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从四号楼搬到了一号楼。虽然是两户人家合挤一个套间,但套间里总算有厨房有厕所,两家人可以共用。
爸爸妈妈不愿和邻居争抢,将厨房和厕所让给了他们,我们夜里还是得用痰盂方便。妈妈从商店里买了一块蓝黑色的帆布,将阳台遮了起来,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的动静。我们在阳台里面搭起了蜂窝煤灶,作为自家的厨房。
我的小学坐落在纱帽井小巷,从我家步行只要十分钟。我的同学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附近的重工业系统的工程师的孩子,除了我所在的大院(包括冶金,化工,煤炭,机械四大行业),还有对面街的水利电力探勘设计院,轻工设计院和测绘大队的很多臭老九的孩子都在我们学校。
我的同班同学中有诚,很调皮的一个男生。他自小就喜欢班上最漂亮的女生蓉,两人十八岁开始谈恋爱,轰轰烈烈了几年,最后以分手告终。
当然,同学中还有几对内部消化成功的。我和杨是一例,还有我的闺蜜蓓,三十好几还云英未嫁,在同学聚会时碰到同班的邱,也还是单身。两人终于看对了眼,至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知是不是受我的生活圈的影响,我的半数以上的朋友都来自工程师家庭,我们姐妹也最终嫁进了工程师家庭。也许是类似的家庭背景让我们有更多共同的语言,精神上更契合吧。
我上大学时,北方的一位同学笑着调侃我:“福建有重工业吗?我们只知道中央是一直将福建作为对台前沿阵地,准备随时打烂的,所以一直不愿在福建发展重工业。”
我对她说:“我们福建有一群默默耕耘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重工业工程师,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好,长期超负荷工作,还要忍受低工资,但他们却胸怀丘壑,情操高尚,我为我的父辈们感到骄傲。”
我说这些话时是挺着腰板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知识分子。就拿我们家来说,直到上初中,与我们共同挤在一个套间的邻居搬走后,爸爸多次向单位申请,领 导才同意将邻居的那间屋子也分给我们,我们终于有了稍微像样的客厅,厨房和厕所,不再用痰盂和临时搭建的厨房了。我上高中时,爸爸单位在大院里盖了新的职 工宿舍,我们才终于等到了八十多平方米宽敞的住房。搬进新屋时,爸爸已经年近半百了。
爸爸的专业技术很好,人格也是一流的。福州市的工厂有几次发生爆炸等恶性事故,公安部门到爸爸单位请机械工程师到现场鉴定事故原因,要求领导委派一名技术 过硬品性过硬的专业人员。单位几乎每回都是派爸爸去,领导对公安部门说,爸爸很正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会被金钱利诱也不会屈从于淫威,他是不二人 选。
关于恶性事故的报道,妈妈会认真读了,指着中间的一段“据专家现场鉴定”,得意地对我说:“报纸上的专家,就是你爸爸。这是对你爸爸的专业和人格的最好肯定。”
十几年前父母来加拿大定居,妈妈向我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爸爸单位将近一百个工程师,已经有九个患癌,除了一个人的年龄稍长于爸爸,其余的都比爸爸年轻。爸爸那时还不到六十五岁啊!
一年后,妈妈回国探望外婆,惊讶地发现患癌名单上的那些工程师,已经有好几个离世了,他们还不到六十岁啊,可谓英年早逝。可见这帮由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老一辈重工业工程师,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是如此不尽人意。
我对爸爸讲了温哥华的一位华人工程师的遭遇:他比爸爸略小些,五十年代末在同济大学读书。因为家里是大地主成份,他在学校里受到冲击。他把心一横,偷渡到 香港,又转到台湾,最后来到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发奋读书工作,拿到了加拿大工程师的执照。临近退休时,他已经有了三套没有房贷的房子和一大笔退休储蓄,这 辈子衣食无虞了。
同是做工程师,为什么中国的老工程师这么惨?我有些心理不平衡。
但世间的很多事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我庆幸出生在这样的圈子,我先是工程师的女儿,又做了工程师的姐姐,工程师的太太,我的公婆也是工程师,我还有 诸多来自工程师家庭的朋友。我的价值观形成于这个圈子,比如做事要刻苦努力,为人要正直善良,绝不落井下石等等。从小和我在这个圈子中长大的孩子,比如住 在三号楼的军(我的小学中学同班),三号楼的梅(现在温哥华,她曾出现在我的另一篇文章里),住在四号楼的我的学长(现定居于澳洲,他从我的博客文章中猜 出了我是他的小学学妹,主动联系我,才有了今天的这篇回忆),都是抱着这样的价值观在生活着。
我怀念我们的重工业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