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9881619167
出版社: 香港大風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本書特色】
☆ 「文革」以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羅思鼎」負責人朱永嘉，作為明史專家自始至終參與其事；1976年「四人幫」在懷仁堂被抓而告「文革」結束，朱永嘉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是上海「武裝叛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經歷，他的口述回憶具有獨特價值。
☆ 作為「文革」親歷者，朱永嘉在口述中不僅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還夾雜了他個人對「文革」重要人物姚文元、張春橋、陳丕顯、徐景賢、王洪文等人的觀察和評論，為讀者認識這些人物提供了多元化的視角。
☆ 朱永嘉在口述中結合中國歷史對「文革」和毛澤東的分析和評論，無論是對「文革」研究者，還是一般讀者，都有其參考價值，是一本重要的讀物。
《巳申春秋》一书， 是朱永嘉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实的回憶。
第一篇讲述《海瑞罷官》的前因后果；第二篇记錄了“一月革命”的來龙去脈。
前者发生在1965年，乙巳年，后者在1967年，丁未年。所以不是 巳---申。
“文革”期间的干支纪年是： 1965 乙巳 - 1966 丙午 - 1967 丁未 - 1968 戊申 - 1969 己酉 ---- 1976 丙辰
巳（寺音）和申都是地支，不是天干配地支，有人觉得不妥。
其实 地支可以配地支 命相说 地支巳申相合 又相刑， 巳申合化水，巳申合水
出现 寅-巳-申 三个地支时才论刑，只有巳-申时，只论合不论刑。刑指惩罚之意。
历史上常常用干支纪年来表示重大历史事件，如： 辛丑条约、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等等。
只以地支 即支-支 则表示 从某年到它年，如：寅支卯粮，他说不出个 子丑寅卯， 云云
只是 1965与1967年份不合 巳-申， 朱永嘉为何 巳申 话 春秋， 他这样说：
这是我在《巳申春秋》出版前写的一篇自白，也是我对自己八年前口述的回顾，最近包括乌有日刊在内的一些网站都有转载。原标题为《口述者八年以后的自白》，现在这个标题是网上转载时改的，与我的原意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是转载，现在只能沿用。这本口述从上海市委写作班的视角，写了文革初期两件事，一是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二是讲了自己亲历的上海一月夺权的过程。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发生在1965年，那年是蛇年，一月夺权后，我回归专题写作组，它解散于1968年，那年是猴年，依照干支纪年，故本书取名《巳申春秋》。所记内容前后四年，主要是文革酝酿发动时期的二个历史事件，还没有叙述到文革十年第一阶段宣告结束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我记述这两个历史事件，是抱着反思和分析的态度，所以改成现在这个标题还是合适的，但也不是对毛泽东晚年整个十年执政状况的反思。这次重新转载时，亦作了一点点补充，基本的思路没有变。
【余以为 说从蛇到猴的4年期间的2大事件（其实就是他在写作组的时间），起止年份和演变，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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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自述八年后言：
我個人在毛執政的最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也應該分成二個階段。
前面三年，（1965，66，67*）我是為「文革」這個中心任務服務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參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起，不知不覺地捲入政治漩渦的中心，滾了一圈以後，又回到意識形態領域。
後面的七年，從 1968 年 9 月成立《紅旗》組稿小組起，到 1970 年恢復寫作組，直到「文革」結束，這個階段我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圍繞黨的中心任務服務。林彪事件，我們雖不是在矛盾的中心，然而也牽涉到不少事情。
「文革」結束以後，我面臨的是清查和審判，及 12 年的隔離和牢獄生活，為此又提供給我靜心讀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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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为朱永嘉口述、金光耀和邓杰整理的《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所写的前言。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凡经历过文革（即，自1966~1976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罗思鼎这个笔名的，以此署名的文章在当时影响遍及全国，故有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之称。罗思鼎的成员都出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因此我在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后，不仅耳闻关于罗思鼎的人与事，并且罗思鼎成员中的朱维铮还给我们那一届授课，成了我们的老师。我们那一届都经历了文革，都读过罗思鼎的文章，因此也知道罗思鼎的主要人物是朱永嘉，但那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在复旦校园里见到他的。（“罗思鼎”的笔名是金冲及起的。）
朱永嘉生于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读高中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但只读了两年大学，就因为学校需要干部，让他提前毕业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担任过新闻系、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做了四年党务工作后，他回到历史系，开始从事业务工作，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渐渐地崭露头角，不到三十岁就评为讲师，同时还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
1962年毛泽东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在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朱永嘉听党的话积极投身其中。他与历史系几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教师自发组织了一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以呼应当时向雷锋学习做党的螺丝钉的号召，显示出青年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道路、做革命螺丝钉的决心。
1964年，罗思鼎小组被整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最初是写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此后也写其他历史文章，如关于李秀成自首变节问题的《大节、气节、晚节》。罗思鼎成为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后，朱永嘉由一名单纯教书做学术研究的高校教师转而成为听党指挥的笔杆子，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5年，朱永嘉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立下一功。文革开始后，他又与徐景贤等一起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被称为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是冲垮上海市委的关键一击。文革期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主管写作组，创办《朝霞》、《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等刊物，实际上是上海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抓，作为张春桥势力根基的上海一时陷于慌乱之中，但是朱永嘉却提出要把上海的民兵拉出来，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朱永嘉出身文人，从未参与军事，此时提出此议，完全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因为这一举动，朱永嘉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判刑十四年。因此，我们1978年进大学读书当然不可能见到他了。
一直到这个世纪初我才有缘与朱永嘉先生相识。那时我自己的研究领域还在民国外交史，却有点不知深浅地在复旦给本科生开设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课程，当然这是因为心里想着要将此作为自己以后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便不时登门找朱永嘉先生聊些文革旧事，他也很有兴趣地来到我的课堂上听我这个后辈讲他当年亲身经历的事情。这样接触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得到了朱永嘉先生的认可和信任，最终他同意由我来对他的文革经历做口述访谈，而在此之前他对那段往事是闭口不谈的。这样，从2004年开始，朱永嘉先生前后作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口述，我则帮助朱先生搜集相关资料及整理口述初稿，朱先生再在初稿上进行修改。我当时的研究生邓杰也参与其事，帮助搜集资料并整理文稿。我们一起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朱永嘉先生从1965年文革前夕到1968年初近四年时间的口述回忆，有二十多万字。此后，由于朱永嘉先生手头有著述和讲课的事情，而我也忙于各种杂务，接下来的口述就搁置下来了。而已完成初稿的口述回忆也一直没有完整地公开问世，只有部分内容发表在《炎黄春秋》等刊物上。
近些年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已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在文革期间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如聂元梓、吴法宪、徐景贤这样的人物。朱永嘉虽没有这些人那样显赫，但他的文革经历却十分独特。文革是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而以1976年10月初四人帮在怀仁堂被抓以告结束。1965年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朱永嘉是罗思鼎的负责人，作为明史专家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而到1976年10月，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上海武装叛乱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可以说，文革的大幕拉开和落下时，舞台上都有朱永嘉的身影。
由于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他的口述回忆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作为一名整理者，笔者对这一口述的特点略做介绍，并评析其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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