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郝德斌、梁益汉、陈玉祥、这些光棍汉规规矩矩的“病”死了，他却赖赖皮皮的苟活了。尽管他是个大块头，需要的能量比他们大得多。
老赵没能等到改革开放，饱饱地吃上几顿饱饭，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前的一个月里死了。村里人好久没有见着他，估计他是不是完了，队长派人去察看，推开门发现他双腿跪在水缸旁，右手扒在刚沿上，头向后仰，大张着嘴，没有倒在地上，似乎在仰天长叹。因为没人照顾，大概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饥渴难耐，奋力爬到水缸上。人们议论，老赵还是欠吃啊，不然嘴不会张得那么大。
集体化把人变成了捆绑在土地上的农奴，吃食堂又把人变成了动物。
那时，还有一条连世界历史也找不到的规定：不准要饭。谁要饭就是丢社会主义的脸，故意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
毛岭中学的王忠录老师，曾经在毛岭村住过几年，讲过他的邻居毛洪林的一段笑话。毛洪林外号叫毛烧子，大凡外号叫“烧子”的人，就是心里装不住话，容易发烧，天大的事也敢抖漏出来，说话不计后果。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面上社教，毛岭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晚上在胡家冲小学开会。
“毛洪林，你说你去要过饭是不是？”贫协主席问。
“要过呀，那是饿得实在没办法了……”毛洪林以为贫协主席在跟自己谈闲，若无其事地回答。
“你给社会主义抹黑，给贫下中农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球！丢啥脸吔，要饭不要脸，要脸不要饭。我要饭，我都不嫌丢脸，你们还嫌丢脸？”
“胡说八道！你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今天就要叫你知道丢脸不丢脸。”
接着，只听一声断喝，毛洪林被几个积极分子扯了上去，一顿狂风暴雨似地毒打。
“你还敢胡说吗？”
“以后我不‘要饭’了行不行？”
“嗨，你还敢提“要饭”两个字，给我好好收拾！”
毛洪林被打的受不了咾，求饶道：“老子吔，今后饿死也不敢‘要饭’了。”
大伙儿轰地一声笑出声来。
他成了贫下中农的可耻叛徒，当场宣布清除出贫下中农协会。为了防止他在半路上跳塘自杀，贫协主席派两个小伙子押送他回家。一出校门，他瘸着两条腿不服气地说：“妈的X，‘要饭’时没吃到饱饭，今日个晚上倒挨了一顿饱打。”逗得两个年轻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你个毛烧子呀毛烧子，叫你不要再提“要饭”两个字，你偏要说，小和尚挨罄锤——死不懂经。”
不准要饭，这是历朝历代没有过的规矩。就连戏曲里还有包文正在陈州给要饭的百姓放粮的事，而人民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百姓连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咄咄怪事？
也许，当初办公共食堂是为了方便群众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反倒弊端丛生。条件不具备，单凭主观臆断，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必然会带来恶果。
起初，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冬天寒冷，老人小孩吃得慢，受冻不说，还要顿顿吃冷饭；夏天炎热，还得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进餐。离食堂近的还倒罢了，离食堂远的，还要风风火火赶饭吃。常常看到老人们或顶着烈日或冒着严寒，杵着拐杖来回奔波。倘若谁生了病，要想吃口饭就难上加难。于是有的老人背地里发怨言：而今这人吃饭和还不如猪猡吃食，猪猡吃食主人还要给避风遮雨，而人却不能，吃的食物还不如猪猡吃得好。
后来食堂把饭分到各家，可一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也不方便。
住在金家湾的郝志强（小名狗娃）家，离食堂近一里路，一次淋雨天，他提着打回的饭上村后的塘坎，脚下一滑，瓦罐打碎了，“饭”淌到稀泥里，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竟然哇哇大哭起来，家里人赶来也哭成一团。社员们看见实在可怜，才劝到食堂里，把粘在锅里的剩饭刮一刮，让全家人对付一顿。
为了活命，除了寻野菜外，大人小孩在坡地里到处找地软（地衣），这东西下了雨，经雨水一泡比较好找，但现在谁还顾得了老天爷下不下雨？就是晴天也要一点点从地上抠，一至于把当地的地软抠得绝了种。
绝了种的岂止地软，后来连榆树也绝了种。榆树是当地农民喜欢种植的树木，它生长较快，木质坚韧经水耐沤，做棺材是仅次于栢木的好材料。但是它的果实小榆钱、树叶、树皮里的韧皮碾碎了都能勉强下嚥，因此也决定了它绝种的命运。村里只要有剥了皮的树，干部立即命人砍了送到食堂当柴烧，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被誉为人民公社心脏的公共食堂终于停止了跳动。我们村的食堂解散，比其他地方早了一步，也少了几个饥魂饿鬼。但代之而起的是家家的铁锅被砸了，没有做饭的东西，大家只能在脸盆、瓦盆里熬菜汤。我家有个铝锅，一连煮两锅，既快捷又稳当。比起那些烧瓦盆的半天烧不开，动不动还把瓦盆烧惊（坏）了，搞得束手无策的家庭来说，方便省事多了。
村里人个个骂起了大队妇女主任张桂芳。58年收铁锅时，一路五个人：支书、两个连的连长（实行军事化，昔日的队长或社长叫连长）和她，外加一个担锅铁的。张桂芳手里拿着大秤锤，只要把铁锅从厨房里拔了出来，她就一秤锤下去，先砸个大洞，再砸成几片。老百姓不敢骂自己村里的支书连长，一股脑儿把气撒在她身上，她住在王家桥，就是骂她，她也听不着。只要一提起铁锅的事，开口就是“那个贼婆娘……”甚至骂得很难听。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不过是“和尚吃不到牛肉，在鼓上出气”罢了。
粮食紧张，肉食也就十分奇缺，暗里传说，有人在汉中买到包包肉（把死了的猪狗猫煮了，用荷叶包了在黑市上出售），里面发现有小孩的半块指头，传说归传说，无法证实。
那么肉和蛋的需求从哪里来哩？庐山会议后主席说：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
之后，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一般都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养猪场，可惜和生产队里养牛一样，哪一家也养不好。
农民有句老话“猪从口里肥”，如今人都没吃的给猪吃啥？相应地鸡鸭也都跟着遭殃，就是有东西喂它们，也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至于狗的命运更糟，自己不打死，也会让别人偷偷熬成狗肉汤，填进饥饿的肚子里去。昔日老子说：“民要少，国要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今是“民也多，国也大，鸡犬之声无闻，吃喝劳动一统。”
城固县办起了“万头猪场”，可惜只是大跃进的豪言壮语，名字起下了，并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我们村在椿树梁上建起了养猪场，场里的小猪长成了僵猪，尾巴拐上几道弯，怪模怪样十分罕见。社员们说：“年初是猪儿，年末是儿猪。”，“养猪场，养猪场，年年添新猪，就是肉不长。”
由于防疫医疗跟不上，倘若遇上猪瘟死个精光，还得重新投资，重新办场。所以，到处都在喊“万头猪，万鸡山”，口号震天响，又有谁家办起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