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篇《北京东八里庄，曾经很骄傲》，画面很熟悉，心中很有些感慨。当年“ 东建棉纺城，西有首钢厂 ” 的辉煌早不存在了。几年前写过篇小文，今重贴在“几曾回首”。 2018年6月27日）
2011年春天回北京，和以前工厂好友约好到京棉二厂看看。回来心里沉甸甸的，有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
朝阳门外东郊八里庄，二厂办公楼还在，孤零零的，被杂乱的建筑工地包围着。我住过七，八年的单身宿舍院子也还在，甲型楼门前挂着某某学校学生公寓的牌子，乙型楼，丙型楼看不出在用来做什麽。出单身宿舍大门洞，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旁挂着块“京棉二厂行政科”的牌子。向宿舍区的后边走，那种俄式的老职工住宅楼还有不少。破败，陈旧，纷乱，这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熙熙攘攘，生机勃勃，曾经有9000多职工的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吗?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原京棉三厂恰好在东四环线上，拆迁，新建，几乎没有留下原来的痕迹；原京棉一厂也被新建小区替代；只有二厂宿舍区还有大片的旧房没有人动，雅彬说拆迁是早晚的事。可是看到楼前坐着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定是以前哪个车间的老工人），心中酸楚。他们还要等多久？还能等多久？等得到住上新房的日子吗？
去年偶然在网上看到“京棉二厂危房改造”的字样，心里很不舒服，就一直想来看看。看来不是危言耸听，是真正的“危房”了！挺难过的。
1975年底，京棉二厂的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从大兴红星公社鹿圈分场直接拉进了工厂大门。办完入职手续，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回家。说来好笑，我们六个是下乡的知青同伴，是高中同学，也是八一厂的发小儿 ，居然没有一个知道该乘几路车回家。不怨我们那时没本事，见识短。我们从小住在西郊，下乡去了南郊，这是第一次到北京东郊。看到112路电车经过东大桥，恍惚记得109路电车的终点站一边是广安门， 另一边就是东大桥。广安门可是我们都熟悉的地方，离我们的家只有六里路，总算可以摸回去了！
听老师傅们说：很多年前，曾有“东建棉纺城，西有首钢厂，这对兄妹要成为新北京工业脊梁”的提法。京棉二厂是1955年建成投产的，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以生产棉纱为主。我进厂时有清花，前纺，细纱，筒拈，准备，织布，整理七大车间。全厂的干部，师傅们很多来自上海，青岛，天津等老的纺织工业基地。
那时每个车间都有甲，乙，丙三个运转班，一个常日班。运转班三班倒， 常日班基本上是做机械维修保养。
一个星期早班：从早上六点半到下午两点半。
一个星期中班：从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
一个星期夜班：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
后来又有了四班三运转，总有三个班在运转工作，一个班在休息。运转时间变成了两个早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搞得人的生物钟混乱，休息不好。那麽多漂亮小姑娘都有大大的黑眼圈。
宋昭和滕易在纺部实验站，佳佳在筒拈车间，三儿在整理车间，张之川好像是在准备车间做机修工，我被分在前纺车间。前纺又有三道工序：梳棉，并条，粗纱。
我所在的前纺丙班六组，组长是粗纱的王秀琴老师，她是建厂时从青岛纺织厂调来的，丈夫姓全，是常日班的机修工。印象最深的是她一口浓重的山东话。记得她让她女儿叫我阿姨，弄得当年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还羞红了脸。组里还有高个，心直口快的刘永华老师，副组长刘秀兰老师，纺校毕业的小苏，小罗，刘佩华，还有比我晚进厂的小牛 。我的师傅四十多岁，也叫刘秀兰。因为重名重姓，我们管副组长叫粗纱刘秀兰，师傅叫并条刘秀兰。时间太久了，实在想不起组里其他人的名字了。师傅勤劳，善良，厚道，不多话。初学时，她常常帮我。平日工作她从不计较谁干多了谁干少了，在车间里像她这样不斤斤计较的人真的挺难找。因为我们做早，中，晚三班倒，她常常匆匆赶回家，做完家事再赶回宿舍。她有脚病，一只脚的大脚趾变形得厉害，喜欢用很热的水烫脚。相处了三年多，我只知道她家住得很远，家中有几个孩子，有老人，可从来没听她提过她的丈夫。
纺织厂的噪声大，每个车间都是机器轰鸣。最吵的是织布车间，数百台织布机上梭子飞快穿梭，声音震耳欲聋。我们得大声喊着说话，否则根本听不见。做了三年纺织工人，我妈说我至今还是大嗓门。纺织厂的工人走巡回，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路？前纺车间很多人患有腱鞘囊肿，静脉曲张，那时我的右手腕也鼓起了个大包，转动手腕落桶，落纱时疼痛难忍。
日子过得平淡，早班中班夜班，交班接班，落桶换桶。记得和爸妈讲过这个感受，当时正是文革中他们日子不好过，无法工作的时候。他们说：还是当工人好，不受人为限制，无论如何你每天都在纺棉，纺线，为国家作贡献。
有点刺激的事还是有的。
一天快下班了，前面粗纱老师告诉我要再落一排纱，我的并条前车也要再多打一排条子。为了保证交班时有规定的四桶备用条子，我做好清洁，本来打算关机的后车只好开机。（每道工序是前后供应的关系，这是常有的情况，其实也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关机的事）供应我的梳棉男工（大家都管他叫“豁子”）一脸的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他站在我的车后，越骂声越大，越骂越难听。不知怎的，一股怒火直窜我的脑门，我冲过去对着他就猛踹一脚。吓得刘秀兰老师跑过来，死命拉开我 。常常打架骂人的“豁子” 蒙了，呆在哪儿什麽也没做。师傅抓着我，絮絮叨叨地说：他就是个菜市口小流氓，你忍忍吧，忍忍吧，要是他找人在回家的路上截你怎麽办哪？想想我还真有些后怕，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说脏字，别说打架，就是吵架也不会啊！怕怕地过了些天，没发生任何事，“豁子”照样供应我的条子，相安无事。想来他也不是什麽小流氓，只是个有些懒惰，性情火爆的小青年。
除了倒班的两天休息，我都住在丙型楼宿舍里。我的宿舍在三层，房间很大，绿色的大窗子，绿色的门。靠墙两边各放三张床头尾相接（不是双层床），中间一张桌子。水房（厕所和洗脸间）在楼道里。厂里有两个浴室一个在厂区，一个在宿舍区。我们常常下班先去浴室，然后再回宿舍。宿舍区的大食堂是我偶尔和八一厂的同伴们相遇的地方。
我们房间有六个人，天天住宿舍的就龚穗，小五子和我三个。我是因为离家太远；龚穗家住附近的团结湖，下班回家看看就又回宿舍睡觉。小五子的家就在二厂宿舍区，她父母都在厂里工作；家属宿舍很挤，有的一家几口人就一间小房子。碰巧我们三人都爱干净，下了班常常扫地，拖地，擦桌子床档，洗衣服。记得她俩儿都喜欢用我那个从家带去下乡又带来工厂的铝合金洗衣盆。龚穗和我一样是并条工序的，是个安静乖巧的姑娘；父母是林业部的干部，她喜欢集邮，还是我爸的小邮友！小五子姓李，是精梳工序的，她很漂亮，做事勤快利索，就是嘴巴厉害。记得我们屋还有个田来平，是梳棉工序的，一米八五的大个子，退役前是北京青年女篮打中锋的。
1976年7月28日是个藏在我记忆深处的日子。
凌晨，我正在上夜班。觉得突然被人猛推了一把，好容易站稳了，看到积在高处车间天窗上的棉花毛像下雪一样撒落下来。大家都懵了，不知发生了什麽事。好半天才听得人喊：地震了，地震了！看到其他组的人跑向车间餐厅的边门，我们也跟着涌向车间走道。其实后来听说：这样慌乱跑是最危险的！车间太大，如果厂房垮塌，我们根本逃不出去，挤在那狭窄的走道更可能丢掉性命！ 正确做法是关掉机器，躲在机器间的空当，有坚硬物件遮挡，还可能有生存的希望。这是唐山新华纺织厂血的教训。
那时年龄小，又因为车间的巨大噪声没有感到大地震的恐惧。早上下了夜班，我按妈妈的嘱咐到三里屯舅舅家送东西。直到看见舅妈家楼下一片混乱，人们狼狈地挤坐在楼外，才明白出了大事。记得舅妈当时说我：“傻姑娘，这个时候还送什麽，赶快回家看看。”
唐山地震后的那段时间，厂里基本上没停工。好多老师家里的房子出现险情，孩子没有地方送，请假的人多。顶班，加班的几乎都是我们这些小年轻。那时不敢住在宿舍里，每天下班都要穿过北京城，从东郊的工厂回西郊家里的抗震棚休息。我们常常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坐过站。有一天10点半下中班我和同事搭伴回家，赶到广安门，早就没有了到六里桥的郊区车。我们俩儿乘六路车到莲花池，剩下的一段路只好走回去。夜空黑沉沉的，没有月亮，小路两边的庄稼随风刮得刷刷响，远处的农舍闪着黯淡的灯光。我们俩儿算大胆，但心里还是怕怕的……就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感觉得到背后的凉气。
近些年看过张国立，蒋文丽演的50集电视连续剧“金婚”。没看几集，老觉着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宿舍绿色的格扇门，绿色的大窗，走廊扶手，楼梯拐弯， 工厂大门，主办公楼，楼道，车间会议室。我怎麽看怎麽觉得眼熟：该不是京棉二厂的宿舍和办公楼吧？要不就是50年代盖的工厂都“长”得一个样？后来雅彬证实了我的猜测：“金婚”的拍摄场景就是在京棉二厂。
这个世界真是小！1993年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在Carleton University 巧遇丙班工会主席张增湘老师的女儿陈红，我们聊京棉二厂，聊前纺车间丙班，聊我记忆她记忆中的丙型楼宿舍...... 由此我们两家成了异国他乡的朋友。那年张老师到渥太华探亲，还到家里来做客呢！
在二厂几年，上大学后又回纺织系统工作多年，我在东郊八里庄一带度过了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三十多年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仿佛还看得见二厂大门前每天上下班熙熙攘攘的人群；还闻得到中班下班后夜色中，丙型楼前那几棵盛开的紫丁香飘来的香气；还记得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师傅， 同事，伙伴们：
组长王秀琴老师，一起住宿舍的黄淑英老师，刘永华老师，师傅刘秀兰老师，力士（吕惠英）, 香爱，小吴，大王秀珍，小王秀珍，张桂兰，大个子田来平，龚穗，小五子，小牛，李平，石桂红，杨慧平，徐经力，刘晓霞，李淑英，栾岩，小费，侯子，赵树培书记，陆龙妹工长，宋世成老工长，工会主席张增湘老师，还有把我招进二厂的人事孙和芬老师…… 你们在哪儿， 大家都好吗？
北京东八里庄，曾经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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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八里庄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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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历史上最早的印记
东郊八里庄 - 三年挡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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