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注1《墓碑》长达90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391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内容。《高邮县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1993年1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
    
    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10.97万。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20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但没有找到，找到的是《宁德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里面有孙先生所说的情况：“1960年－1961年，由于经济困难，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两年间，因患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达12090人（男7401人，女4689人），其中1960年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69%。
    
    其次，孙先生说我篡改，这是不实指控。我在《墓碑》第十三章的“福建省的灾难”一节的开头部分，已经说明该节的内容是引用林强先生发表在《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上面的文章：《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该文中说到：“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1－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段话后面的注解表明，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我当时是引用林强先生的文章，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因为《福建党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文章又是严肃的论文，想必不会有差错。这是我的疏忽。现找来《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进行核对，发现原文是：“是年，因患浮肿等疾病，全县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一记载与《宁德市志》所载相符。
    
    十、《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死了350万人”，出自《墓碑》第10版第250页。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内容。廖伯康当年是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们向杨尚昆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他的文章介绍了向杨尚昆汇报的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
    
    孙经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据是：“经查证，涪陵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所以不可能饿死350万人。孙先生搞错了：1953年涪陵地区不是10个县，而是11个县（包括1959年4月并入重庆的、有54.5万人口的长寿县），1953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是477万，不是孙经先说的423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廖伯康的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含七八条信息，涪陵饿死350万只是其中的一个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将廖先生的这条信息删掉。从整体上看，我对四川省总的死亡人口数字的估计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800万人。考虑四川官方大量隐瞒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干部认为饿死1200万人，所以《墓碑》中认为四川非正常死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
    
    顺便指出的是，孙经先说四川1957年总人口7215.7万，1960年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人口为361.7万，指责“《墓碑》将361.7万扩大到1000万到1200万。”孙经先在这里向读者隐瞒了一个重要情况：四川省1960年以后还在继续饿死人，1961年总人口减少到6467.3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48.4万人。孙先生不用748.4万人，却用361.7万人，显然不够客观公正。
    
    除了上述十个指责以外，孙先生还指责：“《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孙经先说我“荒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当作饿死的人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当然，非正常死亡并不全是饿死的。还有车祸、雷击、溺水、地震、瘟疫、战争等造成的死亡，那几年没有大地震，没有瘟疫，也没有战争，饿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级以十万计。孙先生是搞数学的，一定熟悉“误差分析”，熟悉“有效数字”的概念，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至于下面这个公式我觉得一点也不“荒谬”，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这个公式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无非是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几个变量如何换算问题，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谈不上什么“现代数学处理的基本原则”。
    
    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逐一查证”，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对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赞赏。认真而有道理的质疑可以推进进一步研究，认真却站不住脚的质疑证明《墓碑》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逐一查证”。当然我也要指出他文章中的种种错误，更要拒绝他强加给我的“造谣”、“伪造”、“篡改”的罪名。
    
    迁移不是人口损失的原因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本来是一个现实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记忆。但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多少人，只能从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历年的人口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些数据明显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总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特别是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82年的人口数据，按年龄、性别制成塔状图，22岁左右这一段有一个可怕的大缺口！这个缺口和大饥荒那几年相对应。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确认大饥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损失（非正常死亡＋出生减少）。
    
    然而，孙经先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人口损失。他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人口损失是城乡人口迁移户口重报、虚报和以后的注销造成的。他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上述论断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对他的这种计算，我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中，已经用他的计算方法和他预设的条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重复。我只讲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施行的。当时，城市居民一家一个户口本（机关、学校住集体宿舍的为集体户口），农村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花名册户口本。粮食统购统销是1953年开始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后，城镇人口按户口供应粮食，农村人口按生产大队的总人口留粮食。农民从生产队到城市当工人，必做从农村的公安部门办户口“迁移证”同时迁出“粮油关系”，到城市以后，凭“迁移证”上户口，同时接上粮食关系。1958年进城的人，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供应；1961年至1962年城镇人口精简下放到农村，如果不带“粮油关系”，他就要侵占别人生活资料的供应指标，生产队是不会接收的。
    
    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极少的，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被称为“盲流”。“盲流”要被强制收容。在信阳，把外流农民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所以，孙经先说的不带户口的迁移是很少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提供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注6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研究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情况，本来是人口学家的事。隔行如隔山，对自己专业以外的学科我总是怀着敬畏之心。所以在《墓碑》中我只是引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的看法，认为大饥荒年饿死3600万人（这是各位研究者提出的饿死人数的中间数）。作为数学工作者的孙经先，当然可以涉足人口学领域。但进入非自己的专业领域，必须向专业人士学习。孙经先不了解中国人口数据的采集、整理、调整、核销、汇总的实际过程，却牛气冲天，一路砍杀而来，也不怕闹出笑话。
    
    2012年我将孙经先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送给了当年在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至今健在的王维志和张庆五。这两位老人是终生从事中国人口统计和研究的专家。王维志说：“这篇文章跟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根本不沾边！他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差得太远！”张庆五也断然否定了孙经先的结论。这不仅仅是孙经先的学术无知，更主要的是他在开始研究之前就怀有偏见，并且费尽心机地论证他的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孙经先就是一个典型。
    
    请看他对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绍大饥荒时采用了这个数据。注7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长。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4.57‰）。孙经先却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3‰（学界认为这个数字偏低。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修订为44.60‰，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修订为38.8‰，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修订为32.40‰），孙经先“修正”为17.85‰。他对死亡率“修正”以后认定：“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1953年相当”。
    
    众所周知，1950年－1953年正是土改刚结束、统购统销还没有实行、农业还没有集体化的时候，是中国农村情况最好的时候。孙经先却认为大饥荒年代和这个最好的时期相当！从农村出来的人知道，就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而言，1958-1961年和1950-1953年这两个时间段有着天壤之别！他说，1960年统计人口大量减少，“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是重要原因。在生活资料凭证供应的年代，生了孩子不报户口，怎能分到生活资料？
    
    为了否定大量饿死人这个历史事实，孙先生还生造了“营养性死亡”的概念。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注9什么叫“营养性死亡”？什么叫“完全性饥饿死亡”？喜欢玩弄概念的孙经先，没有给他的新创造做出科学界定。为了搞清人在饿死过程中的生理机制，我多次请教天津医科大学王梅松教授，并在他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几本医学著作注10。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间。按当时全国粮食平均供应量换算，当时中国农民平均每天吸收的能量只有600多千卡。
    
    能量入不敷出，只能“消化”自己的身体。体内储存的“糖原”可以维持一天，然后分解脂肪，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对自身的分解是一个残酷的生理过程。例如，完全依靠分解脂肪产生热量，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心肌萎缩就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萎缩和功能低下，会产生种种疾病。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进一步减少能量的吸收。
    
    人体内的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抗体和免疫蛋白都是蛋白质组成的，没有这些，各种疾病就会随时发生。也就是说，人体在自我分解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诱发疾病而死亡。孙经先说的“营养性死亡”，是不是指这个过程？如果是的话，“营养性死亡”就是因饥饿而死亡，绝不是营养过剩、营养不当而死亡。孙经先如此用心良苦地回避“饿死”两字，让我领教了他学术研究的态度。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参考。关键是实际调查。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当年对局部地区的调查做过一些，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中介绍了这次调查：1961年，他们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到后通知他们三人：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说的“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为了确认这个事实，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当面请教，但他不愿意说。2012年周老逝世，在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时，他儿子和女婿对我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到底几千万？按常识，两千万不能说是几千万，至少两千万以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时任山东省长的赵健民在1960年12月山东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东有文字记录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没有文字材料但有口头汇报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厅报告，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孙经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