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托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而且相信,我那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伯伯胡耀福也感觉到了。
在我去长沙之前的一个月,伯伯拎着一个装满父亲爱吃的红南瓜和干茄子皮、干苦瓜条、干刀豆条的尿素袋,从浏阳赶到长沙看望父亲。他怕给接待部门添麻烦,在九所住了五天就走了。
临别时,我那浑身泥土般朴实的伯伯肯定也是感应到了某种信息,像怕失去什么似的突然拽住父亲的胳膊,一任老泪纵横。他们兄弟俩这辈子多次聚合离散,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感情。父亲一时也很难过,声音有些哽咽地劝道:“哥哥,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
伯伯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难过地说:“我们都是七十好几的人喽,老啦,恐怕难得再见面了哇!”
父亲握着他的手,一再地说:“再见不难嘛。你想见我,随时可以去北京!”
伯伯却伤心地说不出话,只是摇头,一路抹着眼泪走出父亲的视野,如同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th& Hospi-tal 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 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
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糊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和视野……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