍连德》、《微战争》。因为是医学出身，加之旅美多年，对医学尤其是免疫学、传染病、美国历史相关知识丰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京虎子新浪博客，有大量作品，包括关于中西医之争的内容。
此文，可视作是汤飞凡先生本人和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防疫处的一篇小传！何时有人为他们写一部大传？好比渡边淳一为被誉为日本国宝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做传《遥远的落日》。
文中关于汤飞凡等人昆明时期的照片来自2014年《李约瑟博士1944年云南科技考察工作影展》，85幅照片展示了李约瑟在1944年来到云南进行科技考察的情况。
李约瑟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为日后撰写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奠定了基础，而该书以《中国科技史》为名闻世，实在是一个巨大而且非常糟糕的误会，对此江晓原先生有较为详细的文章分析。
了解中国的科学史，必须把它置于文明史的视域之下，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真实场景往往是这样：看似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实不过是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史的集合。
——这就是京虎子此篇旧文带给我的突出感受，特别是在得知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那个不久前的夜晚。
1999年的《南方周末》有一篇著名元旦献词《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泪流满面》。阅此文所感受到的也许就是这种力量！
请听作者的如下语句：
“科研如同绘画写诗，讲究意境。只有无私的人、以拯救民生、为民族争光的战士才能永不放弃，才能大放光彩。
每个少年都有过盖世无双的梦，都有过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当岁月在眉间心头留下痕迹以后，所有的梦和豪言壮语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记忆。
但是有一个107年前出生于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记住少年时的梦和豪言壮语，用一生追逐这个梦想，于花甲之年实现了当年的诺言：‘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因此，整理几篇关于汤飞凡的相关文章，配上为数不多，尽可能找得到的照片。文中关于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期的那些照片可是大名鼎鼎的李约瑟拍摄的！
还是引用南方周末的那段元旦献词：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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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虎子：中国人不应该遗忘的名字汤飞凡
一、心中萦绕的名字
猴年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凉爽，不寻常的天气似乎预示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在六月下旬，卫生系统流言四起，以至于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召开新闻发表会，就今年萨斯实验室事故答记者问。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长声明：请大家容许我保密两天。
两天后，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3周年。卫生部召开大会，宣布追究领导责任，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后是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尘埃落定，相关报道充斥报刊网络，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
去年（2003）萨斯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今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天气骤然转为闷热。望着乌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个名字，萦绕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当中国人渐渐开口说出真话的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所勾画出的豪情和悲伤，使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讨论，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人们缘何钟情于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无视救苦救难的心肠？
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於他的名誉和地位。但无情的岁月和我们这个善於向前看、乐于健忘的民族使这个名字渐渐沉入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渐渐被遗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
这个名字叫：汤飞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国是湖南人的舞台，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湖南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
汤家在当地是个旺族，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设馆教书维持家计。汤飞凡行三，五岁启蒙，父亲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二十里外的东岗就读于何家义塾。
何家与汤家为通家之好，年轻博学的何家少爷素有大志。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一入其眼界便十分钟爱，除了为他课外辅导外，还教他算术自然等新学。何少爷连得三女后，向汤家提出将其中一女许配给汤飞凡，而且可以等汤飞凡成人后自己选择。
世事难料，爱汤飞凡如己出、誉之为天下英才的乡野书生居然成了一代枭雄。辛亥革命后，何少爷弃文学武，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入湘军，从排长干起，一步一步成为湖南霸主，后来更因为毛泽东的一首蝶恋花的角注，成为除蒋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反对派：何键。
总角时便入英雄慧眼的汤飞凡所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道路。汤飞凡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三年后毕业，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虽然学工，但他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一直有志悬壶济世，两年后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何键此时已为湘军团长，见汤飞凡医学院毕业，向汤家重新提亲。汤飞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选中15岁的二小姐何琏。以何键之意，女儿随军东奔西跑极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亲。汤飞凡因为要去北京进修而无法养家，最后只是订婚。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
兵荒马乱的湖南，局势复杂多变。这次何键不再迁就，汤飞凡与何琏成亲后，一起到了美国。
年轻的汤飞凡走的是一条科学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
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
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
按今天的叫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太子党，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对一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使他愿意为抗日出力，象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做的只有呐喊助威。
汤飞凡的确象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责。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几百米，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三个月中，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沦陷，称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学家中，不记得是否还有别人象汤飞凡一样直接参战。即便汤飞凡在1937年后一事无成，以他火线救护之举，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家眷返乡。
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国难当头时，许多中国人没有选择，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担子，他们只能浴血沙场，用大刀步枪以及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斗。有些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辱偷生，做汉奸当亡国奴，要么挺身而出，随时准备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热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着死，象那些英勇不屈的将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东”的学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青年。
还有些人象汤飞凡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出国而不必当亡国奴，何况他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继续研究，何况他已经为抗战尽力了。
汤飞凡象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了选择。汤飞凡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因为东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决定在北平设中央防疫处，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作。
1935年奉命迁南京，北平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1936年正式迁往南京，尚未来得及修建新址，战争爆发。中央防疫处再迁长沙。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
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
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
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卫生届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书生。可是汤飞凡有陈宗贤没有的背景，除了原任卫生署长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外，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这在官场已经足够了。
卫生署的决定公布了，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昆明，卫生界一片议论。时人之议也好，千夫所指也罢，历史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官场任人唯亲的传统这一次的结果不是昏庸和灾难，而是绿洲，生命的绿洲。
五、生命的绿洲
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输费。
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开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备装车运往昆明。
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2000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怜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300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位于昆明西山附近中央防疫处实验楼
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汤飞凡的独子就出生在这里。所内还办子弟小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
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于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着眼于控制传染病，他认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
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室也在生产。由于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
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某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工作
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
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
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
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
中央防疫处主任汤飞凡留念
六、中国不亡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
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边区。
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并用于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
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地狂欢。
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七、再一次选择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
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汤汤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
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于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研究。
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法，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
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凡带来了大麻烦。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为，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
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实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
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道路。
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长的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
八、两个人的轨迹
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汤飞凡研究沙眼病原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国家嬴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把日本当做奋斗的目标。特别是英美派的汤飞凡，一直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从心里暗暗下定赶超日本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他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成果也比别人多了一些怀疑和保留。
战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领域除了北里柴三郎这位大师外，还有一位翘楚，而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日本被人为的遗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年轻时就读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日本战前除了北里柴三郎外，还有一位国际知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在血清学、小儿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取得过显着的成绩。1928年赴非洲研究黄热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为第三个因为研究此病而献身的科学家。
但在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会漏掉，而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删除了。难道是因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的缘故？
野口英世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渡边淳一心中，成名后，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之久收集材料，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着《遥远的落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
渡边淳一并没有如实地写出为什么日本细菌学教材删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难以启口的故事涉及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不得不从心里佩服的中国人。这位叫汤飞凡的人生轨迹与比他大20岁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会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便有此病，但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乡。正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寇霍从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称为寇─魏氏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开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的罪魁祸首。
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30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风。
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一直从事实验技术创新的汤飞凡认为野口并没有用与传统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离方法，就解决了微生物学三十多年的难题，轻而易举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一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并没能重覆结果，
野口英世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点，如由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黄热病研究中作出成绩。到非洲后不久，野口从一个病人血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在未能重覆的情况下断然宣布是黄热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误了，很快查明，给他提供病理材料的医生误诊，野口英世拿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品。此后不久，野口英世死于黄热病。盛传是因为连续的两次失误使野口英世羞愧万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风，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黄热而自杀。
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覆野口的实验。一个中国人出于怀疑的动机，重覆一个以身殉职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汤飞凡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着名眼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七个月的实验，分离出各种常见细菌中只有一次是野口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汤飞凡的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这时一些细菌学家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专家发表文章，相继证实了野口关于沙眼病原的工作，汤飞凡一下子置身风口浪尖，他所要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尊严。
科学本应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学家本应超乎民族国界的，但每每要背负祖国的责任。真正的科学家是敢于担当这种责任的，汤飞凡正是这种人。
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于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英世就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从英国进修回来后，汤飞凡打算继续研究，寻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愿做一个批判家和验证人，日本人没有办到的事，中国人要办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汤飞凡不得不中断沙眼研究，从抗战开始，到汤飞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体，一晃就是将近二十年。1954年，经过抗战磨炼的汤飞凡，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结束心中的中日战争，了结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让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汤飞凡57岁。野口英世着手分离沙眼病原体时也是57岁。两人生命的轨迹在此碰撞，一个因此堕入深渊，一个因此步入了辉煌。
九、少年有梦
野口英世的惨痛教训使汤飞凡决定亲自采取样品，采样地点选在以眼科着名的北京同仁医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张晓楼，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只有一个条件，项目两人合作。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完全是实验室项目，没有临床观察内容，根本不需要同临床合作。况且早已被称为汤老的汤飞凡在卫生系统一言九鼎，没有商量的必要。但汤飞凡出于合作愉快的考虑，还是答应下来。
这一决定在汤飞凡身后风波了几十年，耗尽了汤夫人余生精力。汤飞凡从研究包涵体开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每周带助手在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对沙眼病程和包涵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同时，汤飞凡用恒河猴作沙眼的动物模型，在世界上头一次成功地在动物身上发现包涵体。
此时，病毒分离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经过一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结果无一成功。失败的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毕竟过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研究，无一成功。
汤飞凡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探索，他认识到，不能再重覆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根据他对沙眼病毒的了解，决定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病毒，并意识到分离病毒的关键是如何抑制病人样品中的细菌，在没有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决定同时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新的分离方法建立后，开始分离试验。
1955年8月10日取来的标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离试验，传了三代后成功地分离出病毒。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这株病毒就是着名的TE8。
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汤飞凡断然拒绝了，因为之前有多家实验室声称发现沙眼病毒，可是都不能重覆。因为野口英世的前车之鉴，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一定要能重覆分离，能体外传代，能在动物中引起病变。
又经过一年的时间，汤飞凡完成了上述工作，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一直处于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为汤飞凡的成功，一下子成为热点。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
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已经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汤飞凡心里的中日战争终于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终。
十、士可杀不可辱
依照汤飞凡的计划，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诊断、预防、治疗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与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踏踏实实地集中于沙眼的研究，他的论断一个接一个地被外国科学家所证实，包括因为研究同源性而诞生了衣原体这一微生物种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汤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以他敏锐的思路、完善的计划，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擎天一柱。
中国的现状使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而对於立志救死扶伤的汤飞凡来说，这一点正是他心甘情愿的，放弃个人的名利，为疾苦大众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选择。在分离出沙眼病毒后，根据上级指示的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麻疹广泛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常有暴发流行。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如果命运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运动，正在忘我地分离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护名单，其中包括汤飞凡、张孝骞等中国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汤飞凡对政治素无兴趣，只是一门心思搞科学。1958年夏天，反右结束，他的学生中也有人被划为右派，使他十分恼火，埋怨学生不该乱说乱道，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的毛泽东，心里有着另一个计划。在他眼里，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接受水与火的考验，在群众运动中脱胎换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
1958年9月，拔白旗开始了。在医学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运动中受保护的一流学者，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各单位拔白旗。生物制品所要拔掉时任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汤飞凡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所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来到汤飞凡的办公室，表情严肃，一看就不是来请客吃饭的。组织上要汤飞凡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听取群众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开小型会议，听取汤飞凡的自我检查，大家认为水平太低，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违心之举了。
研究所于28、29日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批判。为了帮助汤飞凡，组织上私下进行了动员，安排了发言。
中国人的扒粪文化，中国人的嫉妒，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势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会气氛从缓和到紧张，发言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第一天汤飞凡是坐着回答问题，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权利，如同挨批斗一样，一会儿“站起来低头！” ，一会儿“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级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他骑在人民头上，他的反动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学家，他向洋人讨面粉丢了中国人的骨气，他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更为无中生有、让汤飞凡受到极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诬蔑汤飞凡与实验室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散会时，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我们说到做到，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明天继续开会，而汤飞凡已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汤飞凡自尽。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么。
周恩来闻讯后勃然大怒，处理了有关人员，亡羊补牢终止了刚刚开始的拔白旗运动，以至该运动今天鲜为人知。
名将可以靠百战，名臣可以靠历练。然而无双的国士要靠上天的赐予，是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
对此，就象那些年代里许多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后人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十一、身后那些事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些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失了。
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是利欲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
奖章拿回来，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难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一个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 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十二、渐渐远去
第一次听说汤飞凡是在车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从此这个名字长留心中。
汤飞凡的弟子告诉我，老师把沙眼病毒接种在自己眼睛里，冒着失明的危险证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为卫生系统为科学献身的典范。汤飞凡的下属告诉我，汤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当时大家就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怎么能过得了关？就在汤飞凡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斥下，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水平提高了。
听过汤飞凡课的前辈回忆，当时什么都不懂，竟然问那种肤浅的问题。汤先生居然认认真真的回答，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见过汤飞凡的老职工讲，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个头，汤所长与夫人出行时一定先行两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给人一种威严。
卫生界的朋友议论，汤飞凡的最大功绩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队伍，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而且在十年动乱中也经受了考验。而中国防疫系统近年来的衰落，包括应付萨斯的拙笨，也因为这批汤家军日益凋零，因为汤飞凡的过早辞世。
所谓成者萧何败者萧和，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因为衣原体而名扬天下，也因为衣原体而臭不可闻。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萨斯病原为衣原体的诊断让人再一次想起汤飞凡，这位衣原体之父，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这位为国为民的英雄。
人们已经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们能作出汤飞凡般的成就，现在连做好本职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继承者们何以面对汤飞凡的在天之灵？
朝代更迭之际，中国的许多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中国，同时也选择了风风雨雨。在卫生系统，一批曾经受国民政府器重、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学者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汤飞凡，如颜福庆，以及接替颜福庆担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等等等等，他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遭遇令人惋惜。
这些人称得上是国士，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则有天地之别。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也葬在那里。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多次放弃出国定居，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是现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而我们那？昙花一现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再一次变成对武夫的敬仰，我们的渡边淳一们在粉饰太平，添帝王将相的屁股超过了无耻的程度。
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汤飞凡在中国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几乎无人知晓。相比之下，岂止是一个惭愧了得！
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魂魄。
谨以此文纪念汤飞凡先生诞辰107周年，2004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