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八联军
“白脖儿”死了，“白儿”也死了，孩子们对未亡的 “黑儿”没有费神留意，“八个联军” 成立了。
二哥带我打鸟，开始用弹弓。湖北的泥，晒干像石头。我们和泥，揉成玻璃弹球大小泥丸儿，晒干做子弹。这里从来没人打鸟，鸟很傻。晚上用手电一照，看见它们爬在树枝上, 一动不动。开弓射弹，一石一鸟。战利品多是麻雀，也有斑鸠，颃鸠。回来还是和泥，裹上雀雀放进炭火；等闻到燎毛的糊臭味，扒拉出来晾凉，再磕掉泥，鸟肉喷香，用手撕着吃。后来不知谁带了杆气枪来，子弹精贵。潜规则，谁枪法准，谁用。我捡到两个乌龟，放在一个大木桶里跟其他人逮的乌龟集中一起养，不料被绍川叔一锅炖了。我汤都没喝到，只能跟他吵，“刘叔，你吃了我捡的乌龟，把壳还给我！” 钓鱼也容易，钓鲫鱼用鱼杆鱼钩，甩白条子用大头针窩个勾，绑在小竹枝子上就行，白条子太小，钓上来没法吃。用铁丝窝一窝，头上砸扁磨尖，绑在竹竿头就成了两股叉子，见到鳝鱼奋力投出去，慢慢拉回来的就是一锅美味的鳝鱼汤.....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打鸟钓鱼的风气从中小学生，蔓延到“五七”战士。开始只是钓鱼，算是第一军；后来打鸟的成了第二军；捡拾乌龟甲鱼，或是带回北京观赏，或是炖汤，第三军；泥塘里抓鳝鱼，生血摸在脸上治疗面瘫，肉炖鳝糊糊，第四军；插青蛙抓田鸡，辣子炒田鸡，第五军；少爷的父亲，抓了只八哥养起来，第六军；有个湘西人，逮了只黄鼠狼，也养了起来，第七军；第八路军，是捡业务的。他们抱着小提琴，扛着手风琴，背着画夹子，河边树下，练琴写生。更多的，泡一大杯茶，夹个马扎，拎着“反杜林论”或是可以抓到手的随便什么书，河堤的阴凉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大田，交给了机耕队；步伐整齐，排队打红旗唱歌下大田劳动的队伍，看不见了。
一天两趟下大田种地，可以不去；三顿饭，不能不吃。都看书，谁做饭？ 抓家台宣布，一个排一个月，轮流负责。
第一个月，历史系做饭，父亲是记账的会计。一个月下来，反映不好，老先生们做饭，饭菜味道差，有时开饭好像还难以准时。
后来，轮到艺术系，饭菜明显大大改善。美工专业余教授是广西壮族人，他可以凭着衣服领子或是袖子的花饰，判断出穿衣人的民族归属。他掌勺，烧出了岭南风味的叉烧肉， 红扑扑，甜丝丝。拉小提琴的朝鲜族金老师，身材魁梧，站在河堤上拉罗马尼亚小提琴曲“云雀”时，树上的鸟叫都压低了声音，屏息聆听。金老师做出一大锅像长白山似的雪白打糕。
束缚打破，思路放开，大家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下个月要轮流做饭的排，还没有上岗，已经在盘算菜谱了，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前逢年过节才杀猪，后来过渡到每个月杀。现在大家除了看书，就是做饭，每个星期都杀猪，宰羊，镗鸡，每个月买肉牛回来，厨房里的轮战炊事排，不断有新的探索，提出新的要求。
于师傅用猪圈里煮饲料的大锅，炖了一大锅高粱，酿出了白酒，度数高劲头大，不少人喝醉了。
1972年2月，二哥回北京了，中学生都要回去正正规规地学习，准备考试凭成绩升高中，听说还要从中学生里选拔优秀的直接上大学。老师们也陆续有人调回北京，宿舍越来越空，我们又搬到新宿舍，还是半间，有单独出入的门，算是家属宿舍。位置在西北角船闸边，后面一排也是新房子，做为从烤烟房搬出来的小学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还专门设立了一间阅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