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习近平的企图振兴中国共产党的美梦越做越酣，党媒不断地抛出各种听似新鲜的说辞和理论。这些说辞和理论中的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国家，你就什么都不是。后来有精通历史的人指出这句话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的言论。也有很多人根据习近平在南海问题上和其它外交事务上的咄咄逼人的做法把他和希特勒联系起来，并称他为习特勒。 这也促使人们把习近平做得最多，也是他赢得一定民望的反腐败运动加以对比。南京译林出版社引进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在2001年出版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 该书甫一出版，即得到了《东方历史评论》、《南方都市报》、共识网、凤凰网读书频道等媒体的大力推荐，并迅速成为热门图书。最近随着习近平对舆论管控的收紧，听说该书也被从各个书店和图书网站下架。看来习近平这个具有三个自信的真男儿也不是那么自信。我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国内读者，并附上萧轶 先生和景凯旋教授的评论以飨读者。
宋乔 2016年4月3日 于美国
附：
1. 纳粹反腐提供给中国一面镜子
萧轶 2015年10月8日
自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0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普通民众对反腐运动纷纷给予赞誉，但在大陆网民中也存在极大的异议舆论，对运动式反腐持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反腐运动的持续之下，反讽的是，反腐宣传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力度加大了。比方讲，展览行业成为极具商业价值的热门产业：从最初的提出方案，到反腐基地的建设，再到最后的布展、内容的更新，公司都可以完成，价格根据基地或者展览的情况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民币不等，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运动更是让反腐宣传产业催生了大量的商业竞争对手 。各地政府还特别投资了相关的反腐教育基地，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渤海会议中心的沧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投资更是高达1000万元。 同样，官场反腐方面的图书市场也变得非常火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腐运动持续高涨的时候，以出版翻译图书见长的南京译林出版社引进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在2001年出版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今年7月出版以来，得到了《东方历史评论》、《南方都市报》、共识网、凤凰网读书频道等媒体的大力推荐，因其极具现实意义的内容，让这本学术书迅速成为热门图书。
巴约尔在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后，向读者展现了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并且，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表明：腐败是极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极权危机的公关方式；在极权统治之下，腐败不仅是被默许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为腐败是极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
据译林出版社的版权编辑、同时也是该书译者的陆大鹏向笔者透露，译林出版社早在2012年就购买了此书版权，当时尚未如火如荼地进行运动式反腐，当时只是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引进。此书刚刚上市，便收到大陆读者的盛赞，书中的贪腐案例和反腐手段不断被读者摘抄，发布在互联网上对大陆的运动式反腐进行冷嘲热讽。八月底，此书在上海季风书园的推广活动被上海市委宣传部临时叫停，但这并没有影响社会对该书的持续关注及其销售，司空见惯的大陆网友反而戏谑地将之称为有关部门对此书的嘉奖行为。此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在于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大陆的运动式反腐，甚至对于那些从不关心政治的大陆人来说，阅读此书也可明白极权制度下的反腐机制。
腐败是极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
正如弗兰克·巴约尔描述的那样，魏玛时代恰逢政治较为开明的时代，文艺流派、时尚风潮和道德观念才得以走在前沿，随着社会观念的革新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纳粹正是借助充满弹性的粉饰性阐释语言，将社会问题的出现归结为“腐败的议会制”，从而借助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煽动德国民众颠覆魏玛政权。反讽的是，以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来塑造夺权合法性的同时，纳粹党的腐败体制便已悄然形成。
为了凝聚党员同志和社会精英的斗争决心和群体忠诚，巴约尔写道，除去道德号召的的蛊惑煽动之外，纳粹党还将“苦难辉煌”塑造成英雄式牺牲，对“蒙难者”进行利益补偿。这种利益驱动的代偿机制，使得纳粹党逐渐地形成了固化的“恩主—门客”结构，故而极易催生裙带关系与门阀统治。随着权力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议会被解散，政治分权制度被废除，对财政的监管权、对违法行为的公开讨论和批判性质询逐渐不复存在，所有能够实施权力监督、组织腐败蔓延的分权制衡机制逐步被废除。纳粹德国在中央一级的反腐机关是帝国反腐中央处。负责国防军、党卫军、警察和军械工业界腐败案的基纳少校说，他的工作往往“徒劳无功”，“举步维艰”，原因是“党和私人政治”之上的“政治冲突”。战事吃紧，人手日减。基纳“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的工作的毫无意义”，巴约尔写道。
作者指出，待得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已是可有可无甚至阻碍纳粹体制的一体化进程时，纳粹党在1933年9月立马解散反贪局，因为腐败已是纳粹的生存策略。为了维护权力的持续稳固，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就必然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利益补偿，来填充下层官员无穷无尽的欲望沟壑。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在明争暗斗中固然需要不断地通过利益收买来维护自身权力，通过腐败分账来赢得政治盟友。
巴约尔的研究发现，纳粹馈赠式腐败的目的，是在通过恐怖压迫之外，借助系统性的利益诱惑，通过自上而下的腐败进行拉拢和控制，从而达到统治的效果。著名的凯特尔元帅就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体制内官员进行利诱，能通过收买人心来保障权力的结构稳定；对社会而言，因权力而腐败的嚣张展示，也可以用来震慑民众，或诱惑精英与极权共谋，从而消除社会层面的敌对暗流。随着腐败的加深，纳粹统治阶层越来越倾向于用奢侈的生活来突出自己在纳粹权力等级体系中的显赫地位，能象征性地显示出自己对有价值资源的支配能力。这种无度挥霍的奢侈腐败，其实是无可救药的权力炫耀：一方面为了突出自身在纳粹等级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被拿来当做国家社会主义繁荣昌盛所必须的物质展示，用盛大壮丽的表现形式来夸耀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大，本书作者写道：“只有配得上帝国威严的堂皇外表才能维持住当局的权威。”
甚至，元首党棍们写作或出书，也是腐败方式之一。比如希特勒的私人收入中，很大一笔来自《我的奋斗》，政府机关统一购买元首著作是纳粹帝国统治之下的一项义务，故而得到政府的大力赞助与推广，积极响应者更能得到希特勒的青睐。巴约尔指出，《我的奋斗》稿酬每年150万—200万马克，而同时期教师年薪约3000马克。再比如，纳粹帝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稿酬高到离谱，出版传媒机构巧设名目给戈培尔献金，戈培尔1943年稿酬收入30万马克，埃尔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借此培养戈培尔的垂青，从而能够更好地通过权力逐步控制出版传媒行业市场，到1944年控制了全国报业的近80%。而且戈培尔的稿酬是免税的。与此相似，对于中国大陆官员的图书出版，一直是大陆出版机构喜闻乐见的事情，甚至有些出版社善于借助大陆政府相关政策而衍生出相关的图书出版，这已是大陆出版界公开的秘密。在习近平与他所发动的反腐整风运动的执政下，这套投机性的游戏规则可以说是更加凸显，而《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的出版可以被看成其中的例证。
腐败对极权运转起到了润滑作用
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破除了学界一直以来对纳粹官僚体系的历史看法，那就是纳粹的崛起及其政策的实施，并非仅仅如同齐格蒙·鲍曼所阐释的现代官僚体制导致的精确执行和意识形态的狂热信仰，还存在着通过祛除道德顾虑的利益驱动，使得普通老百姓因个人私利而踊跃参与，通过利益诱惑让普通人主动陷入大屠杀罪行，进而被捆绑在纳粹体制的疯狂战车之上。腐败对极权运转起到了润滑作用的最极端例证，是并不冰冷的私心腐败让大屠杀的运行效率大大增加。巴约尔发现，种族灭绝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纳粹借助对腐败的默许态度，可以腐蚀群众道德，让德国人在卑劣行径中彻底断绝自己的道德退路，从而越能强烈地认同和支持纳粹统治，更加狂热地主动执行纳粹政策，通过共同分赃来达到全民共谋的盛大局面。在利益的强大诱惑之下，利用犹太财产大发横财的卑劣行为使得反犹政策越发极端。因为不愿私吞的利益被索回，疯狂参与的积极分子跨越道德泥淖，将反犹做得更加彻底。于是，结党营私的贪污腐化在权钱诱惑下，将雅利安化过程演变成了一场横财竞赛。在反犹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于腐败问题也偶有打击，但巴约尔却发现，对于总财务官来说，反腐的目的并非打击腐败，而是毫不知情的中饱私囊让他感到自身权力被藐视，自己对党内财政的中央管辖权被下属抽空削弱，通过反腐来巩固自身在纳粹党内的权力地位。
集中营的腐败体系是纳粹帝国的缩影写照。由于集中营既不受普通行政机关的管辖，又不听从传统政府当局的领导，也不受司法部门的控制，几乎处于独立自主的运作体系，所以在财务方面完全不受国家财政监管体系的影响。在巴约尔看来，集中营的腐败在早期建立时便已露端倪，原因就在于从创立初期开始，看守人员便是无业的纳粹党活跃分子和街头地痞流氓打手等，一旦拥有权力何况还是绝对权力，残暴野蛮与贪婪腐化便互为因果地在集中营里恶性循环，更因代偿机制而越发腐败。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为了权力的巩固，通过各种手段中饱私囊和馈赠下手，让自己与爪牙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希姆莱还担任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委员，这意味着他在参与罪恶的同时，还需要在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做好文章。这就导致现实越是腐化堕落，希姆莱就越要塑造正直无私的伟光正形象，为了完成这种相悖的统一，希姆莱将一切罪孽皆归结为犹太的荒诞逻辑，他在担任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委员时，面对腐败带来的道德问题说道：“我们还没能消灭腐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巴约尔指出，也存在因腐败而撤职的集中营指挥官，但撤职的原因并非因为腐败本身，而是过分对外张扬腐败收益有可能将集中营秘密暴露给公众的危险。
最让弗兰克·巴约尔吃惊的是，这种利用腐败来运转极权机器的国家措施，使得第三帝国期间被撤职的所有省部书记和政权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腐败倒台的，几乎没人害怕自己因腐败行为受到检举控诉。甚至，有些高官因腐败受到指控，只需“承诺将账款退还”便可免于刑事起诉。当年铲除腐败的道德号召以及事后自我粉饰的宣传口径，让纳粹党人不得不对腐败问题不断容忍，如果因腐败而被提起诉讼，巴约尔写道，“这会给敌对势力的煽动造成口实”，所以赦免腐败官员的违法犯罪是“粉碎了对我党同志的迫害企图”，而太过严重的腐败案件则被定义为“国家机密”而无从调查。只有统治者认为有利时，才允许报道贪赃枉法行为，模棱两可的报道措辞，让读者必须字斟句酌才能从字里行间发现言外之意，修辞作为文学的手段，在媒体的报道上屡试不爽：不仅对官员的政治问题进行艺术性修饰，还会对贪腐数额进行缩减性改写。这与中共的反腐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当官员级别到达一定程度时，官员的腐败数额往往被降低处理，在案情公布之时往往通过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从而保持国家的体面。对于重量级官员进行秘密审判，中共往往信息发布也选择在晚上比较晚点的时间推送。几乎每次省部级官员被查处之时，大陆网友对贪腐数额嗤之以鼻，以“大陆官员竟然如此廉洁”之类的语句进行反讽。
没有制度保障，腐败铲给谁看
在一般情况下，纳粹政权通过责任嫁接、丢车保帅等手段进行象征性反腐，对无甚价值的官员进行查处，并通过媒体宣传让民众看到纳粹反腐的决心与力度。然而，社会民众对纳粹腐败的态度，在统治前期，由于掠夺经济的蓬勃发展，腐败问题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与容忍，这也使得民众对腐败司空见惯，逐步培养了对贪污腐败的麻木冷漠。只有当腐败到了无以复加之时，社会民众才会出现批评的声音。大陆社会亦复如此，只要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于大陆官僚的贪腐问题基本处于不闻不问状态，只有当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影响到大陆居民的切身利益之时，只要搭乘任何一辆出租车都能听到司机们滔滔不绝的反腐诉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为是体制本身造成了如此庞大的腐败群体。从他们的诉求话语中能够明显地发现，他们要么希望中央政府对腐败官员进行大力查处，要么就是认为经济的停滞来源于欧美国家的围剿阴谋。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也有不少的人埋怨严厉打击商业腐败行为是导致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社会精英和公务员尤其认同这种观点。毋庸置疑，目前对贪污腐化的打击，比当年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要严厉得多，范围也要大得多，更不要提超过中共以往的做法——即使也有很多人判断，不管中共反腐的力度要多深，只要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问题。
巴约尔的研究发现与当下大陆社会一样，因党禁报禁，腐败被揭发后，被驯服的新闻界再怎么遮掩事实与刻意沉默都无济于事时，公众热议而谣言四起，贪腐数额甚至会被网友不断夸大，但是很多平民百姓对此皆称“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吊诡的是，第三帝国期间，越是高层腐败被揭露出来，希特勒的形象就越在民众心中显现得英明伟大。为保公众情绪稳定，查处无靠山者以告慰，或内部斗争与派系分赃不均而不得不血祭一二，或时而祭出于体制无关紧要者，继续做着“帝国梦”。一直到战争后期，由于战局的失利对纳粹政权构成了威胁，因贪污腐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崩溃，更怕战争期间“后院起火”，只有在这种例外状态之下，纳粹才开始有所行动。然而，越是粉饰太平，就越需要纵容腐败行为才能完成形象的塑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帝国西墙战事工程。巴约尔写道，这个庞大的豆腐渣工程由于被纳粹宣传机器鼓吹为“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以致于问题丛生之时，不仅需要通过叫停调查来封堵丑闻，同时还需要对工程总监进行大肆嘉奖，通过表彰他“在建设德国西线防御工事中的卓越贡献”来美化帝国形象。
尽管社会民众对贪污腐败会进行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但弗兰克·巴约尔发现，他们对腐败的控制并不针对纳粹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批评官员们没有遵从意识形态，认为帝国的纯洁只是部分蛆虫进入了体制。这与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反腐所收获的民间舆论大体相似，很多普通老百姓对数额硕大的贪腐案件，往往只对腐败官员进行口诛笔伐，并不会质疑大陆体制本身，更无从认识到这是大陆体制的必然结果，反而对大陆政府的反腐拍手称快，使得每一次的反腐都可以让政府重新收获一次民心，平民百姓由此也对最高领导人更加爱戴，大陆互联网上随时可见的“习大大”称呼以及被网友广泛传播的《习大大爱着彭麻麻》等歌曲更是被广场舞大妈们当做背景音乐。与此相似，正如巴约尔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德国民众早已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即使是普通百姓们的抱怨，抱怨的心理实际是他们没有得到同等机会共同参与分赃，这类话语在大陆社会的日常饭局之上俯拾皆是。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动辄表现出正气凛然的严厉批评者不过是匿栖社会下的假面道德而已，大陆居民对此其实并不陌生。考虑到纳粹德国反腐研究在今天的中国读者中可能产生的警醒与评判，这样一本利用反腐商机的书得以出版本身也是一种讽刺。
萧轶，青年学者，现居大陆。
2. 希特勒和习近平同样反腐败
作者∶景凯旋（南京）
阿克顿勋爵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铁律。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会滋生腐败，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按照这一铁律，现代极权政体拥有绝对权力，其腐败程度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极权是以民粹为基础，强调执政清廉，又有极大的执行力，因而历史学家与公众往往更关注其暴力，而忽视其腐败，甚至认为极权制度至少杜绝了腐败现像。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可以说破除了纳粹的最后一个神话。
此书以大量证据表明，极权制度是最能滋生腐败的温床。纳粹是以反魏玛共和国的腐败而获得民众支持的，但其上台后的腐败程度却远超过魏玛共和国。这是因为，纳粹政权实质上是一种“将世界观的信仰与不受任何限制的行为方式结合了起来”的一个利益集团，按照作者的说法，纳粹体制是一种“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因此“提携党羽、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制度化的官官相护成了纳粹运动的政治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下，纳粹政权的腐败不仅范围极广，而且是自上而下的腐败，这成为其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拿希特勒来说，他控制其领导层不全是靠领袖魅力和意识形态，而是用赠礼和资助等物质刺激。这实质上是一种血酬定律，如希特勒本人占有的名画就有5000多幅，是卢浮宫的四倍。同时希特勒也非常重视论gong行赏，将抢夺他人的财产进行再分配，这种对自己人的物质奖赏为领导层之间的私人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例如，戈林就曾将一处国家森林无偿馈送施佩尔私人所有。上行下效，权贵们的骄奢淫逸、中饱私囊扩展至下层，尤其表现在占领国和集中营的下层管理人腐败现像。
这种全局性腐败必然会导致国家财政瓦解，民怨沸腾，因此纳粹时期也不断进行反腐运动，还专门设立了帝国反腐中央处，党卫军法官摩根就声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权，能够像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展开如此彻底和坚决的斗争。”但由于没有制度约束，国会、审计、司法和媒体都失去监督作用。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没有权力监管和分权制衡，没有针砭时弊的公众和新闻自由，如果所有的政府机关都不遵守常规的原则，如果没有独立的监管机构，所有的反腐行动都注定要失败。”
事实上，纳粹反腐与民众无关，而只与政权稳定有关。作者将纳粹的腐败分为体制腐败、受到宽容的腐败和遭到打击的腐败。体制腐败主要是指高层不受约束的特权，而遭到打击的腐败则是那些没有靠山，对体制无用，或者是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官员。希特勒本人曾发布“关于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要求高官削减公务消费，但他本人对反腐并无兴趣，他最关心的是追随者是否忠诚，因而下令法庭不应当“根据正式法律的观点，而是应当遵照党的运动的政治需求”进行裁决。在纳粹看来，假如腐败者有“结党营私”或“非组织关系联系”，那罪名就比经济上的腐败还要严重。
这种政治化反腐的结果是，谁要是在体制内得宠，就会保住一切;谁要是失宠，就会失去一切。“对于腐败分子，除非他们卷入了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在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眼中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或是侵吞了党及其组织的财产，否则就不必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受到检举控诉。”如在涉及到大量高层官员的批发商内特林行贿案时，希特勒就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不准深究，那些高官们也将受贿推给自己的妻子，称自己不知情，最终是内特林在狱中自杀，案件不了了之。无论腐败还是反腐，都成了加强统治的工具。
当局偶尔也惩治腐败官员，但只是为了安抚一下民众，绝不会让反腐动摇体制。许多腐败案件或是不公开审理，或是通过党内法庭，以降职、开除党籍的方式处理。经济的成就和反腐的无效，都导致民众对腐败的麻木。但无论如何痛恨腐败，普通德国人仍认为上层是清廉的，不会对整个制度和统治层提出质疑，人们普遍相传的话是∶“如果元首知道这事就好了”。而且越是高层腐败被揭露出来，希特勒的形像就越是伟大。至于民众批评政府官员腐败，不是批评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批评官员们没有遵从意识形态。实际上，德国民众已经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他们“仅仅是在抱怨为什麽自己没受到照顾”。
由此书可以看出，纳粹政权的腐败与反腐都是出于人治，而非法治。有组织的任人唯亲是这个体制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可能制度化地反腐。正如作者所言∶“第三帝国的腐败不仅是纳粹运动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同时也是独裁统治的典型结果。”换言之，正是希特勒领导层系统性地促进了腐败现像，并利用腐败来达到统治目的，才导致腐败不可遏制地漫延。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不可能真正地反腐。
景凯旋推荐《弗兰克•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陆大鹏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
——原载《共识网》；原题∶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