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的张娟女士对我进行过一次访谈，很愉快的交谈经历，高山流水，明心见性。现时代，能够认认真真谈论文学本身的人实在可贵，图书评论还在坚守，尽管只是小小一隅，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始终认为这个时代里文学应该是边缘的，时代在沸腾着，我们感同身受，被浪潮推到岸边，细听细看。】
文学的力量：批判与重建
——伊北访谈录
《中国图书评论》张娟（以下简称ZJ）：成为一个作家，最初的那个触发点很引人好奇，比如马尔克斯是在看了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之后，忽发感慨说：“啊，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啊”，然后引发了自己的写作激情，从而一发不可收。请问，你的那个触发点是什么呢？
伊北（以下简称YB）：从小读西方名著和中国古典名著，的确对那些“大作品”有叹为观止的感觉，我接触到大多是中国古典和西方现实主义和批判形式主义的东西，不过我写作并没有受谁的触发，只是想要自我表达。写作归根到底是一种发现，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你自己的发现。
ZJ：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但却常常缺乏发现的眼光，日常生活是让人沉下去的，因为太习惯而熟视无睹，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僵硬麻木，就会产生很多诸如空虚、无聊等情绪，那么如何发现呢？
YB：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发现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你怎么表达，或者说表达本身就是发现。有时候怎么写对于内容传达出来的感觉有很大的影响，结构，叙述的口气，叙述的角度有时候能决定你写的东西的路向。结构、口气和视角，有时候是艺术，也是政治。好像我记得是蒙田说过，我不关注你说什么，我关注你怎么说。想要在题材上又多大的突破已经是不可能，想要发现多么幽微细致别人未见的东西也是很难，现在外面光怪陆离，可以写的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要考虑是怎么写它。时代给予了我们一盘菜，生的，怎么炒，看你。炒熟是一个境界，炒得色香味俱全又是一个境界。
ZJ：炒菜，很有意思的比喻，这就是你很独特的个人体验吧。一个作家开始写东西之后，会慢慢形成一些自己的理念，一个没有自己的创作理念体系的作家不会走得很远，我在你的作品中也看到一些论述，非常特别，自成体系，有没有自己梳理过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写吧？
YB：谈理念范畴很大了，我不敢说我有什么理念，但至少还清楚为什么写。我觉得我有点跟不上潮流，现在散文、随笔的趋势是“非虚构”，往往写破碎的现实，但我的主题随笔却是希望中从中历史材料和现实中汲取力量，因为我觉得文学是要给人力量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仅仅揭露是不够的，揭露的事情可以留给新闻去做。至于小说的创作，我也许还是落伍，我不喜欢在小说中玩叙述的游戏，而是想要集中塑造形象，他们是时代的光束聚焦的一个灼热点。我希望读了我的东西，你会有复杂感，犀利，但必须也有关怀。文学是梦。不管噩梦美梦，大家需要被治愈。
ZJ：我想“非虚构”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可能是因为我们过于平淡的生活都需要强有力的现实来冲击一下吧，你的主题随笔也同样带来冲击，只不过更温和一些。好的作家只有温情是不够的，很容易流于肤浅，还必须毒辣，一击即中人们的心灵缺口，你是如何将温情和毒辣很好融合的呢？
YB：温情和毒辣，这个命题很有趣。我觉得毒辣主要在于发现，你需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才能发现平常不那么容易发现的东西，温情是包容，你发现之后只有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重建。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只有毒辣，犀利的笔触，后来我发现那是不够的，文学的力量如果只是毁坏，那会非常遗憾。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好的文艺都是有点英雄主义的。
ZJ：然后是写什么？作家一般都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年轻作者更是倾向于对自身经验的热衷。你的作品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比重最大，是你的民国随笔系列，目前已经出版了《爱恨都已倾城》《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半生素衣》《流苏与娜拉》等，还有已经完成的《蚤满华袍：晚年张爱玲》，为什么对这类题材这么感兴趣呢？是和你的专业有关吗？或者这类主题随笔如何触动了你呢？
YB：最初是跟自己的专业有些关系，但写民国，也是对当下品格的反思，我乐于从民国时代的人物身上打捞出一些美好的质素出来。当然可能会被人认为不够全面。但我始终强调，对于过去，我们可以力图全面地去了解，但转而呈现，我希望有美好。比如对林徽因和陆小曼的争论，很多，对于她们的为人怎样，也很多争执，但我写林，着重写她的心路历程和一种“不坠落”的精神，写陆，着重写她的任性以及后来的偿还，所谓“半生素衣”。历史是不断被建构的，大的历史是这样，个人的历史同样是，揭露丑恶是建构，发现美好更不容易。我对古人更宽宥。
ZJ：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建构之中，一般的说法历史好像只与那些大人物有关，但你曾说更关注“逆流而上”的人，关注“小人物的绝地反击”，而且所写的多为女性，作为男性作家，为什么对女性有更多的关照？
YB：这个问题我以前回答过。关注女性是因为女性的命运往往更有戏剧性，因为相对于男权，女性是弱势的。所以与其说我关注女性，不如说我关注弱势群体，有时候我也关注都市边缘人，关注宠物，关注老人，关注孩子……我写民国女性，写小人物，的确是因为喜欢看他们的挣扎，然后反击。
ZJ：第二部分是长篇小说，《被结婚》和《北京浮生记》，关于“养老”的小说也已经完成，都是关注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处境的，年龄到了被迫结婚，为了房子疲于奔命等等残酷嘈杂又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这应该算是“社会问题”小说，以文学干预现实，但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现实呢？
YB：我觉得不算干预现实，说干预现实太过于“80”年代了，那时候的纯文学成为社会发声筒，一下被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中文系是考大学的大热门，我觉得那其实是非常态的，文学不应该是大棒，也不是盾牌。你只是文字，没有那个力量“干预”现实，文学是旁观者，但我觉得文学可以“关怀”，“关怀”现实比“干预”现实更准确。所以我写长篇小说，也是对现实的关怀。我是写我自己的感受。生活在这个时代，又活在北京这样一个与时代的呼吸同起同落的地方，你不可能对时代毫无感触，所以我也未必赞同一些人特地去体验生活，我觉得对我们这代来说，在这个大都市挣扎求生本身，就已经是残酷的生活。生活的本来面目，是逼到我们面前的。被结婚，北漂的屌丝男，养老的冲击，爱情的快餐化，我写我们这一代的感受，中国化的感受。
ZJ：是的，也许关怀比干预更有力量，现实状况这么严酷，太深的刺激读者也会受不了，所以更期待被治愈被抚慰。前面我们谈了你作品的两大部分，那么你既关注当下，又关注历史，在这两种视角转换之中，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感受和全新的认知？
YB：这不是视角，我觉得更可能是关注的点。独特的感知和全新的认知都在书里了。大家可以去看。我喜欢悲喜交集的东西，我挖的历史和捕捉的现实，误解我的人可能只当热闹看看，其实我想说它们的内涵都是很重的。
ZJ：第三部分我要特意提一下，短篇小说集《臭伉俪》，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经常拿起来读一读。你在后记中说，你写的都是“惊情”，“真正的传奇在于内心的挣扎和纠结”，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又如何看待短篇小说创作呢？
YB：短篇小说对于技巧的要求更高。但更要求一种内核，你对人事的思考，长篇你这一段写不好，下一段还可以继续写，短篇不给你这个机会的。我也很喜欢《臭伉俪》这部小说集，代表我一个阶段的小思考，虽然有的是幼稚的，但翠嫩也有翠嫩的好处。至于“惊情”，我的意思是想写平常事中的不平常，我需要这个翻转的，因为如果仅仅是猎奇，我觉得看社会新闻就可以了。文学还需要更进一步，虽然现在这一步越来越难。以至于有些大作家都开始写抽象意义上的东西，或许中国现在才开始逐渐走向“现代主义”。但我更青睐现实主义的作品。
ZJ：最后到技巧层面，就是怎么写？如你所说，你更青睐现实主义，而且作品也基本是现实主义的路子，有没有尝试比较试验的写法？
YB：目前还没有尝试过太实验的东西。可能我为人为文都比较保守。我接受潮流的东西很慢，就好像都过去好久了，我才知道，哦，有个女歌手唱了首歌叫《我的歌声里》，一听，哦，挺好的，咬字挺新鲜的。
ZJ：对一个作家来说，阅读，阅历，思考，都必不可少，阅历和思考是非常个人化的，阅读却有借鉴意义，你能梳理一下你的阅读史吗？曾经受到过中外那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又是如何克服这一影响而形成自己风格的？比如你早期的作品能看到张爱玲的影子，但后来境界逐渐开阔风格日趋多样化。
YB：因为是学现代文学出身，所以受张爱玲的影响是有的，但不仅仅是她，我非常看重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给我们后来的写作者留下了很多余地。因为白话文写作是从他们开始的，以前都是写文言，比如冰心的东西现在很多人不爱读，但我觉得她有她的优点，她为美文写作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如果你想写美文，你要思考的，那么OK，去看冰心。郁达夫为第一人称的自叙式写作留余地，后来的一批私小说家，比如卫慧、棉棉什么的，其实都是这一路的变体。你要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虽然未必站得上去，但也要努努力。至于张爱玲，她反倒是个个例，非常独特，同时又很传统，你读她的东西很容易受影响，但我不喜欢她写作的路向，一律下沉，她的人生不快乐，晚年生活更是触目惊心。
我早年阅读过很多中国古典名著和西方名著，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去读名著是一种时髦，但那时候不完全懂，现在有的连情节也忘记了。比如初中读《追忆似水年华》，好几卷，读一点就读不下去了。我觉得一部作品对于个人来说，读下去是很重要的，《红楼梦》《水浒传》这些是能读下去的，三言二拍我就有点读不下去，《飘》《安娜卡列宁娜》是能读下去的，《白痴》就都不下去，有些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培养你的语感，对文字的敏感度，“无用之用”对于你的影响有时候你自己是无知无觉的，但那种影响又非常深入。
ZJ：作为80后，你如何看待当下年轻人的处境？社会结构日益稳固，留给年轻人的机会和空间越来越狭窄，生活圈缩小，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绝望、孤独、焦虑情绪蔓延……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一代，你怎么看我们的时代呢？
YB：我觉得这个时代很丰富了，物质上，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又是贫瘠的，因为常常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必要夸大自己的苦闷，但又不得不说，我们确实苦闷。也许每一代都是这样，苦闷的东西大多相同吧。生的苦闷，性的苦闷，自我实现的苦闷。我们现代很多人处于第一阶段，生的苦闷。
ZJ：作为作家，对于我们的文学传统，你觉得应该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对于批评视野里经常出现的50后、70后、80后作家，以代际来划分作家群的做法是否合理？
YB：我不太赞同，这好像进化论，一代压过一代，新一代来了，老一代就过时了？是这样吗？每一个作家都有“过时”的危机感。但好的作品其实是不那么容易就过时的，《围城》《边城》《倾城之恋》，都是几十年了，过时吗？所以不能这样说。现在90后冒头了，是不是80后就过时了？80后成了主流，70后就过时了？未必。至少80后，90后，现在还没有出现什么大作家，大作品，仍需继续努力。
ZJ：2010年北师大文学硕士毕业，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出版了十本书，大多数比较畅销，而且你有自己的工作不是专业作家，写作的时间又被压缩不少，所以这堪称一个奇迹，你是如何做的呢？写得太快会不会导致浮躁凌厉？
YB：我写得比较快，因为写到第三本的时候技术上的难题已经克服了，对于文字表达没有什么障碍，我的小说写得还是不多，也不够好，《臭伉俪》是我满意的，但长篇小说还需要磨炼。至于散文随笔，我比较放得开，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写散文越来越一气呵成，我喜欢这种状态。
ZJ：这让我想到苏东坡对自己的评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境界了，不过可能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才能低到，所以创作中也必然会遇到问题和困境吧，是否已经克服了？对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和方向有什么期许吗？
YB：有困境的，但一个写作者你必须学会自我成长，写作好比爬山，要翻山头的，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表达，你都要警惕。接下来写一个长篇，希望更有力量。我觉得具体就是要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你的发现，比如你想写什么题材，也需要机会和缘分，比如我写现在的年轻人被迫结婚，在北京生活女高男低的情况，还有养老的情况，这是题材上的巧遇。还有就是怎么写也需要摸索，叙述的口气，叙述的视角，以及写长篇的结构，短篇的精神，都需要你一点点从写作中摸索。没有近路可走。写作也是修行，领悟靠自己。
ZJ：客观来说，你算得上是畅销书作家，但同时在作品中又坚持严肃文学的立场和思考，比如在题材的别致性上又关注对人性的洞察与剖析，这样在身份认同上会不会有些模糊和尴尬，你是如何处理作品在面向市场、取悦读者和坚持作家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的？
YB：坚守与市场其实一直是一种矛盾，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一代作家，已经不是非常自我了，至少我写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读者，但一旦考虑了读者，写出来又不是特别满意，比如《臭伉俪》，对于里面的短篇小说有几篇我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因为缺乏市场运作，看到的人不多，我也觉得很遗憾，反倒是我早期不成熟的长篇《被结婚》接受的人会更多。这也是非常尴尬的情况。人总是贪心的，每个写作者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同这也是肯定的，没有人是写了只为给自己看的，所以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书畅销，但同时严肃的立场又是对自己内心的拷问。或许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不知道，我只能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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