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师 （2) 拉练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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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威
1972 年，过了夏天，73届这个班就升到中四年级了，这半年，是他们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课的最后半年，因为中四的后半年，是学工学农。这时候，我和班级的学生们已经建立起了相当不错的关系，我自己做学生时，最不喜欢老师在班级里抓住个别学生犯个屁大的过錯，就拿全班来训话，还常常一训就训一节课。某个学生有问题，你找他个别解决，干嘛拿全班同学来陪绑？如果实在有普遍意义的事情，轻描淡写提醒一下，让大家注意就是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当我自己做了班主任，就决不做这种令学生讨厌的事情。
那每周一次的班会课干什么？说来可能不相信，我给学生学“毛选”。每次班会课，我带一本“毛选”去，随便翻一页，找一句话出来，一学就是一节课。比如，“为人民服务”一文，里面不是有司马迁的一句“轻于鸿毛，重于泰山”吗？当然，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那是必须的，但也得讲讲司马迁是个什么人啊？那是什么朝代啊？于是，什么是“史记”，汉武帝，匈奴，霍去病，李陵，苏武，各人的故事，哪里够一节课学的？一句毛诗“魏武揮鞭”，又可以讲几节“三国”故事。你说，四卷“毛选”里面，有多少地方是可以这样拿出来学习的？那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时我们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父母大多数连字也不识，他们没有任何渠道来知道这些知识，因为没有这个课，外面也没有书。少数几个学生道听途说一些，也不全知道。我讲这些，是拉大旗，作虎皮，夹带着自己做人处事的体验给学生们讲，所有的孩子都如饥似渴。这样的课，要比训斥学生有用得多。我的理论也非常坚硬：如果连这些基本的背景常识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真正学懂学通“伟大的毛思想”？
由于和班级里学生关系不错，班级上课的纪律也大有改善，我在班里的威信也渐渐地树立，主要是说话有人听了。但说实话，那时整个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低，这是由于文革的余毒还在肆虐，学生又普遍不要读书学习的必然后果。教师就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存，抗争，尤其是我所在的那个地区，那样的学校里。
讲一件事情吧。有一天，我没有课，在办公室里。下课铃声响了，有的老师开始回到办公室。忽然，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惊慌失措，几乎是哭着，跑进了房间。“怎么了？”有老师问她。“他们学生在走廊里推我，把我推来推去。”她终于哭出来，伤心地说：“随便怎么，我再也不做老师了！”这位老师教语文，是复旦大学66届中文系毕业生，比我就大三四岁样子，是一个文文弱弱的女生。她本来理应到出版社，编辑部，报社这样的地方去工作，你叫她怎么去跟这帮混世的小爷们打交道？更糟糕的是，由于她上课镇不住堂，学生一吵闹，她常常心慌意乱，有二次讲错了句子，比如，把“革命”说成了“反革命”。还有一次更麻烦，在黑板上写板书时，把二个敏感词的位置写靠近了，找碴的人说，那差不多就是个反动标语。这些事被弄到工宣队和党支部，其实工宣队也是不想整她的，因为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党支部里有个不知道哪儿来的极左马列主义老太太，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是整那女老师，除了教师会议上“阶级斗争”是长是短地扯了一通，还逼她去教室学生面前认错。孩子们不懂事，你让她今后怎么进教室上课？
听到她被学生在走廊里推搡，这看起来就是明明白白欺负她，耍流氓，我的火就上来了。我简单地问她，“都有哪些人？”她说各班的都有，很多。我再问她，“是哪几个带头，起哄？”她又说了几个名字，都是平行班年级里名声最坏，外面常打架干坏事的几个，其中就有一个是校内最最“霸凌”的主（bullying ，那时没有这个词，我觉得此词比流氓之类的词更确切，所以套用）。这时，办公室里有几个老师和老先生说，去找工宣队来。我说，工宣队他们人也不知道在哪儿，等到找来，人早散了，你找谁去理论？说着，我跳起身来就往办公室外跑去。就在拉开门的一瞬间，我冷静了，也许是我处理事情的一种本能吧，我迅速理清楚了几个问题：今天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要去做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大致该如何收场？
我们那学校建立于五十年代，教学楼是很常规老式的结构。走廊的两边是教室，尽头是教师办公室，厕所，实验室之类。十分钟课间休息时间，有些学生或待在教室，也总是有很多人聚集在走廊里，闲不住的男生常常互相推搡打闹。很明显，今天这些平时捣蛋捣惯了的学生闹过了头，失控了。他们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推搡了一个年轻女教师，而且不止一次地推来推去，女老师的精神当然受到了很大伤害。这事能够容忍吗？肯定不能！我出头，就是要去高调制止，否则怎么了得？无法无天了！但后续应该如何？必须给这些孩子一个教训，把他们的气熖压下去，但是如果冷静想想，他们也未必胆大包天到真敢在学校里对女老师耍流氓。
正是说时迟，那时快，从女老师被推，到我出现在走廊里，可能仅仅是几十秒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些闹事的学生还没有散去，也许他们中也有人感到过分了，正想看看老师办公室方面会有什么反应时，已经见到我铁青着脸，在向他们疾步过来了，本来吵吵闹闹的一堆人中间，于是就有几个开始安静下来，直直地盯着我看。我在离开人堆约四，五米的距离，在我感到我的嗓门所能形成的气场足够镇住?面时，我发话了：“都给我听明白了，所有的人留在原位，记清楚你旁边是谁，不要离开，就是上课铃响了，也不准回教室。”我说得很清楚，很平静，声音也非常响。但下面的一句，我就是用尽全力吼出来了：“这是我说的，听懂了沒有！”再跟着的一句，我是真咆哮了：“难道枪斃得还不够吗？”
这句话，我相信他们都听懂了。文革到了1970年左右，社会各方面的病态已经显而易见。那时候，上海街头连续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无所事事，吊儿郎当，素质低下的街头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一点点事情大家都要去围而观之。这几起恶性事件都开始于围观，随后围观人群失控，互相推搡，再后来，就有女青年在围观，推搡混乱的人群里被人扒光了衣服。那时上海当局採取的措施是迅速全力破案，马上判刑枪毙，每次杀五六个，判刑十几二十个。这样杀了几次，才把这种恶性事件的蔓延势头制止住。当时坊间传闻这样的故事，某某地方的一个平时很老实的小青年，被另外几个人指认，说是参加了扒衣，抓走后几天就被枪毙了。这样的传闻至少是告诉人们一个教训，别往人堆里去挤热闹，上海话叫“軋闹猛”，弄得不好，糊里糊涂就被判刑，甚至把命也弄丢了。这些73届学生应该都知道发生在上海的这些事件，而我所指的，也就是这事。直到这时，这些闹事推女老师的人才有点醒了，感到了问题严重，而我，这时候能够清楚感到，我的气势己经控制住了?面。
然而，这才是个开头，我当然沒完。就在众人的目光下，我摘下眼镜，脱去手表，看也不看就随便扔到一个学生手中，说一句“一会儿帮忙送我办公室去”，就向平行班中那个平日里最霸凌的学生径直闯过去。那个年代，上海社会上还没有形成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如果要有的话，这种孩子大概也会成为成员。这个学生外面打架很有名，周围有一帮人，学校里也没有人敢惹他，属于平行班，年级里的＂大佬＂之一，一直耀武扬威惯了。说老实话，对这种学生，我平时能不惹就不惹，反正又不是我自己班的学生。但今天我没有其他选择，我只能上上他的＂腔调＂（上海话，找他的麻烦），我心里清楚，如果找个其他“茄喱啡”（龙套的意思）“小赤佬”来垫背收拾，那毫无意义。
这个学生也是个大个子，我一米八以上的身高，他也快到我的眉际。他应该是常常练杠铃，渾身是肌肉疙瘩。我从懂事后再也没有和别人打过架，但是我中学里打学校的篮球校队，下乡时也打球，我动作反应敏捷，懂得佔位出手，我扛过大包，甩过18磅大鎯头，下乡一顿可以吃1斤米饭，也算是个粗坯子出身。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关键的是，今天我在道义上占有绝对优势，加上刚才甩出的这几句话，又摆出一付也是亡命的样子，我相信气势上绝对压倒了他。这种人也不是傻子，懂得辨风向夹苗头，你狠过他，一般会服软，我自信今天有九成的胜算。
我接近他时，就先侧个角度佔了位置，准备随时真动手。“跟我去办公室”。我一字一字地对他说。“做色湼（什么）啊？”他用方言回我。他话音未落，我左手已经出去，一把当胸狠揪住他，吼道：“走啊！”右手却准备着随时回击。也就是这一秒钟，决定了是不是会失控真打。
五十年代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叫做“教育的诗篇”，讲的是苏联建国初期一个孤儿院（或叫教养院）院长马卡连柯的故事，这个教养院是专门收容和教育改造街头流浪孤儿和犯罪青少年的机构。里面有一个镜头，有一次，这老头在忍无可忍之际，狠狠揍了一个人高马大，带头做坏事的傢伙一拳，随后头也不回，甩手就走了，那傢伙却制止了他的同伙去报复老头。在我出手的那一刻，我相信自己就是跟这老头学的，学他的气势和自信。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让所有接着被叫到办公室的人，写下他们知道的和看到的，是谁参与了推搡，让他们一二分钟写完后就走人，回教室上课。最后，一张核实后，本人也承认了的名单很快就出来了，我把这张名单交给年级组组长，怎么处理，这是领导们的事。
学校是个教育人的机构，而不是一个惩戒人的地方，高高举起是为了让学生接受教训，轻轻放下是为了引导他们走一条正路，懂得什么是对錯。事情完结后，我找那个大霸凌谈了不到二分钟的话。我问他，如果你的姐姐或妹妹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会怎么样？他说他也会去打架。我第二句问他，如果那天他不是参与推人，而是出来及时制止，那又会如何？他说他不知道。我告诉他，我说我其实相信他是有能力来阻止这种恶劣事件的发生。这二句话，前一句我是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出手管这事。第二句，在教育他什么是对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同时，顺手也给他戴了顶帽子。几天后，他一脸诚恳地跑来找我，他说他父亲从小揍他，他就逃走。长大了被别人揍，也被警察揍，他发誓日后要报仇。他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从今往后，你老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揍他，他绝不逃走，也绝不还手。
这些孩子本质也许不坏，是那时的社会，环境，是那个要毁灭我们这个民族前途的愚昧无比的教育政策，把他们弄得如此迷茫！在那个年代，所有的教师再努力工作，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生活中，学校里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