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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诺贝尔奖演讲全文，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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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当地时间7日下午1时（北京时间20点），屠呦呦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了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演讲，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谢谢刚才两位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40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这里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
这是中医研究院团队抗疟研究团队当年的研究工作总结，蓝底表现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表示的是全国其它协作团队的完成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表示既有本院，也有协助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功能而制备的衍生物，经还原，证实青蒿素结构中他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高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关系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的活性基团。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1992年双氢青蒿素再获得的新药证书，双氢青蒿素的药效高于青蒿素十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青蒿素引起世界关注，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起了热烈地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有数千例的疟疾患者得到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
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
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做测试知名生物学家楼之岑教授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了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的知识。
化学家路易•巴斯德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却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中医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
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
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难面前需要坚持不懈
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为有效药物
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在南京召开抗疟药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素191号的提取物对除疟、抗疟结果，受到与会其他人的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有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素抗疟研究全国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屠呦呦演讲引用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END）
此前，12月6日，屠呦呦及其他2015年诺奖获得者一同前往诺奖博物馆观赏，并按诺奖传统，在博物馆里的椅子上留签名并捐献物品。
屠呦呦赠给博物馆的礼物是一个中式瓷盘和一本自己亲笔签名的《青蒿抗疟研究》(1971-1978)赠送给了诺贝尔博物馆。其中瓷盘为白底青花，上半部印有屠呦呦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时的照片和青蒿原植物图像，并附有她的亲笔签名，下半部分为屠呦呦获得诺奖时对其发现青蒿素成就的英文颁奖词，并附有青蒿素化学结构的图像，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和中药研究所的徽章。《青蒿抗疟研究（1971-1978）》则是一本汇集屠呦呦团队早期抗疟研究成果、记载青蒿素发现历程的图书。
此后，12月8日，屠呦呦会出席一个医学界交流会，其间，屠呦呦会和当地中西医聊中医药的话题。12月9日的诺奖音乐会，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和诺贝尔晚宴，以及12月11日的皇家晚宴，按常规，屠呦呦都会参与，尤其是由瑞典国王亲自参与并颁奖的典礼和晚宴，每年都是诺贝尔周最精彩的重头戏，12月5日，诺贝尔基金会发布了屠呦呦在颁奖典礼上的座位号码和方位。屠呦呦将坐在中国人的“幸运号”8号座位上。屠呦呦身旁分别是7号座位上的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和9号座位上的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
12月12日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还有一个医学奖的研讨午餐会。那天屠呦呦还会应邀到访诺贝尔基金会单位，取回暂时在那里展现的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牌，并就所取得的4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的收取事宜进行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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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奖委员会关于屠呦呦的颁奖词
千百年来，寄生虫病一直困扰着人类，并且是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寄生虫疾病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甚。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获奖者对一些最具危害性的寄生虫疾病疗法上做出来革命性贡献。其中，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有效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从生物学角度讲，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人类和其他大型动物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居住者，许多其他生物同我们共存，包括一些对人类有害甚至致命的生物。许多寄生虫能导致疾病发生。
从医学角度讲，蠕虫对人类的危害尤其明显。全世界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到蠕虫感染，这种情况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和南美洲更为严重。自古以来疟疾就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疾病。疟疾通过携带寄生虫的蚊子传播，这些寄生虫侵入人体红细胞，引起发热，严重的情况能导致脑损伤和死亡。全世界面临疟疾感染风险的人口超过34亿，而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超过450万，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对抗疟疾的传统药物是氯喹或奎宁，但其疗效正在减低。上世纪60年代末，根除疟疾的努力遭遇挫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将目光转向传统中草药，以研发对抗疟疾的新疗法。她筛选了大量中草药，最终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查阅了大量古代中医书籍，获得了指导其研发的线索和灵感，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杀死疟疾寄生虫有显著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不管是在受感染的动物抑或受感染病人身上都有显著疗效。青蒿素能在疟疾寄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这也能解释它在对抗严重疟疾上的强力功效。
阿维菌素和青蒿素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寄生虫疾病的疗法。全世界每年感染疟疾的病人接近2亿。目前青蒿素已被广泛用于所有疟疾肆虐的地区。当青蒿素被用于综合疗法时，它能够降低疟疾的总死亡率20%，降低儿童疟疾死亡率30%。仅在非洲，这就意味着每年超过10万人因此得救。
阿维菌素和青蒿素的发现对遭受严重寄生虫病患者的治疗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三人的研究成果对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这三人的科研发现的全球影响及其对人类福祉的改善是无可估量的。
2）屠呦呦出席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三提“工作尚未完成”
12月6日当天下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与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三位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诺贝尔周”首度与媒体直接交流。
记者简单统计后发现，屠呦呦在这次与媒体的交流过程中先后三次提到自己“工作尚未完成”。屠呦呦当天首度提到“工作尚未完成”，是她在回答一位西方媒体记者问题的时候。
当时，一位西方媒体记者问屠呦呦：得到诺贝尔奖会给她的科研工作带来什么改变？
屠呦呦直率地回答说：“当初接受任务的时候，疟疾的危害相当严重。那个时候，我没有过多考虑其他的问题，只是一心想把任务完成。现在，我感觉自己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编者注：青蒿素)耐药性问题已经出现，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得奖之后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也不太感兴趣。”
作为全球流行的重大传染病之一，疟疾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上世纪60年代，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疾病治疗更是陷入了困境。1969年，当时还是中医研究院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接受任务，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组长，负责寻找治疗疟疾的“良方”。
再次提到“工作尚未完成”这个话题，屠呦呦如是表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目前，依然还有很多研究工作值得我们深入进行。”
屠呦呦回忆说：“最初做这项研究时确实很难，后来我们系统查阅古代文献，才选择青蒿这个有两千年历史的药物进行攻关。”
第三次提到“工作尚未完成”，屠呦呦显得很着急。她说：“青蒿素一旦产生耐药性，就需要再花十年时间研究新药。我为这个药(编者注：青蒿素)的前景感到担心。我希望关心疟疾的各位能够共同努力，延缓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查到：“恶性疟原虫出现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威胁着减少所有疟疾流行区负担全球工作的可持续性”。
正是基于恶性疟原虫出现对青蒿素的耐药性情况，屠呦呦呼吁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规定下使用青蒿素，尽可能延缓抗药性的出现。有资料显示：过去几十年来，在发生寄生虫耐药性蔓延后，多种抗疟药不得不退市。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诺奖得主屠呦呦寄语中国的年轻学者们为人类造福。她说：“我希望这次获得诺贝尔奖，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激励机制，让年轻人更努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传统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努力提高，为人类造福。”
3）关于青蒿素的耐药性
有关青蒿素的耐药性最早于2005年在柬埔寨西部首次被发现。这种耐药性并不会导致青蒿素治疗的彻底失败，但它却减缓了清除患者血液中导致疟疾的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的速度。
研究人员一直担心，恶性疟原虫的青蒿素耐药菌株会扩散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像在其他的疟疾疗法——例如氯喹和拮抗剂药物中见到的那样。
为了找到导致青蒿素耐药性的原因，美国圣安东尼奥市得克萨斯生物医学研究所的遗传学家Ian Cheeseman及其同事，比较了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的恶性疟原虫人群在青蒿素治疗后所表现出的不同清除率，研究人员曾在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通过绘制91个恶性疟原虫中的单字母脱氧核糖核酸（DNA）差异，研究小组在恶性疟原虫基因组中的33个区域找到了最近发生的强烈选择的证据。据介绍，强烈选择是由进化压力造成的，旨在进化出对药物的抗性。
研究人员接下来利用2001年至2010年从泰国疟疾患者体内采集的血样档案，分析了每个基因组区域与清除率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2001年，只有不到5%的恶性疟原虫表现出缓慢的清除率；而到2010年，这一数字超过了50%。
恶性疟原虫基因组13号染色体上两个毗邻区域中的突变被认为与青蒿素的抗药性具有强烈的联系。研究人员估计这一区域至少占到了清除率中可遗传突变的1/3。
研究人员发现几个基因或许应该对青蒿素耐药性负责。但Cheeseman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耐药性的进化缘于这些基因的突变；事实上，它可能是由能够改变这些基因活性的非编码遗传序列中的突变所造成的。他强调：“此时此刻，我们对于耐药性的发生机制仍然一无所知。”
美国坦帕市南佛罗里达大学从事疟疾抗性研究的Dennis Kyle认为，这项研究“强调了可让我们集中精力的基因组中的一些关键区域”。
Kyle指出，尽管寄生虫依然受到药物的影响，但青蒿素耐药性的部分属性表明了生物学的复杂性。青蒿素耐药性有可能与多个基因有关，甚至涉及更多的基因组区域，从而使搞清抗药性的全部遗传基础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Cheeseman表示，青蒿素耐药性很难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目前无法复制寄生虫的缓慢清除。
不过，随着科学家们的不断深入研究，在青蒿素耐药性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2014年 ，有科学家识别出了“镰刀形疟原虫”是青蒿素抗药性的一个主要决定因子，它也许能提供这样一个标记。他们发现，该寄生虫的PF3D7_1343700 kelch propeller domain （K-13 propeller）中发生的突变与抗药性最近的传播有关。与在2001和2012年间收集的样本所做比较显示，与抗药性的传播相一致的是，该标记的频率也增加了。
除了提出一个有用的标记外，这些发现还有可能加深对抗药性怎样形成的认识，同时为在寻找新型抗疟疾药物中怎样绕过抗药性提供思路。
2015年，研究人员经过对收集样本的对比研究后确定了一种名为kelch13的基因突变很可能是产生抗药性的直接原因。同时，科学家们还确定了另外四种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对引起kelch13的抗药性突变有着未知的促进作用。
虽然目前科学家们还不清楚这现象背后的机制以及为何这一抗药性基因突变与这一区域有关。但是，通过基因追踪的手段，科学家们能够很快确定抗药性疟原虫的分布与传播，这对于今后疟疾的防治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全球首个疟疾疫苗有望上市
欧洲药品管理局曾在今年7月底表示，已给世界首款疟疾疫苗RTS“开绿灯”，认为这款疫苗安全、有效，尽管保护作用有局限性。这意味着，研究人员花费30年时间研发的RTS有望上市，可望帮助数百万非洲儿童抵御疟疾。
RTS疫苗全称为Mosquirix，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非营利组织“疟疾疫苗道路倡议”和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参与合作。
据悉，RTS已在疟疾盛行的7个非洲国家的15459名儿童身上进行了试验。
接受测试的人根据年龄被分为6～12周的婴儿，以及5～17个月的儿童，以便观察该疫苗在哪个年龄段表现得最好。所有儿童均在两个月内接受了3次注射，一些还在18个月后接受了加强剂量的注射。
结果显示，当年龄较大儿童还接受了额外的加强剂量注射时，RTS，S疫苗的表现最好，4年中将疟疾的病例减少了36%。如果他们没有接受加强剂量，该数字会降到28%。此前，14个月时的中期结果表明，发生在这些儿童中的疟疾病例减半，因此最新数据证实保护效应随着时间减退。
在婴儿中，加强剂量接受者的病例数减少了26%，非接受者群体则减少了18%。加强剂量还在年龄较大儿童而非婴儿中提供了针对严重疟疾的较好保护。
5）关于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卡罗林斯卡学院 (Karolinska Institutet)，又名卡罗琳学院、卡罗琳医学院、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曾名皇家卡罗琳学院（“卡罗琳”是为了纪念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的军队），是瑞典著名的医学院，建立于1810年，在瑞典国内仅晚于乌普萨拉大学和隆德大学。学校位于瑞典北部的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也是全国第一大城市）郊外的索尔纳市，地处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交汇处。卡罗林斯卡学院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单一医学院之一，承担了瑞典全国43%的医药类学术研究，并拥有一个附属的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 (Karolinska University Hospital)；同时，学院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6）“世界最贵椅子”
诺贝尔博物馆里BistroNobel咖啡馆号称拥有世界最贵的椅子，历届诺奖得主都会在这里的椅子上留下自己的签名。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签名，正是在第41号椅子上。BistroNobel咖啡馆不算很大，不少人都会在桌上看到一份宣传资料，上面写着“当你吃完饭，记得要在椅子下面找找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