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深厚的宗教信仰的传统，因此将历史当作宗教信仰。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指出：“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编纂人员。其他亚洲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不是历史。”然而，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是皇帝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必定不真实、不客观，是被扭曲的和被遮蔽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历史是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循环的历史，文明的积累因权力的摧毁而屡屡归零。以当代史而论，仅仅才过去二十多年，人们便不相信六四屠杀是铁的事实，年轻人看到赵紫阳的照片不知道此人是谁，即便新一代的知识阶层亦未必知晓那场八十年代后期刚刚啓动就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历程。
图片：吴伟《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封面照片
在此背景下，吴伟的《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就是“以历史照亮未来”的尝试。作者根据抄家之后倖存的笔记资料，对鲍彤、阎明复等改革派先驱以及诸多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同事的第一手访谈素材，完整地呈现出了那场迄今无法企及的政治改革的真相。
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生前最得意的两个名号，一个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另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后者是鲍彤对赵紫阳的概括，却被邓小平窃取而去。
吴伟在书中澄清了邓小平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改革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作为邓小平钦定接班人的赵紫阳最终与邓小平分道扬镳。吴伟指出：“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这一改革趋势是邓小平无法容忍的。即便没有后来的八九学运，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终将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在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人际关係是政治人物必须处理的首要难题。对于八十年代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而言，邓小平是必须尊重和拥戴的“神主牌”。吴伟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和研究室工作期间，在多次会议上听到鲍彤等领导再三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的话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如果说改革者是舞蹈家，那么邓小平就是沉重的镣铐，改革者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
吴伟指出，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承受力：党自身党承受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承受力、老一代领导人的承受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承受力。邓小平能承受，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被全党所接受；邓小平不能承受，就谈不上被全党所接受。比如，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中增加一句，“决不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桉就会夭折。
与此同时，赵紫阳的策略是：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同时把民众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东西加进去。按照鲍彤后来的说法，这叫“跪着造反”。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大在北京举行，选举赵紫阳爲总书记，邓小平爲军委主席。并通过一个没有公佈的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是党的最终决策人。赵紫阳在开幕式致辞中説，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话音刚落，全场鼓掌。赵紫阳説，鼓掌就是大家赞成，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紫阳不可能像叶利钦挑战戈尔巴乔夫那样公开挑战邓小平。这是传统和形势比人强的道理。
邓小平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唯一的婆婆”之后，充当左右两派的最终仲裁者的角色。他时而用右派打击左派，时而用左派打击右派，以此保持他本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将中国源远流长的厚黑学和权谋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在邓小平的思想观念中，也确实存在着金庸笔下老顽童周伯通“左右互搏”的神功，水火不容的“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居然统一在他身上。邓小平深受毛泽东为所欲为的独裁统治之苦，也一度试图终结文革模式；但他拒绝多党制和宪政民主，对文革的恐惧回忆反倒成了他反感民主运动的理由。于是，邓小平吊诡地变成了一个缩小版的毛泽东。
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
八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年代，也许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半个多世纪裡，唯一让人怀念的年代。
八十年代，我还只是一名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学生，对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十分有限。但我至少真切地感到，那是一个有梦、有理想、有憧憬和有向上的气象的年代。就阅读的刊物和书籍而言，北京的《新观察》和上海的《文汇》月刊，刘宾雁和苏晓康的报告文学，是我跟父亲抢着读的宝贝。九十年代以后，再也没有那么精彩的读物了。而对赵紫阳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十三大记者会上端着酒杯绕场一圈的自信与从容，在中共的党代会上，那一幕亦成绝响。
那样一种精神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化当然无法跟政治脱鈎，没有政治改革的大气候，就没有文艺和学术思想的自由与繁荣。在这本书中，作为当事人的吴伟，栩栩如生地还原了作为正部级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成立过程及人们的工作方式。最让我惊讶的一个细节是：在这个人才济济的部门裡，工作人员之间并没有中央部门裡严格的等级秩序，他们以“老鲍”亲切地称呼作为部门负责人的鲍彤。更重要的是，他们切实面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拿出庖丁解牛的智慧和勇气，作出诊断、开出药方。而六四屠杀之后，虽然中共当局时不时地重弹政改之老调，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是真心诚意的改革者。
为什麽说那个时代的政改是“真枪实弹”的呢？吴伟指出，研究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留下的资料，可以看到其中大量的向宪政民主发展的政治指向。党政分开、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人大中展开党派活动、改革选举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实现社会团体自主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法律化、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实现和保障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是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发展的第一步。一九八九年之后，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各自提出理论学说，一个比一个天花乱坠、色彩斑斓，偏偏没有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赵紫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侍候垂帘听政的邓小平，时不时地放慢改革的步伐，以免左派反弹过大；那时的赵紫阳，本人的思想水准也未能突破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大框架，直到幽禁岁月裡，才逐渐认同美国式的宪法为大、多党竞争和议会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赵紫阳只能算是半个戈尔巴乔夫。
那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相似的部分在哪裡呢？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赵紫阳提倡党政分开，已经在中共一党垄断权力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比如，十三大之后，撤销了中央政法委，推动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然而，六四之后，中央政法委又死灰复燃，而且在此后“暴力维稳”的潜规则之下，政法委蜕变成穷凶极恶的盖世太保，如此方有恶贯满盈的“政法沙皇”周永康横空出世。如今，周永康虽然倒掉了，但当政者并无取消政法委这一违背宪法的组织的改革之举，第二个周永康、第三个周永康还会层出不穷。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失败，以及对未来的啓示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屠杀的枪声中化为乌有。不过，六四只是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改革派失败的根本原因。曾经身处那场改革最核心位置的吴伟，对失败的原因作出了草蛇灰线的梳理和痛定思痛的反思。
客观原因方面，除了最关键的“邓小平因素”之外，党内高层保守势力强大、党内中高层普遍缺乏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思想基础、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的权力并不稳固且有脆弱性、党内改革派并未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等，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主观因素而言，吴伟也作出细緻的分析：首先，赵紫阳对邓小平过度信赖，对邓的态度转变估计不足；其次，改革力量对围绕改革进行对党内外斗争的複杂性和残酷性认识不够、准备不足；第三，改革的指导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应对失误，比如赵紫阳在六四学潮兴起之际，居然赴朝鲜访问，从而失去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主动权；第四，在舆论宣传指导方面发生失误，比如在央视全文播出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五，没有及时向社会交底，引导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与党内改革派形成有效互动。
这些问题，有相当部分是由赵紫阳的性格弱点所决定的。正如多年追随赵紫阳的鲍彤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那样：“赵紫阳在性格上有一个弱点，就是缺乏主动进攻精神，缺乏在尖锐複杂的政治斗争中大刀阔斧、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大胆争取的精神。……他很多明明是可以进一步的时候，考虑的却是‘要避嫌’。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评价为‘忠厚’，但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致命的。”比如，在处理学潮问题时，貌似愚蠢的李鹏，实际上心思阴毒、步步杀机，将赵紫阳诱入事先安排好的陷阱之中。而每一阶段，赵紫阳都是被动回应，未能主动出击，终于满盘皆输。另一方面，赵紫阳对邓小平始终怀着报答其“知遇之恩”的想法，囿于“忠孝至上”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对其独裁本性隐忍不发，最后沦为对方刀俎上待宰之羔羊。
那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失败了，但失败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啓示未来的价值。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的评估，既得利益阶层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为“大国崛起”而感到洋洋得意，习近平也俨然以“造梦者”自诩；实际上，大部分民众的心态是不满乃至绝望的，他们清楚地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体制性的腐败无法遏制，中共的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所剩无几，中国社会正处于“准紧急状态”之下。因此，吴伟认为：“中国在此面临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新回顾和研究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段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于凝聚朝野的广泛共识，明确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约束条件，作出合乎中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际情况等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今天，当然不必也不可能全盘照搬昔日赵紫阳和鲍彤主导的政改方桉，却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并像赵紫阳晚年所说的那样，“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