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中已经给出来本人背景：1964年出生于河北省一沿海出产富足的文化大县，河产、海产更是大大的有。
年前腊月二十三小年回唐山老家看母亲，也顺路带礼物探望了一个执父辈的84岁长者。这位长者是我父亲学校的领导。父亲生前经常讲，这个卢二大伯是我们家的恩人，一定不要忘记。父亲62年师范毕业一直当老师，工资到70年代末都是34.5元，一家五口都靠他的微薄工资，有时候还要给爷爷奶奶一些，所以日子很艰辛。这个卢二大伯每年都给父亲申请困难补助，有时候有10元，20元，甚至30元。那时候一年多出来几十元钱，一家子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话说1972年春天，大队（现在的行政村）买了一些鱼苗，放在村子西面的大坑里，这意味着我们也可能吃鱼了。于是，经常有人把青草割了放进里面，甚至从生产队面粉厂里面打扫面粉来喂鱼，到了冬天还有人专门凿开几个冰窟窿让鱼换气，还要用水泵定期向里面补充地下水。第二年夏天，就可以见到有不小的鱼在水面上蹦，甚至喂鱼之前，敲一下戳子，水面上马上出现“鱼花”，都形成条件反射了，本人当年就用打扫的面粉喂过鱼。
等到了1974年一月份，就是1974年春节以前，终于要打鱼分鱼了，我们孩子们可高兴了，在冰面上跑前跑后的，有大鱼被打上来就会听到一声欢呼。记得最大的是一些胖头鱼，白鲢鱼次之，草鱼个头比较小。
当时分鱼是按人头的，记得我们家四口人（母亲，我，妹妹，弟弟）是农业户口，大小一共分了7条鱼。最大的一条是胖头鱼（鳙鱼），有一尺来长二斤多重；第二大的是一条白鲢鱼有一斤半吧，剩下的几条比较小印象不深，最大的有半尺多长半斤多重吧。我们终于有鱼吃了，那个高兴啊，那个渴望啊！
记得那一天是周六，父亲从所在学校回家过周末。睡在炕上时就听父母商量事儿，父亲说：“卢宗海对我们很好，这么些年没有什么答谢人家的，把那条大胖头鱼送给他们家吧；还有颜忠义（老师）对我当年有恩，他现在常年卧病在家，把那条白鲢鱼送给他吧”。当时我在假寐中，心里面什么感觉不记得了。但是按我们家几代的家教，应该是不会有很多抱怨的，现在设身处地想起来，遗憾还是应该有的。
第二天，由妈妈出面向我们兄妹三个做解释，我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了，反对也没用），妹妹弟弟还小，这件事就过去了。
记得后来某一天（大年三十？）吃的鱼宴，小小的几条鱼在盘子里，除了头没有什么肉，具体什么味道，一直以来印象不深。
从小就知道鱼是美味，还知道舅舅因为鱼有刺而从小耳就不爱吃鱼，还找借口说害怕鱼的两只瞪着的眼睛。我第一次吃鱼的经历就是这样的。当然了，在此以前也吃多次过鱼，一寸多长的小河鱼，用来打鱼酱的。按我的定义，那不叫鱼。听姥爷讲，最好吃的是开河大鲤鱼，3斤多的最好，过去（解放前）有的是。我当时觉得那万恶的旧社会怎么什么都有啊。
现在自己当人父了，我经常爱做鱼给孩子们吃，而且一定是把鱼刺挑出来，再让他们自己挑鱼刺，哪一个再能挑出刺来有奖励，所以三个孩子没有一个让鱼刺卡住过嗓子的。
现在最小的女儿马上9岁了，看着她跑跑跳跳的欢快无忧样子，我认为我当时快8岁的妹妹也应该是这样的，穷也好富也好，童年都是快乐的。我的父母做出把两条大鱼给对我们家有恩的卢大伯和颜老师的决定时，是不是已经考虑了我们三个孩子的感受（对吃鱼的渴望和憧憬），应该是考虑到了，否则母亲不会专门代表父亲对我们做出解释，但是考虑后对他们的决策有多少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我们知道吃不到大鱼时，失望是肯定的，但是不敢反对，也不认为应该反对，还要觉得父母做的对。
上一次和这一次见卢二大伯，都没有提及此事。无论如何，他实际上当时剥夺了几个从来没有吃过鱼的孩子们第一次吃（真正的）鱼的机会，让老人家也不会心畅的。
后来才知道，公社知道我们村分鱼的事情后，大队（村）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村长）做了深刻检查。1974年还是文革时期，养鱼应该算资本主义。按说，书记和主任肯定也要上供给公社领导的。这就不是一个9.5岁的孩子能够想到或理解的了。
80年代在天津上学，吃胖头鱼是经常的，食堂就卖。每次吃胖头鱼，都多半想到这件往事。
我们哪里是滦河三角州，是北方少见的鱼米之乡。那些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出生的中国人如果你怀念、直至歌颂文革，请你穿越回去，享受那种没有鱼，一年吃不超过3个鸡蛋，不超过3.5斤猪肉的日子。
那些孔雀女，请你对你选择的那个凤凰男更加多出一些尊重，因为他的成长比你孔雀女和其他孔雀男不容易，他娘胎里就缺营养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吃少喝，他能够和你在一个教室里学习，在一个单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