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序曲》(三皇五帝到夏商)之一百二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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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喧宾夺主

 

话说姬昌自羑里归来后,夹着尾巴做好人好事,比雷锋还低调,连日记都不写,用文言文来说就是“阴修德行善”,最多在《周易》爻辞里偷偷表扬一下自己,然后就红着脸躲在一边看动静。

他“阴”着,结果却是“阳性”的。诸侯一个个投奔“解放区”陕西,纷纷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诸侯好喜欢”。于是姬昌日渐做大,帝辛的势力范围则日渐萎缩。“三仁”之一的王叔比干眼看商朝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于是向侄子谏言,帝辛没有拿比干的话当回事。《殷本纪》说:“王子比干谏,弗听。”,比干谏了什么?不名所以,但拒谏的姿态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直观的认识:帝辛是个昏君。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拒谏是昏君标签中的极其醒目的一个,后面我们会看到帝辛还将“醒目”很多次。比干的谏言内容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么我们根据什么判断帝辛一定要接受比干的谏言呢?因为他是孔圣人钦点的“三仁”之一吗?这个理由公平吗?

假设比干真的“仁”得一塌糊涂,那么是否意味着他的建议一定正确?如果他在军事业务上对帝辛指手画脚,那么后者有理由不买账,在军事领域,“三仁”捆成粽子都比不上帝辛,就像姬昌、姬发也比不过姬季历一样。如果比干想在军队中安插几个他的亲信,说这些人很能干;或者他认为很能干的那些人并非其亲信,帝辛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他。帝辛并非妄尊自大,虽然他确实是个有些自负的人,他的自负是有本钱的,建立在其显赫的战功上。

即便崎周真的像史书上形容的红火得像解放区,帝辛仍然不太瞧得起姬昌这位算命先生。帝辛未来的失败并非军事上技不如人,而是家贼难防,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丝毫没有防备的人竟然置他于死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辛的失败,除了家贼外,细究起来,竟然跟他本人太能干有关,没有比这更悲剧的悲剧了。

《殷本纪》突出说明帝辛不尊重人才的恶习,除了不采纳比干的意见,也对当朝贤人商容视而不见,尽管百姓很喜欢商容,但帝辛横竖不用商容(”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帝辛逆民心,不爱百姓之所爱,这比拒绝比干的谏言还要严重。那么商容是什么人呢?

商容只不过是帝辛时代的乐官,他可能创造了一些流行歌曲,大众喜欢他也能理解。既然是音乐家那么继续搞音乐就是了,帝辛并没有禁止他从事专业活动,他仍然做乐官。至于有说商容试图用礼乐教化帝辛,简直闭着眼睛说瞎话,周礼之后始有礼乐,”周办”怎么让商容提前搞出来,就不怕周公旦生气吗?就算商容的音乐造诣堪比舜和大禹时期的后夔,后夔一辈子不也只是乐官吗?为什么商容要搞特殊化呢?难道创作了几首流行歌曲,就得要出将入相?帝辛没有提拔商容,恰恰说明他脑子很清楚:商容你给老子好好创作商朝好歌曲,做音乐导师也行,其余的免谈。

商容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商朝,直到商朝灭亡,这起码可以说明帝辛没有难为他,他也不觉得在殷都没有容身之地。当时姬昌正在学二战之后的美国,招徕各方名人,商容名气那么大,肯定在招募之列,但他选择留守,这暗示他和帝辛似乎相处融洽,起码关系不紧张。在商容未被提拔这件事上,帝辛和当事人商容都没有错,错的是瞎起哄的民心,如果史料没有瞎说的话。

《殷本纪》说牧野之战后,商容以弃暗投明的姿态,踮起脚后跟和百姓一起迎接周军入殷,嘴里说不定还哼着自己创作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旋律。以普通人的标准衡量商容,他其实无可厚非,他想活下去,或者他的家人想活下去,那么他只能投靠新政府。那一刻,商容和他周围的老百姓一样,都只是随波逐流的一般人,与贤无关,与忠更无关!

周武王看到商容出现在欢迎周军的游行队伍里,非常高兴,特意走上去和商容握手寒暄,并示意”周办”表彰其忠贤。姬发的标准好生奇怪,商容对谁忠?又对谁贤?小说《封神演义》中,商容是商朝的首相,为了保护帝辛的儿子殷郊,撞死在九节殿,小说里的商容倒确实当得起”忠”字。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如此之大,这提醒我们靠小说学历史是不靠谱的,比如诸葛亮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里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不过我宁愿相信商容是《封神演义》里的商容,史料中的商容反倒更像一个虚构的小说角色,面目模糊,气节更模糊:”忠贤”二字用在他身上是对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侮辱,也是对气节的侮辱。姬发点赞商容”忠”明显没脑子,哪天大周不再大,大臣们另谋高就,他们算是忠臣吗?

接下来的一段很有意思,劝谏的又来了,这回不是比干。话说西伯灭了饥国,饥国即黎国,帝辛曾在那里”大蒐”,顺手把东夷各位老大挨个扇耳光,搞得诸位诸侯捂着腮帮子喊”日子没法过了”。大臣祖伊得知饥国被灭,认识到周将成为商的心腹大患,急忙跑去劝谏。很难得,《殷本纪》里有祖伊劝谏的内容,不似比干的”无言之谏”。

祖伊是巫师出身,和鬼神”天灵灵,地灵灵”地聊惯了,不会说人话。他的说话方式可以成为《演讲技巧》之类应用书籍的反面教材:怎么别扭怎么说、怎么难听怎么说、怎么吓人怎么说。正常的劝说应该自分析形势开始,然后商量对策,祖伊倒好,一上来就威胁、恐吓帝辛;”上天已经废了俺们殷商的国运,算命先生都不好意思说GOOD LUCK,大龟也不显示吉兆(‘假人、元龟,无敢知吉’,假不念假,而是‘格’,‘格于皇天’的意思,格人就是直接可以和老天爷打交道的神棍)。并非先王不护佑俺们,实在是老大荒淫暴虐,自绝于天。上天抛弃俺们,使俺们不能安居乐业。”,接下来他说的话,把老百姓形容成受虐狂:”大家都不求知道上天旨意,也不遵循典章法度,由着性子胡来。老百姓都希望和商朝同归于尽,说:‘老天咋还降下惩罚呢?天命怎么还不来到?’,现在大王准备怎么办呢?”(”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

后面那段话我们似曾相识,和成汤的演讲词如出一辙,成汤是这样说的:”夏王有罪,能拿他怎么样呢?(”有罪,其柰何”)他让劳动人民生不如死,民众都表示情愿和夏王同归于尽也不愿苟活。”(”众有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丧?予与女皆亡’!”)(参见《商汤烈烈》一节)情绪、语气、逻辑一模一样。

其实关于夏桀、商纣”脱离群众”和被群众诅咒的文字皆出于《尚书》,《殷本纪》里祖伊的言谈便是根据《尚书·西伯戡黎篇》。谴责夏桀和商纣的文字基本上是同一个路子,像是出自一个人或者一个写作班子的手笔,他(们)可能觉得”其奈何”这三个字很酷,无论写夏或是商都保留着,难道这也算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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