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 （1）
全家下放，回到父亲的老家以后，我们是真下决心扎根农村了。考虑到在田地里讨生活的艰难，老爹把我哥哥送出去学手艺—修钟表。而我则和村里大部分的青少年们一样，平时上学，农忙下地干活。但时候我的主要任务是上学。一年之中只是在假期回生产队。
到村里有不少年龄相仿小青年，还有两个插队知青。劳动之余有时候也会聊聊今后的打算，理想什么的。本地的大多想学点手艺进社队办企业，农机厂，建筑队。插队青年家在城里，考虑招工回城比较多。还有就是参军，那时候参军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小伙伴们有时和我开玩笑说我一定能上大学，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装作没听见。我闲聊过的理想有赤脚医生,技术员，泥水匠，木匠，甚至厂长，县委书记。唯独没有提过大学。和我接近的朋友都知道那是我心中的一个秘密，一个梦，一个不愿触及的痛点。
我从小就是一个“经典”好学生，小时候父母常常不在家，大部分的时间由保姆带大，但父母对我们的教育还是挺严格的。那时候经常搬家，但每到一个新学校总能在短时间内在班里名列前茅。除了学习之外我还是少先队干部；技巧队，小足球队队员（**1）；三好学生。那时候的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想像中的大学就是为我这样的好学生而设的，小学经中学而大学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来就没想过还有上不了大学这回事。直到小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来了，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复课闹革命时出身不好，连中学都不让上，才意识到我的大学梦还没来得及憧憬梦的甜蜜就已经破灭了。
家被抄，父母被批斗，关牛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讲什么规矩，不仅是父母单位的革命群众，任何一个造反派组织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家把母亲提出去批斗。父亲长期关牛棚，情况不得而知，我和哥哥每个月去探一次监，但见不到人，只能把牙膏肥皂，还有香烟交给管理牛棚的请他们转交。就像前面几位前辈，同学提到的，从祖国的花朵变成了狗崽子，对我精神上的冲击很大。后来不称为狗崽子了，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对这个名称印象非常深刻。这个称呼明确地把你打入另类，但又给你一点虚无缥缈的希望。刚开始复课闹革命时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没有资格人学，过了好几个星期才批准没我们人学。这几个星期的时间差使我们无所遁形，人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工宣队训话时提到教育好的子女，那口气是严厉的，带有警告意味的。父母有时候也会和我们谈教育好的子女的话题，但他们总是强调希望的方面。以他们的经历，不难理解这个称呼的真意，他们故意曲解，是希望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更怕我们有什么激烈的行动，毁了自己。至于我本人，当时是很努力地。学习自不必说，学工学农，军训，义务劳动，样样争先。（军训时半夜紧急集合摸黑打铺盖背包，我用两分四十秒第一个到操场。）我的努力并不是完全白费，正式表扬是没有的，但赢得了一部分老师和同学的尊敬。慢慢地在学校我不再孤独。有一次我的钢笔被一位同学悄悄地拿走了。我没有证据，也不敢把事情闹大。几位同学知道后为我打抱不平，和我一起冲到拿笔的那位同学家，吓得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不敢出来，后来把笔从门下面缝隙中塞了出来了事。
后来两派争斗越来越激烈，对死老虎们失去了兴趣。父亲趁着上山下乡的东风，要求全家下放农村。我家下放的公社比较偏僻，天高皇帝远，阶级斗争的气息不是很浓。虽然条件不太好，但精神上的宽松正好让我们有机会喘口气。
（**1小足球队队员的资格是争来的。当时学校选拔了一批足球队员大部分是高年级的，没我什么事。有几位没选上的同学不服气，让我去和体育老师反映。体育老师将我一军，说你们要是不服就来比一比。小足球，7人，不难组队。我们的杂牌军在场上一直处于劣势，球基本上都在我们半场。不过我们的防守反击进了一个球，最后打平。就这样我和其他两位同学进了小足球队，我是候补右卫，板凳坐穿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