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不难发现，老舍早在1954年，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时文艺界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但他只是既犀利又不失温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旧日衙门里那种信任谁、怀疑谁的态度不应存在于我们的团体里、事业里。……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便会专制。……干部工作太多的应适当减少。身兼数职，便高高在上，点头摇头，自谓掌握原则，实则丢失了原则。原则不会脱离实际工作而凭空存在。我相信发言的不是单纯地揭发别人的错误，而是愿意自己在这次斗争中学习。”这些话在当时说来，是很有分量的。
据中国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在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场上都是同仇敌忾，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张僖的“只言片语”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历史场景。比如：“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再比如：“丁玲到底是怎么到的延安？在大家心里也成了疑团。事实是这样的：丁玲从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冯雪峰和张天翼营救的，具体安排的是张天翼（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厅上尉文书）。但在那种空气下，没有人站出来澄清这个细节。”“陆定一同志经常感慨地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我很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情况在作协机关反应得尤为强烈——上面感冒，作协一定就会打喷嚏。有些人在作协的政治运动中忽左忽右，就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遗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以批胡风为例，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明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了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消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如果说这仅仅是一般的不得不“服从”的政治表态，那老舍写的《看穿了胡风的心》，就并非简单的表态文章了。首先，在与胡风交往的20年时间里，他对作为老朋友的胡风就已经有“心地褊狭，目空一切”的印象。在看了舒芜发表的“胡风信札”，才知道胡风是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他认为，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没人会有如此心肠。老舍从那些信札，还看出来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做文坛的暴君！他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
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胡风拿着人民给的薪资，吃得肥肥胖胖的，日夜不息地琢磨着怎么为地主阶级和蒋匪帮复仇。”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老舍批胡风的话语方式，与他在“文革”挨批斗时“红卫兵”们的话语方式如出一辙。
老舍在“服从”的同时，还有“抵制”的另一面。就是同一个老舍，在批完胡风之后，在“鸣放”期间的1957年1月，居然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一样，有胆魄提出，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头脑冷静的讨论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过分的批评损害批评自身，因为真理并不赞成鲁莽。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有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才能鼓励不同的学派争鸣。争鸣的目标是发现真理；因此应该是自由的讨论，给每个有话要说的人说话的机会，而且要他们把话说透。”
从1957年以前老舍在日常工作中的言谈举止，也能明显感觉到他对一些“左”的东西还是有胆量“抵制”的。据老舍生前几位北京市文联小字辈的同事在“文革”结束以后的陆续回忆：“在日常工作中，老舍颇有些敢于顶着‘左’风走的举动。文联的年轻女干部因为穿了件红毛衣，遭到无端指责，老舍在全文联的大会上讲：我就不明白！红颜色不是代表革命吗？怎么穿件红毛衣就变成资产阶级了呢？！文联有一位‘革命资历’较久的作家，写了部小说稿子，一定要听老舍的意见。老舍依实相告：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这话惹恼了作者，她面孔严肃地说，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星星、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资产阶级的情调！老舍见对方如此态度，也严肃起来，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花养花！”
但渐渐地，老舍的“抵制”变成了“服从”。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老舍感谢作协党组邀请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使他受了教育，通过丁玲罪行的具体例证，看清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怎样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看过《老舍全集》照单所收的老舍写的那些批判文章以后，发现他的批评方式也并不都是以前听有些人常说的，用的多是温和、轻描淡写的词句。比如，1957年9月28日他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发言，说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他还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另外也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无的放矢。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彻底认罪”。他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他把丁玲的检讨称为“藕断丝连法”，罗烽的“拿手好戏”是“编纂检讨词典”，陈明则是“话无内容，而只仗着表情，虚张声势。……他第一次发言时，张牙舞爪，颇似黄天霸。第二次发言时，他改为愁眉苦脸，好像颇有悔悟”。难得的是，老舍的批判是给人留有余地，不是一箭封喉地赶尽杀绝。那样，倒真不是老舍了。
不过，从有些被批判者在事后的反馈看，他们对老舍式的批判还都是理解和接受的。以老舍批判吴祖光为例，“反右”开始以后，老舍写的《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就表明：“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在列举了吴祖光过去是怎样“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的具体事例之后，他又讲道，“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但当1986年，吴祖光追忆起老舍当初对他的批判，竟与曾受批判的胡风怀着一样的心情，感觉当时：“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而且，他那时就能“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
事实上，老舍对许多被批斗者，都有过令他们难忘的在批判过后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头衔并未剥夺，被召回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在会场上，遇到许多熟人，她巴望着哪怕有一个人过来能跟她说一句话，可是没有。这时，与她素无深交的老舍，却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走过来跟她握手，大声问：怎么样？还好吧！被北京市文联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邓友梅，下放后有次回京，偶然遇到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个不停，最后叹着气勉励说：还年轻，还年轻，好好干吧！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见到新凤霞，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要多给祖光写信。一次，老舍逛旧货摊，买回来一幅齐白石的画，回到家才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亲手还画的心愿。吴祖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老舍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
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返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身上，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