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获颁诺贝尔医学奖，中国科学界终于实现了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普罗大众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研成果往往比较陌生，恐怕这次也不例外，比如就我来说，我只知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班廷发明胰岛素，拯救了许多糖尿病患者的生命。然而，本人却对青蒿素却是再熟悉不过，小小青蒿在遥远的非洲也拯救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生命。
时光倒转到80年代后期，我随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公司大队人马远赴东非乌干达，参加3号公路网建设工程。乌干达虽地处赤道，但属高原气候，天气宜人，空气清晰，常年蓝天白云，红土地上鲜花盛开。然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各式各样的恶性疾病在乌干达十分猖獗，其中艾滋病自然跟我们施工人员无缘，登革热，昏死病的疫区离我们的施工地点很远，也不构成威胁，最大威胁来自于疟疾。
当时，中国除了少数云南海南等边远地区之外，疟疾几乎已经绝迹。去非洲之前，只听做医生的父亲讲过，疟疾就是打摆子，发冷发烧而已。
到了乌干达，那时候仗着人年轻，身体壮，也不把疟疾放在眼里。一天傍晚收工后，我穿著裤衩在院子里冲凉，冲着冲着，觉得越冲越冷，冷的我全身打颤。我不敢“恋战”，将身体草草擦一下，赶快穿上衣服。一切都为时已晚！蜷在被窝里的我，不管盖上多少被子，还是冷的牙齿打颤，全身上下直抖，像什么都没穿似的。一阵冰冷过后，好容易从“冰窖”里挣扎出来，全身上下又开始高烧发热，热得全身滚烫，像掉进了蒸锅，烧得我直说胡话，一个劲儿数窗户上的木条：“1-2-3-4-5。。。。。。”
好容易高烧退去，又开始发冷，而且全身骨头发痛，脾脏开始肿大。如此这般，从“冰窖”到“蒸锅”，又从“蒸锅”到“冰窖”，折腾得人死去活来。
去非洲之前，我们都服用了奎宁，预防疟疾。岂料乌干达的疟疾属于恶性疟疾，加上多少年来疟原虫已对常规抗疟药产生了抗药性。作为当时抗疟的一线药物，那法国人发明的奎宁根本不抵事。
眼看人实在是不行了，大伙儿星夜驾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中国医疗队驻地。那年头，中国向非洲许多国家派出了医疗队，为当地人救死扶伤。云南省因为与乌干达同属高原气候，对恶性疟疾治疗有方，遂由云南省昆明医学院派出医疗队。到了医疗队营地，中国医生立即给我注射一种名为蒿甲醚的淡黄色针剂，逐渐控制住了病情，这种从青蒿素提取的中国神药终于把我从死神那里救了回来。
然而，人一旦被携带疟原虫的蚊子叮咬，疟原虫就会寄生于体内，一旦身体抵抗力降低，疟疾就会反复发作。出于野外工程建设的需要，我们施工队伍全是男性。虽全是男人，但人人都要来“月经”。原来，疟疾就像妇女定期来例假一样，过段时间就要卷土重来，我们戏称来“月经”。平时，施工队伍“非战斗减员”不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疟疾发作卧床不起了，不管是体壮如牛的平地机手，还是身材矮小的总工程师，到时间说倒就倒。施工队伍里流传一句话，叫做“不管官大官小，打起摆子一样的抖”。
不光我们中国施工人员，负责监理工程的英国监理工程师打起摆子来，一样抖得死去活来。高傲的英国人仗着对乌干达这块原殖民地多少年的耕耘，携高级奎宁类疟疾药物有备而来。岂知蚊子叮人也不分尊卑肤色，几个回合下来，平时趾高气扬的英国监理工程师在恶性疟疾面前低下了头，转弯抹角地向我们索要了中国神药。
自从领教了中国神药后，负责监理的英方和我们负责施工的中方关系有所改善。英国监理工程师虽然仍坚持工程质量标准，但对我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即使对施工不认可，也会善意地提出一些整改的好建议。当时，我们为了走出国门，将我方的工程造价定得很低，终于击败深耕东非高原几十年的老牌英国建筑公司亚历山大集团，以最低价格赢得3号公路网建设工程标的。由于我们开出的造价低，资金就十分有限，加上第一次在海外施工，缺乏经验，致使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迟迟不能进场，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眼看竣工日期慢慢逼近，我们面临罚款甚至被取消施工资格，赶回中国的危急局面。
拜中国神药之赐，尝到“甜头”的英国监理工程师主动给我们出主意，建议我们去乌干达各地的工程部门去低价租用机械设备。后来，当地土著居民在毗邻肯尼亚边境的无人区伏击了中方施工队伍，英国监理工程师以施工人员安全为由，指示我方撤出营地，退往安全地带，并向乌干达当局提出延长工期的建议，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3个月工期，使我方终于按时保质圆满完成3号公路网建设工程，在东非立下了足。可以说，中国神药收到了意外的“功效”。
中国神药的最大受益者自然还是乌干达人。我在中国医疗队住院治疗疟疾时，恰逢乌干达卫生部部长代表总统穆塞韦尼来访。医疗队翻译不巧出门在外，队长把我从病床上拉去做翻译。卫生部部长在讲话中代表乌干达人民一再感谢医疗队，大力赞扬医疗队的中国神药。据卫生部部长说，乌干达上至总统穆塞韦尼一家，到他自己妻子儿女，再到平民百姓，除了中国医疗队的针灸按摩之外，觉得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疟疾神药。
中国神药之关键，后来一个反面实例也证明了这点。我所在的施工队有一位翻译，原为重庆外语学校骨干教师。他远离妻儿，辛辛苦苦在乌干达奋战数年，多少次车祸幸免于难，一次次枪击被他躲过，一次次疟疾起死回生。好容易挣得一点点有限的美元回国，岂知他阴差阳错，将救命的中国神药放在了大行李箱里交付托运，只身从北京乘火车回原籍。岂料路上疟疾发作，没了救命的中国神药，可怜的他还没回家跟望眼欲穿的妻儿见面，就被疟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从非洲回到中国，再移民到加拿大，我一直将中国神药带在身边，因为离开疫区后，体内的疟原虫仍会寄生在体内一段时间，疟疾仍有可能复发。多少年过去了，我家药箱里，中国神药的药盒已经变色，疟疾也已经离我远去。我端详着药盒，回首往事，满怀对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的深深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