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1103年至1142年），是南宋抗金名将。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字鹏举，出身农家。从二十岁起，曾先后四次从军，战功赫赫。绍兴十一年（1141年）被诬下狱，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孝宗时，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尽管岳飞一生短暂，但他与佛教之情缘却很深长。今就史料之见，作一岳飞信佛之叙述。
明佚名《岳飞》。(网络图片）
据岳珂所编《金佗粹编?家集》卷一○《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云：
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这篇题记共八十一个字，抒发了岳飞“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的抗金抱负和“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的爱国宗旨。这篇讨金檄文是在当时国破家亡，金兀术大军攻到江南的情况下题就的，充分表现了岳飞对抗金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和昂扬奋发的爱国热忱。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这篇讨金题记是题刻在宜兴金沙禅寺的僧壁上，“得勒金石”。同时，题记中又明确写道：“陪僧僚，谒金仙”，换句话说，是岳飞在军务繁忙中抽出时间去佛寺礼佛的，众所周知，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壬子下诏令曰：“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事见《宋史》卷《徽宗纪》。所以，岳飞在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陪僧僚，谒金仙”，去对佛的礼拜。其抗金抱负感情的抒发显然与佛教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久，即绍兴元年，岳飞又在祁门东松寺作题记一篇，流露出他对远离尘世、清净寡欲的山林古剎怀有深厚的感情，亦即对佛教的崇尚之心。据《金佗粹编》卷一九《家集》云：
余自江阴军提兵起发，前赴饶郡，与张招讨会合。崎岖山路，殆及千里，过祈门西约一舍东，当途有庵一所。问其僧，曰“东松”。遂邀后军王团练并幕属随嬉焉。观其基址，乃凿山开地，创立廊庑，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胜景潇洒，实为可爱。所限不能款曲，进程遄速。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
这篇《东松寺题记》，作者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该寺院周边葱郁成荫的自然景观，流露了作者向往自然的心情，同时又明确希望“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解甲归田，隐居于此，听禅赋闲的心愿。这说明了佛教思想在岳飞的脑海中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尽管在他率部前往江西上饶的行军途中，他仍然渴望参拜僧寺，礼佛敬佛。
岳飞与江南名剎、江州庐山东林禅寺高僧慧海来往密切、切磋佛理，从思想上进一步加深对佛教的认识。据《宋会要?道释》一之七云：
（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岳飞言：“臣驻军江州，请到禅师惠（慧）海住持江州庐山东林禅寺，本僧禅学精通，戒行孤洁，欲望特与一佛心禅师师号。”从之。
岳飞与东林禅寺高僧慧海的关系看来并非一般，否则他断不会向高宗赵构提出赐于慧海“佛心禅师”之师号。这是岳飞对慧海禅师的敬崇，也是对佛的敬崇。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绍兴六年四月乙巳＞条云：
诏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丁母忧，已择日降制起复。缘见措置进兵渡江，不可等待，令岳飞日下主管军马，措置边事，不得辞免。先是，飞母庆国太夫人姚氏卒于军，飞不俟报，乃解官而去。上闻之，诏飞起复，遣东头供奉官邓琮持告抚谕，赐银帛千匹两，令官属将佐、本路监司、本州岛守臣日下敦请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见飞于庐山寺，飞欲以衰服谢恩。琮不报。飞再辞，上不许，诏飞速往措置调发，毋得少失机会。飞奉诏归屯。
显然，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江州时，岳飞不但与东林禅寺住持慧海关系密切，而且他还十分留恋那里的佛寺。营葬岳母姚氏时，岳飞即住在东林寺里，高宗下诏起复，并遣臣官邓琮前来传诏，“琮见飞于庐山寺”，其寺很可能是东林寺。
又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八〈绍兴七年八月五日〉条云：
岳飞赴行在。初，岳飞解兵往江州庐山，持余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延札下宣抚司参议官李若虚、统制王贵同去敦请飞依旧管制，如违，若虚等并行军法。若虚等既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敦请，飞坚执不肯去。若虚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且宣抚乃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抚，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宣抚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宣抚，宣抚心岂不愧？”凡六日，飞乃受诏赴行在。
可见，绍兴七年因淮西军易帅事件，岳飞十分气愤地向高宗辞职离开军队后，其隐居之地在佛寺庐山东林禅寺，所以高宗命李若虚、王贵等“至庐山东林寺，见飞，道朝廷之意敦请。”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率岳家军离开江州后，他还特地赋诗寄赠东林禅寺住持、高僧慧海。据《金佗粹编》卷一九＜寄浮图慧海＞云：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这是岳飞孙岳珂所编《金佗粹编》所列岳飞七篇诗文之一，是研究岳飞佛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从这首诗文内容考察，似乎说明如下几个问题。首先，“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杀敌报国，仍是岳飞当时主要的任务。其次，“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表自己功成隐退、与古寺禅师为伴，在宁静安详中安度晚年的心愿。再次，“叮咛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岳飞嘱咐东林寺高僧慧海修缮好禅寺，以待将来自己功成名就后再来此共论佛理。可以说，岳飞归隐山林，皈依佛门的思想由来已久。至绍兴十年，他离开江州时与佛教的关系已经无法割断了。
关于岳飞上述心愿，在他向高宗所上的一篇奏文中也可以得到说明。据《金佗续编》卷一《高宗皇帝宸翰摭遗》卷一〈绍兴七年〉条云：
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天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如此看来，岳飞隐退信佛思想早已有之。一旦杀敌报国宏愿遭到高宗、权臣的压制，难以实现时，岳飞上述思想就表现得较为迫切。
岳飞信佛并不奇怪。实际上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探讨，这乃是儒、佛、道互补人生模式的再现罢了。宋代释、道盛行，岳飞不过借此独善其身、寻求在清净恬淡的“归休”中慰籍内心而已。而当时中国的佛禅也是以清净和谐为其核心的。
北宋士大夫晚年“都被禅家引去”者颇多。如欧阳修、苏轼等。尤其令人不解的是，理学家程颐的高徒，如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等“程门四先生”，在程颐死后，均“晚年嗜佛，流而为禅。”事见《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即使跟随程颐二十年而被程颐称为“我死不失其正”的尹炖，后来也不免转而学禅。司马光的门人刘安世、晁说之，晚年都笃信佛教，刘世安甚至认为其师诋佛为非。事见《宋元学案》卷二○〈元城学案〉卷二二〈景迂学案〉。苏轼在晚年“杜门烧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事见《苏东坡集》附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年谱》，同时苏轼还“学寿禅师放生，以证善果。”事见《宋艳》卷一二〈丛杂〉引〈善诱文〉。即使王安石，在他的晚年，因为政治上遭受挫折，退居江宁，终于皈依佛教，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北宋这些士大夫与岳飞相去甚近，他们晚年信仰佛教，对岳飞不无深刻的影响，所以岳飞信佛是佛教文化对一位军事家灵魂的成功铸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