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万氏是以耕读为本的，就是种田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父亲在世时我太小，不到读书的年龄，等到我该上学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叔祖父子惠公是前清的一位秀才，以教书为生。有钱的人家争相慕名请他到家中设塾馆，套用现代名词就是家庭教师。后来年老了，回到家乡在我们万代宗祠或他家中设馆，我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在祖父辈，我的祖父排行老大，子惠公排行第四，我叫他四爹，血缘关系是很亲的，让我读书可以不收学费。开学的第一天，先给孔老夫子磕头，再拜见老师，送上一个红包，叫“贽敬”钱。我家困难，送贽敬钱数目不多，只是表达敬师的意思而已。
私塾也有一个好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可以在同一个课堂上课。我发蒙时读《三字经》，有的学生已经在读《古文观止》、《诗经》了。子惠公的长孙文莹比我小半岁，我们同时发蒙，同读《三字经》、《百家姓》直到《幼学琼林》、《论语》。文莹很聪敏，但有祖父教授，没有那种想读书而读不上书的体会，读书不很认真，所以他的学习进度很慢。我农忙时要帮助母亲干活，只能是农闲时读书，就是这样，四爹也经常要我停下来温习旧课，等文莹赶上来才同他一起上新课。我本来一年只能读半年书，这么一来，就更影响我的学习，但又毫无办法。文莹还比较调皮。有一天中午，我同他一起到野外抽一种茅草花吃。这种茅草不高，春夏之交，白色的花破腹而出，刚冒出来时是软软的一条，很是鲜嫩，吃起来甜咝咝的。我们俩边抽边吃，正在兴头上，突然发现草丛中有一条花蛇。农村孩子最怕的就是蛇。我们湾的锡山四叔，就是在夏夜乘凉时，直觉一股凉咝咝的东西沿着腿子往上爬，他下意思地用手一抓，不料竟是一条毒蛇，咬他一口。第二天伤口开始溃烂，乡亲们抬着他四处求医，最后烂的可见骨头，终于没能治好。一条五大三粗的汉子，就死在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蛇上。所以我们一看见蛇拔脚就往回跑。回来后，文莹偏要“画蛇添足”，说我们看见的那条蛇有脚。农村有个说法，看见蛇有脚是要死的。当时子惠公只有这么一个孙子，看得非常金贵。听说他的孙子看见蛇有脚，内心很是恐慌，便迁怒于我，说我比文莹年长，不该带他去抽茅草花，扎扎实实打了我一顿。我心里好生委屈，却又有苦说不出。
私塾读书，不求甚解，却要死记硬背。当天的课文，当天要背下来；学完一本书，要把这本书全背下来。这可是一项硬功夫，背不下来是要挨老师的板子的。在私塾读书的孩子，几乎没有不挨老师板子的。四书中要数《孟子》最难背，《孟子》中又数《告子》篇最难背，有个顺口溜说：“告子、告子，打得要死。”可能是由于怕挨打的缘故，我练出了一种强记力。我在市委党校秘书股工作时，有一项做记录的任务。建国初期的市委党校，不是系统学习理论，主要是培训干部，进行整风式的教学，所以经常请市里的领导同志来作报告。事先没有讲稿，要在讲完以后将记录整理出来，发给学员。这就是我的一项主要任务。我记录很慢，但在整理记录时可以将讲的原话复写出来。1961年，我调中南局组织部工作，在广州听过周恩来同志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传达报告，报告了一整天，规定不许作记录。晚上回来我凭记忆将传达报告的大小题目和主要内容整理了一篇笔记。这大概是读私塾的一种副产品。可惜的是到了老年这种强记力完全丧失了。
我前前后后、断断续续跟四爹读了8年私塾，按部就班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古文观止》，白天听课，晚上温习。所谓温习，也就是反复读、反复背，第二天不挨教师的板子，还可以再上新课。第一天的课文背不下来，老师是不讲新课的。一到晚上，一盏木籽油的灯摆在堂屋中间的方桌上，为了节省灯油，灯盏里只放根很小的灯芯，灯光如豆，大哥和我各坐一边温习功课。方桌前面是两架纺车，母亲和养母一人一台吱吱呀呀的纺线。一盏灯油烧完，我和大哥睡觉去了，母亲和养母还要摸黑纺到很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武樵二叔在家乡的杨裴庙修建了一所完全小学，命名武湖小学。老师是从武汉市聘请来的。这在我们家乡是一桩新鲜事，吸引了不少孩子上学。收费虽然不高，但这种洋学堂，只讲寒假、暑假，不讲农忙、农闲，农忙时节也得天天上课。就是因为不能耽搁干农活的时间，我上不了这洋学堂。但我内心里实在响往，稍有空闲，便情不自禁地往武湖小学跑。
这里原来是一座庙宇，武樵二叔主政湖北时为了发展家乡教育，改建成武湖小学。两排崭新的教室，虽是平房，却也是红瓦青砖白墙，每一间教室都宽敞明亮。我每次来这里，就趴在窗台上，透过明亮的玻璃看里面老师给学生讲课。这种上课方式同私塾的上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感到很新鲜，心里羡慕极了。直到下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冲出教室我才离开。
我去武湖小学的次数多了，也就被母亲发现了。母亲问我，是不是想上洋学堂了？我如实回答：想。母亲说：跟四爹读书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上洋学堂呢。我说：洋学堂里学的东西多。母亲便同意了，并答应由她向四爹说。我跟四爹读书是不交学费的，少我一个少费一番精力，所以四爹那里是很容易通过的。
武湖小学实行春秋两季招生，可以插班，但要考试。考试科目简单，只有语文、数学两门。我读过几年私塾，语文不成问题，数学就麻烦了。其实，我对数字有一定的悟性，记得还是孩提的时候，夜里睡在床上，母亲经常要我作算术题。因是晚上，只能心算。有次给我出了这样一道题：“一山十八洞，洞洞十八家，家家十八个，个个纺棉花，每人纺四两，总共若干纱？”那时是16两制，要连乘以后再用除法，我很快就得出准确的答案，母亲夸我心算好。但我那时实在不懂什么叫数学，甚至连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考试之前，向堂妹文灿请教，从阿拉伯数字学起，再学加减乘除法。学了几天，就去应试。我报考的是五年级，终因数学成绩不过关，录取在四上（四年级上学期）。开学的第一课是语文课，语文老师刘敦善，也是我们班的级任老师。她打开课本，向同学发问：哪位同学将课文朗读一遍？我是插班生，原来又读过私塾，朗读课文是家常便饭，所以极愿朗读课文。那一课生字较多，刘老师刚提出谁愿朗读，我抢着第一个举手。不仅那几个生字难不住我，而且注意了抑扬顿挫，自觉读得有声有色。读毕我颇为得意看着刘老师，她的目光是温和的又是严峻的。她让我坐下，然后对同学们说，这位新同学读得很好，有几个难认的字他都读对了，但有一个很容易认的字却读错了。他不会不认识，只是过于慌张才容易出错，希望今后注意。我的心突突直跳，既兴奋，又惭愧，当时的那个场景，我的那种心态，特别是刘老师的那几句话，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有读私塾的优势，除了喜欢朗读课文，就是喜欢作文。我的第一篇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题目是《论大禹治水》，有位肖老师看了还当面夸奖我。还有一篇作文是《我最崇拜的人》，同学们大都写崇拜孙中山、蒋介石，我却崇拜秦始皇。歌颂他统一中国结束混战局面，修长城抵御外侮，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老师也夸我有独到见解。比较起来，我的数学不如语文。但我们那位数学老师好，他将那些枯燥的数字讲得风趣生动，大家都听得有滋有味，很容易接受。更有趣的是，有位同学数学成绩特棒，一次考试成绩特别出色，老师给了他101分。可惜我忘了这位同学的姓名，最近有人告诉我他叫朱逢生，现在西安外语学院。老师当时的这个非常的举动对我们所有同学都是极大的鼓舞。我也很决赶上来了。我对植树问题、鸡兔问题一类的应用题，特别感兴趣，计算这类题我做得又快又好。语文程度我在全班是拔尖的，数学赶上来，成绩就很好了，不久当上了四年级的级长和童子军队长。那时可以跳级，我读了一个学期，名列全年级第一，就从四上跳到五上，一个学期后，再次名列第一，又从五上跳到六上。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1946年国民党为召开“国民大会”，要选举国大代表。我们学校接到通知，挑选五名字写得好的同学到仓埠镇去写选票。我被学校选中，和另四位同学步行到仓埠接受任务。写票地点在正源中学的一间大教室里，几长排课桌，坐满了从各个中小学选来的学生。每人发给一大摞选票，在选票上不是画ｘ打√，而是书写姓名。每张选票上要写几个人，我们的任务就是按名单照抄，抄完了就可以回去。抄的那几个名字我们小孩子哪能认识，当时就没有留下印象，现在更记不得是些什么人了。从上午抄到下午，一直抄到太阳下山。我写字很慢，大多数同学陆陆续续抄完走了，我还在抄。心里一急，便写好一张盖住几张没写的，用这种办法来加快速度。同来的同学还帮我抄，等我抄完已经很晚了，安排我们吃完晚饭就在教室里睡觉。刚刚躺下不久，有人来把我们叫醒，说查出写的选票中有成摞的没写，全是白票。并说这是我们几个人干的，是存心搞破坏。我们当时真的吓坏了，那敢承认，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个觉悟“存心搞破坏”。我们辩解说，我们正是一张张的写，所以写得最晚，要是成摞的不写，我们岂不是早就回去了。他们再逼，我们就哭，坚决不肯承认。当时迪生叔在仓埠镇当镇长，可能有这层关系没有深究我们，只好让我们睡觉，第二天回家。
到读六上的时候，成绩也很好，再有半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我因家庭困难不得不中途缀学。
当时表姐严清宇在湖北省神农架森林开发筹备处当会计，知道我家困难，便帮我在那里谋了一份差事。母亲虽然想让我读书，但迫于家底太困难了，也觉得在家乡这样过苦日子，不如出去闯闯。我是极想读书，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只好听从表姐和母亲的安排，去湖北省神农架森林开发筹备处当了一年工役。工役也就是苦力，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这年我虽然只有14岁，由于我在农村劳动惯了，这些活倒也难不倒我。加上我做事勤快，大家都很喜欢我。表姐很关心我的学习，每天干完活以后，她就要我写字、看书。在那种情况下，也看不到什么好书，无非就是租些小说来看，看得最多的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看多了，也就受他的影响，我也试着写小说，还取了个很浪漫的书名：《潇湘夜雨》。我同厨师蒋阿宝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晚上，他喝了酒就睡觉，我就在灯下写我的《潇湘夜雨》。依我当时的阅历和文化知识，这样的书当然是写不下去的。干了将近一年，到了1948年，神农架没有被开发出来，这个筹备处也垮台了。我回到家乡，继续到武湖小学读书，还是读六上。没多长时间，六下的同学毕业考试，校方认为以我的成绩可以参加毕业考试，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需交一块银元。我向母亲一说，母亲问我有没有把握考及格，我说有把握。母亲咬牙拿出一块银元给我，我六上没读完就拿到了武湖小学的毕业证书。但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大门了。
不久，武汉解放了，在大哥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工作，我知道自己学习的不足，除了工作就是看书。我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武汉市干部学校，一九五一年改为市委党校，那里有一个在当时算得上是颇具规模的阅览室和图书室，这给我的读书学习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一有空就往图书室跑，好看的书就借回来，晚上不到十二点是不会放下书本的。星期天和节假日，更是我看书的好机会，一头扎在图书室里，可以整天不出大门，连续几年都是如此。党校原来在东湖之滨，也就是现在的东湖干部疗养院，当时由于交通不便，迁到汉口渣甸路。其实这里也属郊外，旁边就是黄孝河，除了隔壁有个育才幼儿园以外，周围都是菜地，远不是现在的繁华景象。那时党校培训任务很重，三幢学员宿舍经常是住得满满的，而且学员睡的是高低床，所以平时校内很是热闹。但每逢休学期间或是节假日，校内就显得很冷清。要是不出校门，更是似乎与世隔绝。那时流行跳交谊舞，休息时间或节假日，机关干部大都出去跳舞，利用这样的机会扩大交流。我因为成天泡在图书室里，这样的交流机会也放弃了，所以二十好几岁还是单身。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出去跳舞，也好找个对象。我心里想，靠跳舞找到的对象，也容易被别人跳跑，我都婉言谢绝了。所以，我至今也不会跳舞。我这样坚持自己看书学习，日积月累，学识也有提高，只不过是没有文凭。但我凭着这样的积累，还在本机关的夜校当了好几年的语文老师。
到了1956年，党中央提倡“向科学进军”，这更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们党校也号召制订个人向科学进军的规划。我根据自己的业余学习情况，也订了一个每周学习48小时的规划（每天早晨学习1小时，每晚学习5小时，星期天学习12小时）。这事被校领导知道了，当作个人主义的典型进行批判，质问我每个星期学习48小时，哪有时间干工作？任我怎么解释，都不行。但你批判你的，我还是照样自学不误。直到现在，我认为那几年坚持自学对充实自己是大有好处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时我已年过五旬，还想圆上大学的梦。完全利用业余时间，没花机关一文钱，没占用工作时间，按照自学考试的要求坚持自学，考了六门，门门过关。就在这兴致勃勃的时候，听到了闲言，有位领导说我这大年纪读大学是还想升官。我一气之下，放弃了自学考试，所以只有六门单科结业证书，而没有毕业的文凭。现在想起来，生这种气实在不值得，仍然采取1956年的那种态度就好了。我虽然没有拿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文凭，但凭我八年私塾的基础和多年坚持自学的积累，在我的工作中还是游刃有余的。又由于我坚持写作，到人大常委会工作以后又结合实践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研究，1993年4月和9月被评为高级政工师和副研究员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